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西藏近代史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在谈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大都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既是一位引人注目，又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说他引人注目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近代史上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说他颇具争议的意思，也是因为对他这种争议，甚至争议到对他有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程度。
如前面所说，有人称他为‘伟大的十三世’，伟大到甚至可以与五世达赖喇嘛齐名；也有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国家蒙难时期，也想乘机摆脱和改变几百年来已经成俗的汉、藏关系。
所以，评价十三世达赖的功过是非，不能离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特殊的历史大环境。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1876-1933）从1895年亲政，到1933年圆寂，历时38年。
他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正是两个世纪交接的时期。在38年里，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了清朝晚期、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三个时期，时值帝国主义疯狂鲸吞我国领土，国内局势最为混乱，各国列强又纷纷染指我西藏地方,并极力挑拨汉藏民族关系，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隶属关系，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多事之秋。
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始至终一直被卷在那种政治风云的漩涡之中。
公元1895年 (藏历木羊年)，已经接受了象征成年的比丘戒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超过了规定的亲政的年龄(18岁)。也是按宗教仪轨规定，当时的摄政第穆活佛主动提出了辞呈。
当时，倒是十三世达赖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没有接受。当然这也许是一种姿态，表示对经师的敬重，但第穆活佛却很受感动。后来经“民众大会”讨论后，都认为：历代达赖都是18岁亲政，现在十三世达赖已经到了20岁，已超过亲政年龄，更应接受全藏人民的愿望，为了全藏众生的福祉应立即亲政。
由于第穆活佛在担任摄政期间，曾协助十三世达赖完成确认八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金瓶掣鉴。而且还在1888年组织了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西藏的战争，这次抗英战争，就是前些年大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红河谷》的历史背景。
虽然在那场战斗中，藏军损失得惨重，但在那场战争中，却表现出了藏族僧俗大众的那种不屈不挠抗击外敌入侵的英雄气慨。
所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亲政大典后，当卸任的摄政第穆活佛向十三世达赖辞行时，大部份僧俗官员都理所当然的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第穆活佛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戴。
可当时谁也没想到在第穆活佛返回自已寺庙丹吉林后不久，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就降临在第穆活佛的头上了。
事情的缘由是第穆活佛退居丹吉林后，给十三世达赖送了一双藏靴。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师徒情谊的表示。因为在第穆活佛卸任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表示对老师的感谢，也曾送给第穆活佛许多礼物。
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穿上第穆活佛送上的那双藏靴后，总是感到心神不宁，并且饮食大减。
一般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请首席护法降神师乃穷曲均降神，问卜原因。
据说请来的乃穷曲均喇嘛降神后，神师乃穷曲均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会出现饮食大减，心神不宁的感觉，问题是出在靴子里。
甚至还有人绘声绘色的说：当他用鼻子臭靴筒时，鼻孔马上流血不止。
