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从内地完满的返回拉萨后，对于清政府在北京的接待，以及恢复了他原来的封号这两件事，应该说有很大的触动。虽然他对清政府裭夺过他的封号受到过伤害；但他清楚：造成这种情况是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之流从中挑唆的结果；而英国人的两次入侵，明显的是对西藏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西藏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海外领地。
相比之下，十三世达赖深知：无论是从地缘凝聚上来看，还是从文化凝聚上来说，西藏与内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所以他把他和英国的交往只是当作一个与朝廷计价还价的筹码，而且是一個危险的筹码。因为如果没有朝廷和中央政府册封，就没有达赖喇嘛的合法性。
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已经经历了两次英军的入侵，他心里更清楚：一旦英军入侵能成为事实，失去的不仅是他达赖这个位置，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藏传佛教产生和赖以生存的土地，历史上古格王国的消亡的教训，不能不使他时刻铭记在心。。
所以，说达赖对于在内地期间，清政府所给予的款待和清政府重新恢复他的封号的感激的和解都是真诚的。
当然，最不愿意看到达赖喇嘛和清政府和解的还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所以在达赖重新返回西藏之后，英国殖民主义分子除了进一步挑拨达赖与清政府的关系之外，还以各种方式在达赖身边培植亲英分子，并对达赖本人不断施加影响。
而恰巧当时清政府所派的驻藏大臣，又不择时机的进行各项改革，从而引起了噶厦政府和寺庙的不满，致使西藏一些地区发生了动乱。
根据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的请求，清廷派川军入藏弹压。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马上想起了在北京曾经谋过面各国驻京使节，并当即向他们致电：要求他们出面斡旋迫使朝廷撤军，同时又下令征调民兵阻截川军继续进藏。
次年3月初，川军进抵拉萨，并与藏军发了武装生冲突。在冲突中达赖喇嘛再次密谋出逃。
清政府发现十三世达赖出逃的意图后，马上又派赵尔丰率200名亲兵去半路堵截和劝阻；赵尔丰等一行赶到曲水铁桥渡时，受到了以达桑占堆为首的一行护卫的奋力反抗，结果竟使十三世达赖得以侥幸脱逃。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达桑占堆才受到了十三世达赖的赏识，并且在后来成了达赖身边一名灸手可热，名燥一时的人物。
达赖喇嘛的这一行动更加激怒了清政府，于是清廷再次降旨褫夺了十三世达赖的封号，并且把他贬为庶人。还特别命令驻藏大臣另选灵童，以替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职务。
清政府这一决定，无疑更加激化了达赖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激化，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人生轨迹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期间，英国人加紧了对他的利诱和影响，使得处在清政府和英国殖民者的双重夹击下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渐渐滑向英国人一边。
1911年，清朝灭亡后。英国人乘内地混乱之机，唆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指派亲英分子达桑占堆秘密潜回西藏组织暴动。
驻藏的川军也以“响应辛亥革命”为名突然哗变，并大肆抢劫拉萨市民的财物，又激起了西藏民众的强烈反感。
于是驻藏的川军全部被缴械，大批被遣送回内地。
驻藏大臣也因清帝退位，自动离职了。
至此，西藏地方政权又出现了暂时的真空。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马上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正在返藏途中的达赖喇嘛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致函蒙藏局 (后改为蒙藏院)，目的是想探知中央政府对他所持的态度。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重申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并于同年十月宣布：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全部名号。
1912年6月，达赖终于又回到了拉萨。除了表示拥护中华民国政府之外，又于第二年十月派代表参加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西姆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分裂分子达桑占堆、赤门等公然提出了西藏“独立”的要求。
而同在会议上的北洋政府代表，对这一无理要求当即予以驳斥，并拒绝在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加之当时俄国政府也没有接受这个条约，致使这一提议未能成为事实。
十三世达赖在经历了两次出走之，特别是第二次出走到印度后，使他切身感受到了时局的变幻和发展，无论是与内地打交道也好，与英国人周旋也罢，自己都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做基础，所以，他萌生了建立一支属于他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的想法，为了使得这一想法的得以施实，现行的噶厦政府组织和财务税收制度等，也都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
