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青年支边新疆 (图)

开篇的话：40多年前，十万上海儿女奔赴天山南北，支援边疆。当我们重新寻访这段往事的时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处，听到人们提起他们，还是称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又总是听到人们称呼他们“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么，他们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边青年，还是知识青年？究竟是应该扎根边疆，还是应该落叶归根？这一连串的话题，虽然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却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记忆。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一）出发篇

　　绿军装，40年前的新疆梦■看完纪录片《军垦战歌》就想报名

　　■那边的肉敞开吃，要多带些茶叶去

　　■把学生证的照片撕下来贴在表格上

　　■报上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是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车厢里的喇叭播放着欢快的乐曲，一个维族年轻女列车员在过道里跳起了新疆舞，旁边铺位上的人们都聚拢过来，一边唱一边拍手，他们唱的是《边疆处处赛江南》。

　　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脸上印着沧桑，有的生出白发，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支边知识青年”。时光若是回到40多年前，他们的命运就是从这趟西去的列车上开始的。

　　采访旁白：

　　尽管那个年代并不遥远，尽管有过1800万人的知青大潮，但是当人们提起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曾经成为知青的前卫，之后又变为返城的殿后。人们或许不知道，在60年代的头几年，有10万上海青年，第一次走出家门，就来到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知青韩培芬和她的老伴北京知青白振杰，依然居住在新疆巴盟和静县的团场里。一推开她家的木栅栏门，就看到葡萄架下笑盈盈的韩培芬。当初进疆时她16岁。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是看了那个电影，叫《军垦战歌》，边疆处处赛江南，抬头啊有葡萄，地上全是哈密瓜、西瓜，多棒啊新疆。说是去当兵三年嘛，就可以回来。供给制，发军装。也没坐过火车，想着还能坐火车到新疆玩玩儿。我就想着这个来的，那时候小娃娃，思想多简单，哪像现在的娃娃那么聪明，是吧。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宣传的那个地方葡萄、牛奶、天山、草原，这些对年轻人来讲，很有诱惑力的，是不是。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1962年，在塔里木河岸边，开万人动员大会。宣布明年向上海动员10万知识青年，来新疆参加建设。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1962年在上海搞了一个试点，之前去新疆了大概有两三百个上海人，中央在那里拍了纪录片，拿回来放给我们看，我们看了很激动，很想去。他们在新疆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养蚕啊，拍的养蚕的镜头，觉得蛮好，新疆还养蚕，种桑树，那不是和我们江南也差不多嘛。（笑）

　　余加安（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那时候动员我们去干什么呢？动员去种桑树，养蚕，所以我去的时候那个叫蚕桑二队。

　　毛国胜：养蚕，造丝绸，在丝绸之路上发展蚕桑事业呀，这个很有吸引力。

　　韩培芬：我听说新疆的土豆有多大，新疆的棉花有多好，都是这样介绍的。

采访旁白：

　　纪录片《军垦战歌》，一开始就是青年们昂扬进疆的情景，还有女青年在桑树下采摘桑叶的画面。配上了激情的女声解说：“在塔里木已经有了十几万亩桑园，可以期待，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它将会成为祖国新的蚕桑生产基地。”

　　影片中出现了劳动的地头，青年们切开红瓤西瓜，大口地品尝，面庞红润的女青年在中间跳起了舞蹈。诗歌一样的女声解说：“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充满着健康的欢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既有辛勤的劳动，也有收工归来的愉快。”

　　即使在今天看来，《军垦战歌》这部纪录片也是拍得很成功的，其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更是充满了浪漫情怀，久为传唱。影片中那些波澜壮阔的画卷，再加上现实中上上下下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了。

　　朱静华是1963年7月上海第一批赴疆的学生，她讲起当年在上海文化广场听动员报告的情景。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7月1日在文化广场，听了王震的报告，我当时作为优秀青年去参加这个大会的。给我们放了新疆的电影，印象特别深的，看到吐鲁番的葡萄。然后呢，他给我们讲的远景规划，讲新疆的生活，说新疆是个好地方，那边的牛奶吃不完，那边的葡萄怎么好，你们这些人去了以后，就是建设兵团的骨干分子，靠你们把那里建设好。