所以，乃穷曲均神师断定：靴子里一定藏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据说，后来命人把靴子拆开后，果然在靴子翘起的靴尖上发现有一道符咒。符咒上有诅咒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咒语。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有人还在布达拉宫四周及桑耶寺附近，也发现有写着十三世达赖生辰八字的咒符和诅咒经筒，并且还有一个用糌粑制作做的“糌粑人”。
这种行为明显是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种恶毒的诅咒，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发生这种事情，绝对是一件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于是噶厦政府立即逮捕了第穆活佛，并且还逮捕了与他关系密切的侄子，当时还任噶伦的洛布泽仁。
经审讯，洛布泽仁招认是因为他们对十三世达赖亲政不满，企图通过诅咒谋害十三世达赖，然后再次推出第穆活佛摄政。
于是“民众大会”决定严惩洛布泽仁及其同伙，但对卸任的第穆摄政（八世第穆活佛）没有采取危及其生命的任何措施，只罚其在丹吉林寺经堂闭门修行。
当时八世第穆活佛年仅45岁。噶厦政府随后又决定革除第穆活佛系统的呼图克图(大活佛)封号。并不准八世第穆活佛转世，这在当时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
事实上，说是罚八世第穆活佛闭门修行，实际是被囚禁在丹吉林寺饿死的。当时拉萨上层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是把第穆浸泡在丹吉林寺内一个巨大的铜水缸里活活淹死的”。
总之，第穆活佛最后死得很凄惨。
由于已经宣布了第穆活佛不准转世，本该在他圆寂后寻找转世灵童的事也一直没能公开进行。
后来第穆活佛的支持者还是在暗地寻找了一个转世灵童。因为第穆活佛是第八世，就把新寻找的灵童定为第八世第穆活佛的转世灵童，并偷偷把这位灵童接到历世第穆活佛习经的色拉寺。
也是由于灵童的母亲与十三世达赖的母亲罗桑卓玛是姐妹。于是通过家族关系和寺庙的僧众，一起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施加的压力，加上三大寺的堪布们的苦苦恳求，并请驻藏大臣将此情况转奏光绪皇帝。
很快朝廷就下发圣旨，圣旨中明确的指出：所谓符咒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于是，第穆活佛转世终于获得了十三世达赖的允许。灵童旺达坐床后成了九世第穆活佛，但还是一直没有给他恢复呼图克图的封号。
从第穆事件中可以看出：虽然有些人一直标榜：西藏是一片佛国净土，但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这片土地并不净。在权术斗争中，还是让人看到了其中的阴谋和迷雾。可以肯定的说：八世第穆活佛之死，是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
而这个事件的结果，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自此之后，十三世达赖在西藏统治集团的实际领袖地位才基本巩固，其威望也大大提高。正如《西藏民族政教史略》中说的：“从此十三世达赖威服全藏，莫敢有违。”
谁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使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个时期开始，帝国主义列强曾强迫中国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他们加紧了对我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的侵略。这期间，英、俄等国组织的所谓“探险队”、“传教士”、“考察团”等，对我国西藏的活动更加频繁。
在这些活动过程中，老牌的英国殖民者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采的角色。特别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重要，英国殖民者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培养了许多亲英分子。其猖狂程度，甚至达到了连当时身为英印总督寇松，都敢绕过清政府，直接给十三世达赖喇写信。公开寻求英国政府与西藏噶夏政府单独进行谈判。
当然，最初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仅未为其所动，反而当时就把英印总督的信原封退回。并严正表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与任何外国交往。”
英印总督寇松发现当时还没到火候，于是他首先提出什么“大清国只是西藏的宗主国”。按照《大英百科全书》解释说：如果一个国家强大，能够完全实行它的统治，宗主权就是主权；如果实行不了这种行政管辖权，宗主权就什么都不是。其目的十分清楚，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要用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于是，寇松就在这种模糊的概念掩饰下，于1904年又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
多年之后，中国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处长沈宗镰从印度转到拉萨的时候，曾经向英国当时的负责官员提出了“宗主”和“主权”这个问题，那名官员也说不清楚，从而可以看出：这显然这是寇松杜撰出来的一种解释。
为了反抗英军的第二次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组织了一千多名藏军，赶到曲米香果旷原，与英军对峙。当时诡计多端的英军首领荣赫鹏一面提出提出谈判，一边却暗中命英军用重机枪、火炮先包围了藏军。