为使回敬噶厦政府更能秉承他的意志，在原来噶伦之前增设增设一名司伦，领导噶厦的日常工作。
而带领这支军队的最隹人选，就是他最为器重的，并且在曲水铁桥渡成功护卫他出逃印度侍从达桑占堆。
当然他身边的土登贡培、龙夏.多吉次杰等，也都是十三世达赖建立新军和新政的支持者。
但是，遗憾的是这几个人都不是传统势力的显赫人物，有的甚至是地位最低下的农奴，特别是他的近侍达桑占堆。
达桑占堆本来是西藏南部彭波县一个寺院农奴的儿子，自幼为领主家放羊。因为有两只羊被狼吃了，他只得只身逃跑到拉萨，后出家为僧。
达桑占堆在十三世达赖出走内地时，就已经是十三世达赖身边最得力的一名近侍了，并且凭借他的聪明，在他出逃到蒙古后，又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
特别是后来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时，又是达桑占堆组织了一支15人的护卫队，在曲水的铁桥渡竟然一举击溃了追击的清军。
所以，自此之后达桑占堆的勇猛善战和组织能力，更加得到了十三世达赖的赞赏。
也正是由于他出身农奴，地位低下，担当大任很难服众，因此，始终没有机会提拨他。
此次十三世达赖由印度返回拉萨后，却有一个改变达桑占堆身份的极好机会。
因为在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时，曾留下噶伦擦绒·旺秋杰布驻守拉萨并与清军谈判。
擦绒.旺秋杰布主持西藏政务，是临危受命，他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实力，所以在清廷的压力下，擦绒.旺秋杰布曾经做了一些让步。
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后，擦绒.旺秋杰布的政敌借口在他主政期间“出卖了西藏的政教利益”。于是一群暴民在人煽动下，将擦绒·旺秋杰布和他的儿子，拖到布达拉宫前处死了。
擦绒.旺秋杰布本来是一个西藏有名望的大家族；但后来，家境衰落，人丁不旺。擦绒.旺秋杰布和儿子意外被杀害之后，家中仅剩下儿媳和5个女儿，生活无依无靠，处境艰难。
但擦绒.旺秋杰布这个望族的空壳，却仍然有着不低估的价值。十三世达赖返回拉萨后第一件事情就让还是喇嘛身份的达桑占堆还了俗，并入赘擦绒家为婿，更名为擦绒.达桑占堆。
继承了擦绒的名号后，达桑占堆的身价倍长，一直受到达赖喇嘛的重用。
在十三世达赖在西藏推行一系列的 “新政”中，其中第一条就是创办新军，设立警察。此外，还有建立邮政，开办电厂、丈量土地改革税务等一系列措施，而这个新军的司令的职位，就理所当然的落在擦绒.达桑占堆的名下了。
也是自此之后，达桑占堆才成了西藏第一个由农奴出身的人执掌了兵权。
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乘内地军伐混战时期，也是在英国人的唆使下两次运用手中的这支新军，发动了对西康的汉藏地区进攻，杀害了中央派出的官员，把驻扎在当地的川军驱逐到金沙江以东，并以此为汉、藏两地的行政疆界。
尽管这样，十三世达赖始终未敢像现在逃亡国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样明目张胆的大肆叫嚣“西藏独立”。
其主要原因是在内地还有一个班禅喇嘛，而且他在流亡印度期间，达赖喇嘛最担心的是班禅喇嘛会成为他的后顾之忧。于是他曾给班禅喇嘛写过一封要求班禅和他共患难的信；但班禅喇嘛拒绝了他这一要求。班禅的这一举动，无疑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继续往下滑的一种制约。
当然，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会忘记，在他流亡印度的那段日子里，九世班禅喇嘛曾受到驻藏大臣的邀请回到了拉萨，而且还同驻藏大臣一道坐轿游览过拉萨市容。
他知道：如果自己人做得太过分了，即使没选出灵童替代他，班禅喇嘛就可以直接发挥执政的作用。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达赖自己也非常清楚，英国人对西藏的野心，从传教时就开始渗透了。假如这种渗透真的成功了，这个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不可能再存在了。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滑向英国只是一时权宜之计，特别是在他在实施一系列新政之后，是那些积极支持他新政的少壮派，逐渐偏离了他原来的初衷。
最典型的就是他最信任的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的各种表现让他开始有点担心。擦绒.达桑占堆担任了藏军司令后，不仅他自己的生活渐渐英国化，他手下的那些年轻的军官也开始身着英式军装，喜欢英式的高尔夫球，英式的握手礼。
在一些场合，那些年轻的军官，甚至公开扬言：十三世达赖能够顺利的返回西藏，绝不是靠那些喇嘛的诵经，而是靠他们这些人的军事实力。
此时，擦绒.达桑占堆虽然入赘擦绒家，并继承了擦绒的名号当了藏军的总司令，但在西藏政教制度的历史上，无论是噶夏政府还各地宗(县)政府，都没有设专职的军事官职，也没有参加讨论西藏政务会议的资格。如果确实需要，噶夏任何一个噶伦都可以指挥军队。
而比较特殊的还是地方土司和寺庙都拥有大量的准军事力量。所以在军事上，噶夏政府并不完全依附这个总司令手下的军队，
但是在英国人的眼里认为：擦绒.达桑占堆是一个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所以在暗地里英国人一直支持擦绒.达桑占堆取代现任的噶厦，并希望利用军队控制达赖。
擦绒.达桑占堆也自认为有英国你给他撑腰，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大。
在1923年，西藏召开政务会议时，擦绒.达桑占堆以这次会议要讨论军饷事务，却没有军队代表参加为由，居然暗地里派人到会上闹事。
甚至明目张胆的提出：在西藏也要推行英国的政治制度。擦绒.达桑占堆的这种要求，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可以说是属于史无前例。