　　余加安：从新疆来了几个工作组，组织图片展，实物展，主题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整个看上去那确实，新疆确实是好地方，辽阔的草原，骏马奔腾。那时候说反正水果吃不完，棉花也好，图片上看那些地方确实不错。

　　毛国胜：甚至于说好像新疆蔬菜不多，肉类很多，肉是敞开吃的，你们要多带一些茶叶去，肉吃多了以后不消化。

　　鱼珊玲：（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当时动员工作很厉害的，你们不知道那个情况，从王震到文化广场来做动员以后呢，那可是全民在做宣传。所有的街道、里弄，就是黑板报，开会什么的，全都在动员。偷了户口本就去报名采访旁白:

　　当父母长辈们还顾虑重重的时候，宣传鼓动工作已经在青年人身上发生了作用，他们要自己采取行动了。

　　家住上海虹口区的安康，1963年放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16岁的他报名进疆。

　　安康：我爸爸根本不同意，不给我户口本，把户口本锁起来。后来我硬把我爸爸藏户口的抽屉撬开，把户口本拿去，把户口迁走了，就这样子迁走的，我爸爸气死了。像我这种情况很多，不是我一个。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我看到里弄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人家报名早的，比我大的，他们已经去了，农一师，6月份就走了，穿上军装，很神气。所以我也要走。我只上到初中一还没读完，什么也不顾了，回到家偷了户口本就去报名。我是打开母亲的柜子，把户口本拿去，反正也不跟她说。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家里那个抽屉不是锁了，拿不出来吗？我怎么办，我就把下面的抽屉拉开，手这么从下面伸进去不就拿到了嘛。拿到户口本以后，跑到街道去报名。

　　那时候我们街道，那一批的任务已经完成，基本上不收了，但是看到我那么愿意去新疆的劲头，就给了一张填废的报名表让我填。完了还没带照片，因为上面要贴照片，我就把中学学生证上的照片撕下来贴到上面。

　　韩培芬：我南京的姐姐，她是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事她当然也不能阻拦，但她就跟我爸爸出主意，说把户口本赶快藏起来，不给她迁户口，户口不迁，就走不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聪明，我说你户口本不给我不要紧，我一走，半个月以后，人不在，户口自动销掉，你说怪不怪，我还会想到这个。反正我一定要走。我这么说了以后，父母亲没办法了，还是给拿去迁了。

　　余加安：那时候不需要大人去，只要你拿着户口本，还有那个报名通知书，拿这两样东西，人家就给你迁户口。说句老实话，你要走，人家巴不得，因为上海呢，要完成指标的，当时内部是掌握指标的。当然说起来，你们也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对吧，那人家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派出所，只要去了就给你迁。

　　采访旁白：

　　在库尔勒的开都河畔，姜步宏已经生活了40多年。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依然在农二师21团担任副政委。他站在团场外面的山坡上，介绍团场的建设。后来话题也落到了当年进疆的情景。

　　姜步宏（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那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娃放学经过上海闸北区政府，看到搭起彩棚，动员青年支边，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几个同学就约好了，一起到新疆参军去。

　　到了派出所交一分钱，盖了一个印，户口迁出了。一分钱，一个小方章子，就迁到新疆去了。





　　采访旁白：

　　现居上海的王祖炯，曾经担任《兵团日报》副总编，他在1963年初中没毕业就积极报名进疆。

　　王祖炯：我父母都是1938年的上海地下党员。父亲呢，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接着一年不到变成反革命，抓去劳改了。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小孩子总会有些打打闹闹的事，同学就说了，你爹右派，你爹反革命。我就心里头一直不想上学，想离开。

　　母亲是党员，又是干部，党号召支边这样一个事情，她怎么能够明的来阻止。确实从母亲心里头，六个子女，都是在十五六岁离开家，丈夫长年关在监狱，她的心里现在想，是特别特别的压抑，没有地方去倾诉，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

　　母亲只是跟负责这件事的同志说，去新疆是党的政策和号召，应该响应。但是呢，如果我这个孩子能够把初中上完了再去建设新疆，他就有更多的文化。

　　母亲不同意怎么办，那我就吵呀，就一直闹。暑假里，我天天往街上跑，看到敲锣打鼓，上海那时候很热闹，广播电台，宣传画，到处打的横幅，动员到新疆。看到又敲锣打鼓送谁走了，我心里能不着急吗？

