土登贡培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另一名近侍。在擦绒被革职之后，十三世达赖比较倚重的就是土登贡培了，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十三世达赖的圆寂。
有人说：正是因为西藏过去的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是随意性的因素。所以，当每个达赖在圆寂之后，就失去了一个维持局面表面稳定的纽带，最高权利就成了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利益集团竞相追逐的目标。其中既有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也有中、上层贵族、高级僧侣等各方各面的人物。
西藏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血腥的、仇杀性的动乱，大都出现在这种权利交接的过度时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直至圆寂，最终也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就在布达拉宫上面传出的哀乐还在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一场新的权利角逐就开始酝酿了……
由于十三世喇嘛是在事先没有什么征兆的情况下圆寂的，所以一些发难者最先就是以这件事为由发起的。
支持下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职务最高而且与达赖喇嘛私人关系最为亲密的人就是朗顿．贡嘎旺秋，他不仅是噶夏政府的现任司伦（首席噶伦），而且还达赖喇嘛亲侄。
也许他自己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担任摄政的最隹人选非他莫属，所以他最大的希望是能担任新达赖亲政前的摄政；但朗顿.贡嘎旺秋在别人的眼里他除了出身高贵之外，其他一无所长。很多人甚至怀疑他的才能和能力，在背后非常不恭的藐视他是一匹被阉割了的“公驴”；另一个人虽然职务不高，但一直被看作能力超群，而且曾经很受达赖喇嘛信任的孜本龙夏．多吉次杰。
出于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他们当然都把排除的目标集中在那些最具竞争力的人物身上，进行排斥和打击，以减少他们在这方面的潜在对手。而当时对他们来说，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就是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最频繁、最密切的侍臣土登贡培。
土登贡培虽然不是和达桑占堆那样本身就是一农奴；但他却是一个比达桑占堆高贵不了多少的纳税农奴家庭。在外界看来土登贡培只不过是一个既没有职务，也没有品级的侍从；但他却是一个让人最不能忽视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由于他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到后来人们在称乎他的时候，甚至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坚赛”。
“坚赛”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随从”，可加在在土登贡培名字的前面，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随从”意思了，还有一层是“助手”或者是“助理”之意。这种情况是在历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土登贡培原名：德庆曲珍，出生于一个纳税的农奴家庭。12岁时他以无偿支付徭役税的方式，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拉萨。他很幸运的是他被选定为十三世达赖作近侍。
当然作为达赖喇嘛的侍从除了能够周到、细心的照顾达赖喇嘛的日常生活外，还需要一定的文化。
藏族是一个十分讲究书法艺术的民族，作为达赖喇嘛的侍从，他必须能很快的学会官场通常使用的，被称为“乌坚”的字体(楷书)和草书字体，以便能胜任为达赖喇嘛抄写公文，记载达赖日常事务的大事记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由于他天资聪慧，他在学习期间便崭露了他在各方面才艺的头角，他除了很快掌握了书法之外，还懂得一点园艺、建筑和当时的一些现代机械。因此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注意。也正是因为达赖喇嘛对他的这种注意，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21年十三世达赖破例的将他列为色拉寺“杰”扎仓的喇嘛，为提高他的身份奠定了基础。谁都知道：相比之下，在三大寺中色拉寺杰.扎仓出了很有名望的高僧活佛。土登贡培能被达赖喇嘛提名并列为杰.扎仓的喇嘛，并由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赐法名—土登贡培，那是一种特有的殊荣。
于是自此之后，土登贡培在别人眼里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侍从了。凭借他的聪明伶俐，他逐渐成为十三世达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他除照顾十三世达赖日常生活之外，还为达赖抄写各种文件、助理各种事务、甚至还为达赖放映电影和拍照，连十三世达赖自己都觉得他不像个一般的侍从，而像自己的一个儿子。
更主要的是他还负责主持了布达拉宫东半部的维修、营建了罗布林卡的坚赛宫、担任札齐电机厂的负责人。并在他担任这个负责人期间，有效的利用了多德山谷水利发电厂的动力资源。这一切都使他一下子就成了政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在十三世达赖身边，深知达赖一直希望有一支能够由自己控制并亲自指挥的军队。所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两年前，土登贡培还说服十三世达赖喇嘛以“殷实之家”的子弟为对象，招募一千名士兵，组成了一个“仲札代本兵团”，并为这只军队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接受英式的正规训练。
