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起源于宁波话?戏说宁波官话。
(2010-02-08 09: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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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从未去过宁波。但由于外婆是宁波人,我一向浸泡在宁波人“蹄胖掇掇,老酒豁豁,螺獅唆唆”的饮食文化当中。从小视咸蟹为性命,黄泥螺、虾酱、“秋”冬瓜、咸带鱼、醉夫、龙头考是样样拿得起放不下。真是“三天不吃咸菜黄鱼汤,脚里酸汪汪”。走遍天涯海角始终改不了我的一颗中国心和一条宁波胃。
前两天跟在楚天MM后面穿着马甲出了个谜语:巨轮启航、风平浪静,打中国两个城市名。当然是白给了谜底:上海和宁波。其实上海同宁波两地的关系远比这船和水还要来得亲。
据统计,1948年时,上海市共有宁波籍108万人,占当时上海市460万人口的20%以上。目前,上海1000多万人口中,与宁波有血缘关系的占1/3。[上海与宁波]地相邻、人相亲、文相通。(引自人民 日报 - 华东新闻)
宁波和上海隔海相望,现在建了跨海大桥,以后开车也就是三小时的路程。在上海的南市区,宁波话几乎可以通行。上海本属江苏,开埠时的上海话是以苏州话为基础,结合浦东三县和周边地区的方言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日常用语,看似与浙江方言关系甚远,实则不然。由于大量宁波移民的涌入,上海话受宁波话影响至深。比如上海话里的 “阿拉(我们)”其实就是宁波话。早期的的上海话里“我们”是“尼”,或者“我尼”。“尼”是典型的苏州话了(可以直接向海姑娘求证);“我尼”估计则是在苏州话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真正的上海话。看看发黄的纪录片里宋美龄的演讲就知道:“我尼中国国民党……”。
另外上海话里的“宁波”的“波”字发音就保持了宁波话里的原味,发的是张口的短音。(“波”字在上海话发音里应为闭口的长音,例如波浪、波兰、长波、短波,等等。)
而讲到宁波,大家就会想起蒋介石。(其实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离宁波市区还有个二三十公里)蒋介石同宋美龄的结合在当时是被视为典型的政治婚姻,当时上海的报纸就曾经用“中美联姻”来形容蒋宋的结合,取的就是蒋中正的“中”字和宋美龄的“美”字。其实蒋宋联姻不仅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结为战略伙伴了,更代表宁波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
相比于山媚水软的苏州话,宁波话自然就显得“贼骨铁硬”了。所以有句话叫“宁可与苏州人相骂,不愿与宁波人讲话”。而讲到宁波话,中国人自然会想起蒋介石的那句“娘希匹”。其实凭籍宁波人天生的幽默感,骂人是根本不用带脏字的。两个宁波人在一起讲宁波话,在上海人看来简直就是一场免费的滑稽戏。要真正领悟宁波人的幽默感就非得懂宁波话,但是这宁波话又是种极难懂的方言。蒋介石所说的宁波官话就闹过不少笑话: 黄埔师生的北伐,被当时的人戏称为“广东人造反,福建人出钱,湖南人卖命,浙江人做官”。所以蒋介石的军队里不乏川湘子弟,要搞清楚校长讲的宁波官话可不是件容易事情。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宁波人讲官话”。话说有一次,老蒋正散步着,突然打了个喷嚏,伸手向副官要“绢头”(手帕),谁知这副官把它听成了“砖头”,顺手捡起一板砖来……
不过反过来说说湖南人也有他们的语言幽默,“蒋介石”这三个字放在湖南话里就成了“蒋该死”了。
还有一个笑话说的是老蒋的一个得意门生在内战中吃了败仗,回南京交差时为了推卸责任,说了一通所谓的“不是国军无能,实为共军太狡猾”之类的托辞,老蒋听了一拍桌子,大怒道:“强辩”(狡辩的意思),不料说的是典型的宁波官话,手下听成是“枪毙!”。拉出去就地正法,一条小命就这么搭上了。
所以看来老蒋丢了大陆,宁波官话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不过解放后宁波治安的改善也要归功于宁波话。据说宁波刚解放的时候,有个解放军押着一犯人穿过闹市,路人好奇,问犯人所犯何罪,那个解放军用山东话答到:“投机倒把”,众人以为是宁波话的“偷剪刀一把”,心想:乖乖,这解放军果然刑罚严,从此宁波治安随之改观。
说完大陆的无厘头,再来聊聊台湾的无厘头:老蒋的儿子小蒋,讲的也是一口改良的上海宁波话,临终时身边围着一帮党国大老,各怀鬼胎,催着小蒋表态到底谁可以接任总统大位。可怜蒋家王朝气数将尽,气若悬丝的小蒋被逼无奈,颤颤微微用宁波官话说道“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一个都没听懂,最后还是阿港伯林洋港恍然大悟:“哦,总统说的是‘李登辉儿’,对,就是李登辉!赶紧把楼下那个清洁工李登辉找来,告诉他明天不用打扫厕所了,改行做总统。”
估计如果当时小蒋说的是:“送醋鱼,送醋鱼”的话,兴许今天的台湾的总统就是宋楚瑜了。
说完无厘头,该说点正经的,我个人也亲身经历过一个因宁波官话而闹出的国际洋相。话说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学校从宁波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来做讲座。这老教授鹤发童颜,果然学富五车,本来嘛,甬江就是出状元的地方。只可惜老教授乡音未改,一口宁波官话实在让人难懂,好在学生会里有个干部是宁波籍的,站在老先生身旁权充翻译。老先生讲一句宁波话,他就翻成一句普通话。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有个美国留学生,刚来中国不久,中国话还说不利落,看到这副情景颇有些费解:这中国人跟中国人说话居然需要翻译。不过幸亏有这翻译在场,老先生讲得兴致盎然,在座各位也是听得津津有味。整个阶梯教室是挤得水泄不通。讲座当中照例有“幕间休息”,只是休息完了回来,左等右等,独独不见了宁波翻译。老教授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鸡同鸭讲,但是任凭大家竖起耳朵来听,还是听得个七不搭八,一时间,课堂秩序乱了起来,交头接耳有之,哈欠懒腰有之。老教授说:“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一听要讲笑话,大家一下就提起精神来。为了帮助理解,老教授是一顿手舞足蹈,加上夸张的面部表情,最后看样子笑话是说完了,老教授停在那儿等我们笑呢(嘴还张得老大),可是我们是一句没听懂,大家你望我,我望他,不知如何回应,双方僵持在那足足有五六秒,(老美的电台主持有句行话,管这叫dead air,可见这种情形有多尴尬)。当时这五六秒钟感觉象是五六小时,结果终于有个同学放声大笑起来,大家循声望去,那个笑得前合后仰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小老美。(转载:托尼福:戏说宁波官话 (趣) )
感到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