　　采访旁白：

　　2004年从农三师宾馆总经理的岗位退休后，毛国胜回到上海。当年，由于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他报名去新疆也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毛国胜：我父亲是开钱庄的，官僚资本家，1950年被捕，死在狱中。母亲后来也被捕了。我最初的选择是报考美术学院，拿了准考证没去考，考试是8月15日，我8月20日上火车去新疆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很信任的老师，他说如果你成绩不好，你考不上，会心服口服。但是在年级里面你是拔尖的，考不上就会很受打击。他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不会录取的。这大概就是我到新疆去的最重要的原因。你要知道，1963年的时候，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已经绷得很紧了。她就是羡慕那套绿军装采访旁白：

　　在新疆阿拉尔市，原来的师部礼堂建起了“三五九旅纪念馆”。里面陈列的展品大都是从团场职工中间征集来的。各个年代的生产生活用品，大到农机具，小到缸子袜子都有。老知青何百成热情地给来访者做起了讲解员。

　　何百成：这是给上海知青发的军装，都是这样的军帽，这个帽徽就不对了。当时没有帽徽，没有领章，但都是这样的军装。

　　毛国胜：去新疆能穿军装，这是很大的诱惑，我们基本上就认为自己是去当兵，是军人了。

　　安康：我去的时候16岁，领来的最小号军装，袖子超过我的手指，很长。那么我们楼下，我家住在三楼，二楼有个比我大的女孩儿，从小一起玩的，她看到我，说怎么穿这么长的衣服。她就拿去帮我改，把袖子弄短一点，再给烫平，一晚上就没睡觉。她激动得怎么样？激动得也想去，很羡慕。我8月份走了，结果她10月份也去了。

　　但是新疆太大太大，我在南疆，她在北疆，很远很远，根本没碰到过。后来回到上海大家在一起，才知道她也到新疆去了。多少年后我问她为什么也去了，她说就是羡慕我那套军装。所以呢，当时因为羡慕军装而去的人，我感觉不会少，像我和她就是这样的人。

　　赵国胜：确实为了鼓励上海青年进疆，按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就是这样来的。





　　王祖炯：我知道身为反革命的儿子我不可能参军，但是人家没说不能去兵团啊。因此我很单纯，能穿上军装，就证明我这个反革命儿子，右派儿子，同样也能抬起头来。

　　采访旁白：　　在一家家的走访当中，每个老知青都会把珍藏的照片拿出来，其中几乎都会有刚穿上新军装的喜悦照片。一身军装，尽管没有加上领章帽徽，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意味着无上的荣光。用句不大恰当的比喻，就像胜过今天的青年穿上最酷的名牌。在出发前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很多人喜欢穿上军装去照相馆拍照留念。可是，他们当中有谁真的清楚未来的目的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安置社会青年支边去采访旁白：

　　1954年10月7日，毛泽东发布主席令，驻新疆的部队官兵奉命集体就地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他们由进疆的原一野一兵团第二、第六军及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的第五军大部，和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组成。命令要求基本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执行屯垦戍边任务。

　　赵国胜：我们开进垦区的时候，一没有水吃，二没有住房，三没有劳动的土地。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一开始的话，都是大的原始森林，连个自行车都推不过去。部队的话，就是像推进一样，挖一棵树把路打开，走着挖着，一直挖到那头，挖出一条路。

　　程均友（农二师34团老连长）：我们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来的，刚到这儿，一起来的女青年就在那儿哭，我说你们哭啥哭。她们说谁跟你们男的一样，不管往哪儿都行，我们来到这儿我们看不惯，我们不哭吗。我说谁叫你来的。她也是报名来的。我说不叫你来，你偷偷摸摸挤着上火车，你咋不说，来到这儿哭了，来到这儿又胡说八道。

　　采访旁白：　　到60年代，兵团已经初具规模，下辖200多个团场，人口140多万，大体分布在全疆重要的边境线和交通线上。大跃进之后，大饥荒接踵而至，国家着手精简城市人口，减轻粮食供给和就业压力。四年间，全国动员了百万城市青年下乡。其中的主体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没有就业门路的市民子女，又称“社会青年”。据官方统计，1963年到1965年间，上海需要安置的社会青年共有29.17万人。