训练结束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常常亲自来观看，特别是一次在罗布林卡演练时的那次观看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非常满意。
有资料说：“1933年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观看这个代本团训练后，印象很深，他还在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说：“除了英国和印度的正规军之外，我还未见过这样精明强壮，且纪律严明的军队。”
因而土登贡培一直把这个“仲札代本团”视为自己的荣耀，很多人都相信：他可以不必征求噶夏政府的意见就可以对这个兵团单独发号施令。
也是在这个时候，土登贡培所取得的成功，标志着他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显示这种成功的标志，是当时西藏有两部从印度进口的英制奥斯汀牌小轿车，一部为十三世达赖专用，另一部则为土登贡培使用；另一个标志是他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头衔，但他的命令有时甚至被认为就是达赖的命令。
有人说：如果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真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完全可以凭借着他往日威望，控制住西藏的政局，用这支最富有战斗力的“仲札代本兵团” 轻而易举的执掌摄政的大权。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在达赖喇嘛圆寂后，有人曾暗示过他，他也没有这样做。可以说这是土登贡培一生中的最大的失误。
因为对土登贡培来说，达赖喇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他有些新的思想、新的思维，并想用他的理念去改造当时西藏那种不合适宜的现状，那也是在以不伤害达赖的权威底线的情况下进行的。
也许因为他的少年得志，也可能太过于自信，所以他在得意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得罪了许多权势人物。
特别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大环境中，那些出身显赫的权势人物，怎么能心悦诚服的听他这样一个农奴出身的年轻人幺五喝六呢？所以他一旦失去了身后那个权威的保护，他马上就成了落在平川的老虎了。
特别是在权力真空时期，还居然有人提出由他来担任摄政，不能排除是有人有意把他架在火堆上烤。
在这时候，前面说的那个孜本龙夏，却先采取了行动。其实龙夏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地方是和土登贡培是一致的。都属于对于现实不满的改良者，只不过是龙夏比土登贡培更过激一些；但到这个时候权力是最重要的，要得到权力必须要先剪除竞争对手，于是龙夏便先在最为保守的寺院里掀起了宣传攻势。
他先向寺院的喇嘛提出：“我们尊敬的大师，怎么可能就这样突然的离开了我们呢？如果是得病了，为什么事先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等一系列的尖锐问题。
这是个最富有煽动性的问题。很快在三大寺院扩展开来，纷纷要求公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经过和原因，并写成议呈呈报给噶夏政府。
作为司伦的朗顿当然也希望这样做，于是朗顿召开了一个大会，决定立即着手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朗顿首先派人赶往哲蚌寺寻找曾经为达赖喇嘛看病抓过药的乃穷寺的大护法降神师乃穷曲吉。
随后又让罗布林卡的警卫部队关闭各处大门，逮捕了土登贡培。
不久土登贡培即被押到会场。
会上的代表们厉声问道：“大师圆寂的原因你必须交待清楚。”
土登贡培回答说：“大师患病后，我于
接着大会又传来乃穷曲均审讯。
乃穷回答说：“是神附在我的身体上，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问出什么结果，当然这种事情也不需要有什么结果，于是会议决定将二人监禁起来听候处理。
代表们一致认为：十三世达赖的圆寂无疑是药物引起的，必须对当时达赖喇嘛身边的人进行严惩。
最后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就决定撤销土登贡培的一切职务，没收其全部财产，判处终身流放到工布地区的则拉宗（宗：藏语意为县）；其父扎西顿珠也被充军到尼木宗关押。乃穷曲均·罗桑索朗也被撤销三品衔的护法降神师的职务，交哲蚌寺监禁在“罗色林”扎仓内。
十三世达赖的私人医生强巴益西本属无罪，但他是大师侍从，敬药是他的责任，但是当乃穷曲均敬药时，他没有坚决制止，构成渎职罪，决定没收其财产，充军到加察宗，永远不准返回拉萨。
不仅如此，反对土登贡培的人士，还以对罪犯最富污辱性的惩罚，命令狱卒给曾经显赫一时的土登贡培和强巴益西医生穿上普通的白氆氇藏袍，然后被绑在一头黄牛背上，由藏兵押着在拉萨城内游街，与同样披枷戴锁的父亲在八廓街擦肩而过，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被流放到何方的悲惨境地。
当时受过土登贡培关照的人私下都说：当他们看到土登贡培等人，遭到如此羞辱性的处罚，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从发难者提出一系列问题中，没有一件能说明土登贡培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的原因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土登贡培却受到了这样严重的惩罚。谁都能看得出来土登贡培一案，无疑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桩冤案。