在与藏军代本（藏兵团长）拉丁·朗赛林见面时，英军首选提出双方应将火枪的点火绳媳灭，以示诚意。
因为藏军当时所用的武器大都是过时土武器，主要是火绳枪、刀、矛，还有用来驱逐牲口的抛石器。当时藏军所拥有的最先进的火枪、火炮，在发射和时候也得先用火绳点燃后才能发射；可是英军手里的武器都是当时最先的步枪进和直接发射的炮，有的当时刚刚发明二十多年的马克沁重机枪。
生性诚信的藏军不知这是英国人的阴谋，全都按着英国人的要求照办了，结果却铸成了大错。
当藏军把火绳刚刚熄灭后，英军突然向藏军开火，仅仅几分钟时间，500多藏兵当即被杀。其中包括一名代本(团长)和3名藏营级军官。余下的藏军冒着枪林弹雨，与英军展开了肉搏战。结果一千余名藏军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原野。这是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实施的一次最无耻、最野蛮的大屠杀。
曲米香果大屠杀激怒了藏族人民, 抗英情绪更加高涨。
4月9日, 英军一支骑兵先遣队在杂昌谷地，被埋伏在那里的藏族军民以土枪、土炮、滚木、飞蝗石等重创，致使英军的前进受阻。
英军随后又调动大量部队，在火炮、机枪掩护下，向藏军发起猛攻，直至侵入江孜重镇。
西藏各地民军和僧兵又集结江孜，与英军展开激烈争夺战。攻克了江孜宗山城堡，连荣赫鹏也险些在藏军夜袭中丧命。
最后，因英军切断水源，加之弹药库中弹爆炸，炮台沦陷，藏军坚持了近三个月之久的江孜保卫战始告失败。
武装抗英虽然失败了；但却从这场战斗中，展现出了西藏军民爱国、保家的民族骨气。给西藏近代史上留下了一曲悲壮的英雄战歌。
江孜阻击战失败后，英国人麦克唐纳马上亲率的四千英军，如入无人之境大举向拉萨进发。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曾上书清政府，希望大皇帝谕调汉兵，资助军饷。他不知道当时大清帝国，在内扰外患中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救助西藏一兵一卒了。
所以，当英军逼进拉萨时，十三世达赖正在罗布林卡，他马上回到布达拉宫，委托他的一名近臣担任摄政，代他掌管政教事务，带着少数扈从，携带着清帝颁赐的印玺，密秘的离开了拉萨，怀着怨恨的心情开始了他三年多的流亡之旅。
事后令十三世达赖更加恼怒的是当时身为驻藏大臣有泰却在英军侵占拉萨后，竟然到英军营地，向英军“慰问”。
特别是当英军司令荣赫鹏起草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拉萨条约》，逼迫代理摄政在条约上签字时，有泰又以“中间人”的身份，居然劝说摄政签字。
摄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之后，有泰竟通过英军电台，向清廷发了一份“弹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奏折，内称：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时潜逃，请褫革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
达赖逃出拉萨后，最初他本来打算经青海、甘肃等地到北京禀报西藏发生的情况。途中，得知朝廷听信驻藏大臣有泰的谗言，下令革去了他的名号。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失意和绝望之中。也是在这样的境地里，迫使他只好取道外蒙古直奔库伦。
在暂驻外蒙古的库伦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又遣他的近臣德尔智赴俄国彼得堡，希望从沙皇俄国那里能得到帮助；可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沙皇战败，德尔智也只好无功而返。
也是在这时清政府，才发现轻率的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会把他推向相反的方面。
于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到库伦，清廷便派钦差大臣前去慰问，并带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赐与的许多礼品。
清政府的这一行动使达赖喇嘛倍受感动，当即向北京方向行了九叩大礼。并且真诚的向钦差吐露心迹，同时又通过远在西藏的官员向驻藏大臣说明出走实情。
次年9月，清廷应噶厦政府和新上任的驻藏大臣的请求，宣布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促其返藏。次年9月，达赖喇嘛抵达青海塔尔寺。
1907年，钦差大臣张荫棠应噶厦政府的要求，上奏请求准予十三达赖、九世班禅联袂入觐。清廷于11月降旨邀请达赖进京。
达赖接旨后，欣然东行，于1908年1月到达山西五台山暂住。
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清政府十分重视，并重新修缮五世达赖进京时住过的黄寺，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后的驻地。
1908年9月，十三世达赖一行于辗转来到北京，并受到了超常规的规格接待。期间，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数次召见、宴请外，又另颁给他金册，册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明确：西藏的宗教事务大权仍由他执掌，一切按其意办理。同时，清廷还决定今后每年赏赐他廪饩银一万两。
此外，达赖喇嘛还在黄寺放头后，又在雍和宫护印扎萨克喇嘛率嵩祝寺、五台山下院黑寺、慈充寺等处喇嘛六百余名，来寺叩谒，随赏白米糖饭 哈达二十余份。