　　毛国胜：因为很多工厂下马，就业问题解决不了，大量青年滞留在社会上要出问题的。当时考虑的是，要把这些人动员到新疆去。社会青年也迫切希望找到工作。

　　王祖炯：还有呢就是应届毕业生，没升学的也可以去支边，因为即将成为社会青年了。

　　杨清良（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当时考不上大学的有各种原因，像家庭成分不好的，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不上就在社会上闲着。

　　何百成：那么等到我们这一批人起来，什么时候能就业，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安康：那个时候，家庭都是多子女，上海的社会青年多，待业青年多，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多人的工作。考高中、考大学的人数也很有限。

　　余加安：开动员会的时候讲，你们去，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对于这个概念，是不是自己理解有所误会，但不是仅仅我一个这样听到的。那么在这个字眼上就有问题了，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回来是探亲还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有一种想当然的概念，反正是当兵嘛，当完三年就可以回来了。

　　毛国胜：应该说去新疆的人，有一部分热血青年，但也不会占很多，就是说决心到那个地方去准备干革命，献出青春，屯垦戍边，也不是很多，大部分人懵懵懂懂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工作，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到那个地方有份工作。因为老在家里待着，家里都不富裕，社会青年的那个日子也不好过的。

　　采访旁白：

　　僵化的计划体制造成的经济问题，一直是政治运动背后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上个世纪60年代，中央决定精简两千多万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两千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搬家，但在短短几年，完成了如此庞大

　　采访旁白：

　　来到上海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这对上了年纪的夫妻没有子女。照顾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妻子的人叫欧阳琏，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他曾是80年代初上海支边知青返城的发起人物。当年他在上海向明中学毕业后到四川下乡，经历过三年饥荒，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1964年他报名去新疆的时候，已经属于大龄青年。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我到新疆去，确实是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待在上海生活。从乡下回来以后，把我的书拿到旧书店去卖，不收。没办法，从老西门回来，就在巷子口，有收废书的，卖了，一称给了两毛钱。当时想买一斤切面，要2毛1，一斤切面的钱都不够。我知道新疆那边不会像宣传说的那么好，不会是“牛奶当茶喝”，在那个年代不可能，但我也没有其他的出路。

　　采访旁白：

　　尽管上海的就业情况不乐观，但是新疆，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毕竟太遥远了。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那里只是让人联想起大漠和边关的地方。

　　安康：我爸爸是教授，文人嘛，他不会打我，也不会骂我，他就跟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唐诗里面的东西，什么轮台，什么西域，风沙很大，没有人烟。他就用古诗跟我讲，他说那地方人烟很稀少的，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去了。

　　毛国胜：新疆到底什么样，不了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我毕竟读过一些书，知道那是以前充军的地方，肯定很艰苦。

　　鱼姗玲：那时候上海人就觉得新疆很陌生，很遥远的。

　　王祖炯：我知道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热血沸腾，当然也有人是不情愿去的。

　　采访旁白：

　　按当时的形势，上海方面，需要解决就业压力；新疆方面，需要补充人力。计划的任务是在四年内完成动员10万人的指标。在青年们踊跃报名的情况下，动员工作仍需紧锣密鼓，来不得半点松懈。

　　杨清良：那些文件里的意思就讲，把动员去新疆作为安置青年的一项主要任务。下了命令，如果谁不去，八年之内不会招工。上面派下来，你这个街道，你这个居委会必须要去多少人，都有名单的。然后居委会的干部，到家里面去动员，做工作，讲明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支边，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就没有工作。

　　采访旁白：

　　1963年9月，16岁的余加安被动员进疆。和同龄人相比，他家庭条件优裕，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

　　余加安：我父亲没答应，但是单位里头也给他施加了一点压力，所谓做工作吧。后来下来一个通知，就是光荣录取通知书啊，我爹妈傻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鱼珊玲：当时到新疆兵团去的话，都是有指标的，就是说给下面指标，你这个街道、里弄里面，要招满多少人。