本来就看擦绒.达桑占堆不顺眼的元老和僧官大卓尼，把他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以下犯上。甚至直接到十三世达赖喇嘛那里告状说：“这是想用英国议会制度替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改变了他的初衷。
于是他果断的果断的调集哲蚌、色拉两寺僧兵到拉萨来保护会场。
擦绒.达桑占堆也在藏兵中大肆煽风点火，鼓动士兵来围攻会场。
双方已经进入了对峙状态。
拉萨街头的政治气氛也显得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里也明白：一旦有一方擦枪走火，发生了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十三世达赖假以派擦绒.达桑占堆去办另一件事情为由调走了擦绒。然后又以擦绒.达桑占堆擅自用重刑杀害士兵之罪，免去了他的职务。
擦绒.达桑占堆被免职后，葛厦政府和寺庙，马上又对擦绒.达桑占堆那些追随者进清洗和报复。用带镣铐的刑具把那些亲英、参与闹事的军官，押到拉萨街头示众。
紧接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先后停办了江孜的英国人办的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
与此同时，他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
从而终结了他自己发起的新政的意愿。
到了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稳定了大局，如果继续采取原来的方针，他自己今后的前途会更加渺茫。
到了1929年，正巧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特派女官刘曼卿女士，经云南丽江、中甸进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申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主张，
刘曼卿1906年出生于拉萨。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有说是回族)，名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秘书，后又任九世班禅秘书。
刘曼卿从小生活在民族联姻家庭，因为母亲是藏族，所以她还有一个藏名“雍金”，并娴熟汉、藏两种语言。
由于她曾在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担任过藏语翻译，她的藏语水平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这样她才有机会被文官处录用。也正是她有这样一个机遇，她才会有机会展露了她办事才能。
在刘曼卿拜见达赖喇嘛时，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敬赠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蒋介石的近照，然后又向他介绍了内地的政局，表达了中央政府希望与西藏地方和好如初的愿望。
刘曼卿的话引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极大的兴趣。
于是达赖喇嘛又第二次接见了她，并且在接见中达赖喇嘛与她谈了许多重要而深沉的话，为此，精通藏文的刘曼卿详细作了会谈笔录。
她在笔录中记载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
还说：“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意指中央)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切实之帮助。”
十三世达赖喇嘛还特别强调：“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又说“对于西康事件，请告(中央)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兄弟墙，甚为不值。”
据刘曼卿记述，十三世达赖谈话时，态度异常沉痛。可以看出他不愿接受英人控制，也绝不愿意落入英国圈套的明确意向，倾心中央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从这些谈话中，也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悔悟之意……
应该充分肯定刘曼卿女士这次进藏，为增进汉、藏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她受命之初，她父亲还十分担心她是否能担当得起如此重任；但凭着她对维护祖国统一坚定信念，她果然不辱使命。
因此，后来有评论者评论：刘曼卿只身入藏，是一件民族大义之举，称其行为为侠义之举。
刘曼卿离开拉萨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以前的汉、藏关系，还派人参加了第二年举行的蒙藏会议，并于 1931年在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
由于西藏与内地关系经过了那么多的波折，三大寺院向雍和宫派出堪布的正常工作因此而中断，致使雍和宫堪布无后继之人。
十三世达赖喇嘛马上决定派哲蚌寺罗桑巴桑 、色拉寺罗桑策殿、甘丹寺罗桑仁增等三人赴任。并把北京的雍和宫作为他连结内地的另一个主要途径。
公元
按清朝惯例：凡是达赖喇嘛圆寂，噶厦政府均须及时向中央政府禀报，这已经成了定制。
两天后，噶厦政府将十三世达赖圆寂的消息电告其驻京代表，要求呈报中央。
国民政府行政院对这一报告十分重视，立即依照清朝惯例，着手褒恤事务，并决定特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专使”。
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一行前往西藏致祭，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进藏，意义重大。为避免英国阻挠，专使一行兵分两路，一部经海路抵藏；一部则由黄慕松亲自率领，取道川康于8月28日到达拉萨。