当事人之一强巴益西医生，后来对这段史又作了以下陈述：“1933年藏历10月22日，十三世达赖患了流行性感冒，在服用了我敬的汤药—‘罗布顿汤’（藏药‘七宝汤’）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10月24日，十三世达赖带病参加了下密院冬季接见的摸顶加持仪式之后，就开始发烧，大家都议论纷纷。
27日，十三世达赖的近侍官，有大喇嘛头衔的土登贡培亲自到乃穷寺请大护法降神师乃穷曲均·罗桑索朗前来问病。
28日，乃穷曲均·罗桑索朗来到罗布林卡格桑颇章寝殿。当时在场的只有乃穷曲均、土登贡培和我。我看出大师佛爷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按医生的说法正是热退风生之际。
可乃穷曲均居然跳起神来，而且边跳边说：“有没有治疗感冒的羌灵十四味？”
当时我虽有这种药，但我认为目前不宜服此药，故而回答：“没有。”
乃穷又问：“那么请问一下我的随从佣人，看他带来没有。”
我很诧异，心想：乃穷曲吉大护法降神师是从来不带药的，今日为何自己还带着药来？
这时土登贡培奔往门外。
回来时，交给乃穷曲均一个小药袋，乃穷曲均立即从袋中舀了一点药，放到大师嘴边。
此时大师佛爷已经神智不清。当一小勺药靠近他嘴边时，他的头左右摇动，显然是不愿意服药。可乃穷曲均硬是把一勺药倒入大师的嘴里，接着土登贡培连忙又给大师佛爷喝了一杯水，才把药服下。
药刚服下，乃穷曲均立刻恢复原状，抓起小药袋逃之夭夭。所以，乃穷曲均给大师服下的药是不是“羌灵包乌十四味”至今都是一个谜。”
接着他又叙述说：“当晚，大师佛爷病情恶化，继续发高烧，而且说胡话。于10月30日晚6时圆寂。”
强巴益西医生的这段陈述，完全是为了解脱了自己，可恰恰增加了人们对土登贡培的怀疑。
所以当时拉萨官场上又出现了另一种流言说：土登贡培一直深得十三世达赖宠信，后来十三世达赖又器重另一位侍从官索朗洛布。因此土登贡培产生了嫉妒，怀恨在心，进而勾结大护法降神师乃穷曲均·罗桑索朗加害了达赖喇嘛。
对此，土登贡培也作了说明：
“那天大师确实患了感冒，从28日起病势开始恶化，我曾多次准备向噶厦政府汇报；但大师执意不允，当时他担心会因此惊动全体僧俗官员。如果官员都来敬献永安礼物，势必影响大师安静休息，反于养病不利。”
土登贡培还特别强调自己是遵照达赖喇嘛的意见，才没有及时向噶厦政府通报的。而给十三世达赖敬药，完全是根据乃穷护法降神师的“神谕”献的药，如果不按乃穷护法神“神谕”敬药，势必要我来承担贻误病情的责任。
对于种种流言，各有各的道理，在各种官场会上，大家也都莫衷一是。
但很多人都为土登贡培辩护，认为：土登贡培多年忠心侍奉十三世达赖，也深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和重用，大家怀疑他与乃穷曲均合谋进献邪药，害死大师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土登贡培平时一向与乃穷曲均没有什么来往，再说大师刚刚圆寂就对他无情重处，对佛爷本身的影响也不好……
虽然有很多人替土登贡培说话，最后大会还是决定革除土登贡培一切职务，抄没全部家产，永远流放到工布江达地区的则拉宗（县）交由恰布寺监禁。
这一切都说明了尽管土登贡培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臣，但龙夏一伙也绝不是等闲之辈。就这样土登贡培最后还是流放了。
但是土登贡培还是凭借着自己以往的影响和声誉，在流放地没有受到太大的折磨，甚至得到当地官员及僧俗群众的同情和资助。由于他与噶厦政府驻樟木(中印边境口岸重镇)总管、来自康巴地区大家族的邦达养壁有着深厚私交。在邦达总管的支持下，土登贡培还是于1936年逃往印度，他向英国驻印度总督要求政治避难，获得英印当局的批准。
1939年，土登贡培在印度噶伦堡还与同时从流放地则拉宗（县）出逃的江乐金·索朗杰波一起在印度组织了“西藏革命党”。
由于他们的行动很快被英印当局发现，英印当局马上通知了西藏噶厦政府。噶厦政府当即决定引渡土登贡培等人。
后在中国中央政府驻印度加尔各达总领事馆的协助下，土登贡培得以乘飞机回到南京。江乐金·索朗杰波由于曾是不丹王室的经师，经不丹王室出面才得以解脱。
邦达养壁也因家族势力，于1946年7月22日得以安全离开印度回到上海。
而此时在拉萨的另一个革命党更敦群培，则被逮捕并监禁，三年之后即1951年，在他的两位贵族弟子的努力营救下，由他所在的哲蚌寺康村全体喇嘛担保下获释。
1947年，在得到噶厦政府批准后，土登贡培终于回到阔别了14年的拉萨，在十四世达赖的三哥，基巧堪布（总僧官）罗桑·桑旦的帮助下，噶厦政府向他发还了部分被没收的财产。
在西藏军区统战部部长乐于泓及平措旺阶等同志关切下，土登贡培参加了西藏工委和噶厦政府组织的扶贫粮食机构的工作，为人民解放军收购军粮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4年，土登贡培还俗与拉宗卓嘎结婚，婚后生有三个孩子。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土登贡培被任命为地质局副局长。1957年9月，他参加赴祖国内地参观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出席过国庆大典。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发动叛乱，土登贡培全家搬到了工商局大院内接受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大多数亲友没有参加叛乱。平叛结束后，他被调到自治区筹委会办公厅行政处任副处长。
1963年，土登贡培患重感冒引发脑溢血，于
在自治区筹委会办公厅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筹委会秘书长多吉才旦致悼词，认为“土登贡培为增强汉藏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给他的一生作了一完满的结论。
有人在评论土登培在西藏近代史上的作用时，说：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政时期，搞了一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失去了支持背景后注定要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