　　杨清良：那时候街道和里弄的组织很完善，很厉害的，谁谁家的孩子，哪个孩子，都有名单的。所以有的家长你不要上班，要把孩子的思想做通了再来上班，做不通不要上班。有的要做通爷爷奶奶，或者外婆外公的思想，有的是在乡下，还跑到乡下去做工作。

　　王祖炯：本来你父母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你头都抬不起来，所以最好赶快走。

　　杨清良：还有一种，就是有些青年有点小毛病，给派出所拘留过，或者是有一些不良记录，那么你也得去。不去，就送你去，你去不去。你要自己戴大红花去报名，那最好，以前的也不予追究了。

　　安康：最后我们里弄受到上海市的表扬了，一下子动员了那么多人。马上就送喜报，敲锣打鼓地送，往这家送，往那家送。


　　王祖炯：9月1日开学我去上学了，但是在教室里怎么能坐得住。悄悄地溜出去，学校有个垃圾桶靠着墙，我爬在垃圾桶上一翻墙跳出去。跑到街道、区里，要求去新疆。

　　那么这样的话， 1963年9月13日的中午，我回家吃饭，看到邮递员来了，送来一个通知单，粉红色的通知单，录取了，到新疆。

　　我中午饭都不吃了，拿着就往学校跑，跑去以后，告诉老师，我不上学了，我要到新疆去了，我参军了，这是录取通知书。

　　安康：我们先到师大附中集合好以后，排好队，走路去火车站。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很好奇地看我们，我们感觉特别骄傲。

　　余加安：说句老实话，当时幼稚、激情都掺合在里头。

　　采访旁白：

　　远在新疆那边，34团的连长程均友，在那个年代他有幸坐上54次列车，和工作队一起从新疆戈壁来到大上海。他自己作为1956年来自河南农村的支边青年，这一次是去接上海的娃娃们到新疆的。

　　程均友：我在生产一队当队长，也就是连长，那一天通信员跑去了，通知叫我去上海接人啊。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塔里木河离团部这儿有40多公里吧，我就走路过来了，从天刚蒙蒙亮出来，一直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到团部。以前光听说有个上海，上海啥样不知道。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

　　我们临去的时候到师里给我们开了个会，说上海是花花世界，你们去了要注意啊，不准乱说话。

　　采访旁白：

　　自古儿行千里母担忧，在那些激昂热烈的场面背后，又有谁知道多少父母的忧心与牵挂。按照那个年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父母不得不面对的，将是从此与儿女的天各一方……

　　姜步宏：我把户口本偷出来到派出所，一分钱盖了一个章子，等通知书到了我们家，我父母亲才知道。我记得临走前一天，我妈妈抱着我睡了一晚上。

　　余加安：要走的时候，我睡到半夜里头，觉得怎么下雨了，雨水打到脸上，醒了一看，我娘坐在边上，眼泪滴下来……

　　王祖炯：自从我父亲被抓走，我大哥离开上海，大姐也走了，母亲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不想把这种难过的场面留到火车站。她自己在家的后门口，送到这儿，好，再见。我们一走，她在家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所以我记得，一直到母亲去世，很多次我离开上海，她从来不送。

　　李梦桃（1964年进疆，农六师北塔山牧场）：我们家那边叫浦东，当时呢，过黄浦江是用渡船。我离开浦东岸边的时候，远远地看着我妈妈软软地，就晕倒过去了，当时我知道她是哭晕过去了。

　　安康：我母亲看到火车一开，在站台上倒下了。

　　采访旁白：

　　这些黄浦江畔的青年们，怀揣着自己的兵团“录取通知书”，一路高唱着：“车轮滚滚飞转，汽笛呜拉响，告别英雄的南京路，告别汹涌的黄浦江……”

　　当年，新疆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的一次动员大会上说，新疆这个地方第一是大，第二是好，所以是又大又好。而回沪知青报告团的代表们说：我们到新疆参加农业建设，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小材大用！

　　从那遥远的地方发出了召唤，这些年轻的心再也难以平静。不管他们各自的背景身世有多么的不同，不管他们面对着多少双亲人的泪眼，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转身，个个如同弦上之箭，就等着那出发的列车一声长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