噶厦按迎接清朝驻藏大臣规格，派出官员在墨竹工卡宗和拉萨接官亭迎候，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拉萨民众倾城而出。黄慕松在行馆住下后，四位噶伦立即前往拜会。
黄慕松接清朝惯例对拉萨各大寺朝谒、布施，向地方官员赠送礼品。他还广泛接触上层，说明到西藏目的，宣讲中央对藏政策，取得较好效果。
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对中央政府派员入藏十分恼怒，派怀特等人以“致祭”为名，前往拉萨监视，竭尽破坏之能事。
9月23日上午，十三世达赖册封仪式举行。中央赴藏人员着规定礼服，噶厦司伦以下僧俗官员数百人，着西藏最新礼服齐集布达拉宫。
典礼开始时，由基巧堪布代受玉册玉印。噶厦政府对致祭典礼尤为重视，反复择选吉日，于
国民政府据蒙藏委员会于12月
中央赴藏官员及西藏司伦、噶伦、三大寺活佛等参加仪式。中央赴藏官员代行宣读祭文。
在此前后，黄慕松与噶厦政府还就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进行磋商。他重申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外交权归中央；中央依前例委派驻藏办事长官、任命高级官员，协助地方发展建设、统筹国防，藏军由中央派员指导训练并发给枪械等。
经多次商谈，噶厦政论府表示：“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西藏内外之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等。
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虽然各自仍然有些异见，由于当时已进入１0月，适逢大雪封山，交通不便，黄慕松电告中央获准经海路返回。
临行前，商得噶厦同意，留随员并电台留在拉萨，以沟通与西藏的联系。此即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前身。
11月28日，黄慕松率员离开拉萨，噶厦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他的西藏之行密切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影响深远。
所以，在谈到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一生的时候，有些人感慨的说：十三世达赖喇嘛用自己的一生，走了一个圆圈。他虽然有过曲折，但他终于没有走出那个圈，终于又走回来了，最后给自己的一生划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他早年曾率西藏僧俗民众坚持抗英斗争，尽力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其后在英帝国主义威胁、诱惑下，做了一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始终没有背叛祖国；尤其是他晚年及时醒悟，为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有人非常形象的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生的命运，始终与祖国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仔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
而擦绒.达桑占堆因为是在十三世达赖在世时就被革了职，他的结果比其他的人要好的多。
也许是由于他不仅长于媚上，而且还特别善于经营，后来他不仅振兴了债台高筑的擦绒家族，而且还发了大财，真正成了拉萨的一名财大气粗的人物。
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1934年的一天，一个落难的美国人伯纳特经亚东流浪到拉萨。在街上被擦绒·达桑占堆发现。不知当时达桑占堆是怎么想的，对于这样一个衣冠不整，疾病缠身的美国人显出了那么大的热情，不仅将他接回家，还为他理发、治病，还带他参拜了当时拉萨的许多头面人物。
后来擦绒.达桑占堆还借了一台照相机，陪他随意拍照。
这个美国人对康区、卫藏、门巴、阿里、那曲等地的藏族服饰、头饰、佩戴特别感兴趣，拍了很多照片。
在西藏的两年生活中，这个叫伯纳特的美国人也随时给擦绒·达桑占堆主管的铸币厂和水电站提建议。
1936年，伯纳特准备起程回国了，临行前擦绒·达桑占堆为他收集了各种珍贵的工艺装饰品达300多捆，最后再用生草包严缝好，然后雇用马帮经亚东、嘎伦堡到加尔各达上船，并经海路运到美国。
临行前，擦绒·达桑占堆将物品清单一式三份交由伯纳特签字，一式由伯纳特带走，另二份由他和夫人各自保管。
伯纳特一去两年杳无音信，擦绒夫人着急了，埋怨说：“一个素昧平生的美国人拿走那么多贵重东西，万一一去不回复，怎么办？”
她还对自己的闺中好友说：“我家老爷尽干蠢事，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宝物都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
但擦绒·达桑占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四年后的一个夏天，擦绒·达桑占堆突然收到来自美国的一封电报，是伯纳特发来的，电报通知擦绒·达桑占堆尽快派人到印度嘎伦堡取货。
于是擦绒·达桑占堆派自己的心腹甘典和莫扎巴普赶往嘎伦堡，从邮局中领取了几十箱货物，打开一看，尽是绸缎、毛呢、呢绒等奇货。
此外，还有一包有双锁的精制皮箱，打开一看，里面都是用绸缎包裹得很好的钻石项链、钻石项圈、宝石戒指及珍珠、红蓝宝石、金钢钻镶嵌的各类手饰。
这批货物后来都被前后藏，甚至安多康区各大寺院活佛、贵族、富商抢购而去，所获利润是擦绒·达桑占堆备办那批货物的10余倍。
“最后伯纳特还寄来了一枝美制小手枪，枪柄是用纯金镂花而成的，上面镶嵌的几颗金钢钻和红宝石，价值连城。这枝枪是对擦绒.达桑占堆致谢的礼物。从此双方就再未联系了。
从后来的结果上看：不管怎么说擦绒的结局还是幸运的，而土登贡培和龙厦下场却比他差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