九月十二日，达赖再次放头 ，直到离京的前一天，共放头二十六次。每次放头，来自关东、察哈尔、伊犁、布里亚特蒙古等地的汗王、头人，带同蒙古男女众人蜂拥而至。接受达赖喇嘛摸顶和赐福，人数少时三、四百人，多则千人，八十天中累计人数逾万，场面十分壮观。据清廷史料记载：达赖一行在京期间，清廷的接待开支达18万多两白银。
临走的时候，清政府又加赏了大量经费和各种贵重礼物。可以说清政府给了他一切的荣耀，使他真正的感到了大清国的龙恩。对于这些，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一再表示谢恩。
十三世非军事也深知，他的地位完全来自藏传佛教，但是如果没有朝廷的册封他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作为十三世达赖他既不能没有藏传佛教，也不能没有朝廷的封号。可以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北京一行，这两者他都又得到了。
当然，鉴于他与前藏大臣有泰和联豫之间的不快，他是仍然存有戒心的，所以他在北京期间，除了作了大量的宗教活动外，也会见了许多外国使节，其中包括会见了把他逐出拉萨的英国公使朱尔典。
在会见朱尔典时，达赖喇嘛还表示了：“双方应该友好互利”的意愿。
当然，清政府对达赖喇嘛这种擅自和外国接触是存有戒心的；但奈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清政府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最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于1909年9月取道藏北那曲，圆满的返回了拉萨。
事实上，应该说从清王朝建立后，大大的加强了汉藏关系，而且从这种关系中，更有力的体现了西藏的噶夏政府与清王朝是一种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且是稳固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有资料显示：从清朝建立起，中央政府共派出了80多位中央驻藏大臣其中有像有泰那样的误国投降派，也有深受僧俗爱戴的“清官大人”。其中被清廷破格使用的第一位汉人担任驻藏大臣的族张荫棠就是其中之一。
张荫棠是1906年4月29日抵达拉萨的。
张荫棠是一位有着多年出使外国的经历，尝够了弱国外交的苦痛。他清楚看到英国图谋西藏的企图，极力主张迅速整顿藏政，维护主权。并向清政府提出《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的建议。受到朝廷的重视，并赏副都统衔，进藏“查办藏事”。
他从海路进藏，成为第一位海上进藏的驻藏大臣。到西藏后，他边走边调查，还广泛的接触了西藏地方汉藏官员。当他知道前驻藏大臣有泰在英军入侵时，不仅阻挠西藏人民抗英，还极尽吹捧谄媚之能事，与英军一起逼迫西藏官员签署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他还收受贿赂，任人唯亲，与其属下鱼肉百姓，劣迹昭著。张荫棠认为整顿藏政，必先从吏治入手，遂禀报朝廷，要求严惩。
1906年11月29日，清廷发布革职查办有泰等十余名满汉藏族官员令，特别是查办了媚外误国的有泰之后。全藏上下无不交口称赞，民气也为之一振，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僧俗民众一致称颂他是历任驻藏大臣中最有才干的驻藏大臣。
当时的拉萨传唱这样一首街谣：“海上来了张大臣，藏人得到安宁。”
继后张荫棠又提出的发展工商事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等主张，对西藏后来的发展和建设大有裨益。因此深受藏族人民的称赞和敬仰。藏人甚至将他当年种过的一种单瓣菊科花卉取名为“张大人花”，至今开放在西藏各地，成为纪念他治藏期间业绩的象征。
张荫棠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对于在徘徊之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不有所触动。
当然，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军伐混战和抗日战争的暴发，内地一直处在风云变幻的动荡时期，加上各种利益集团、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他身边的影响，使他也曾产生过许多徘徊和动摇。特别是在第二次抗英失败之后，他深深的感到：那种一层不变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使西藏远远脱离了时代的发展。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革和改良的办法，以改变西藏的命运的尝试。
然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从而使他成为西藏历史上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对待他历史上的错误，广大的藏族僧俗群众，也给予了充分的谅解，并未影响人们对他仍称为一个“伟大的十三世”的称谓。
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后来他的转世者十四达赖喇嘛并不一样，虽然他一生中曾经有过一些想改变历史上形成的汉藏关系的想法，甚至做过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包括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他最终终有所领悟，没有像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