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共产党是怎么对待蒋帮武装特务的。

　　1975年9月，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国司法机关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台湾国民党派遣入侵大陆的美蒋特务。这是继释放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之后，又一次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的英明决策，对于打击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告慰台湾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之后，仍不甘心失败，时刻梦想着反攻大陆。1962年，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成立了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五人小组”，加紧反攻大陆的军事部署，利用盘踞的台湾及东南沿海一些岛屿为据点，以反攻大陆为目标，制定了“海威”、“班超”等代号的窜扰大陆的罪恶计划。他们招兵买马，训练数以千计的武装特务人员，妄图对我大陆逐步实行武装占领，建立所谓的“游击走廊”、“反攻根据地”。为达到此目的，蒋介石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同时，对混乱不堪的国民党各特务系统进行了整顿。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局”，作为最高特务领导机构。改组了专门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专门从事军事系统、党务系统情报工作的“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建立了反间谍机构“司法部调查室”和监视国民党海军舰艇官兵思想和搜集中共海军情报的“海军总司令部情报署”。还设立了在海外华侨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海外工作组”。蒋介石派蒋经国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派亲信特务头子叶翔之出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
　　为了实现“反攻”大陆的美梦，“国家安全局”立即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进行武装特务大招募，大训练。招募的武装特务，主要是以从现有台湾国民党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反动军官为骨干，充当司令、支队长、监督官、指挥官等；从现有情报人员选择了一批特工人员任纵队、支队副司令、副支队长和电台台长；招募从大陆逃往台湾的恶霸、地富分子，组织他们“打回老家去”。此外，还从港澳等地招募了一批青年学生和失业者。这五千余人分别集中在台湾各特务机构设立的桃峰、玉山、沙琅、莲花岛、小洲岛等地的训练基地，选派和聘请高级教官对他们进行射击、格斗、游泳、驾驶、测绘、爆破、绑架、跳伞等科目的训练，教他们学习化装、语言、简化字、收发报、跟踪、暗杀等专门技能。蒋经国还多次来基地“训勉”。经过二年多的精心训练，蒋介石亲自出席毕业庆典并发表讲话，他称这些武装特务是“反攻先锋”、“光复大陆的精英”、“党国之天之骄子”、“国军栋才”。随后，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长叶翔之发表命令，所有武装特务均授予少尉以上军衔，原授予军衔者均上调一级。
　　（二）
　　1962年夏季，台湾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特务机关和美国特务机关共同制定了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派遣武装特务的计划，妄图建立所谓的“游击走廊”。他们利用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向大陆广播，煽惑群众，鼓动闹事，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等破坏活动。台湾国民党反动集团乘印度在中印边境对中国领土进行武装蚕食、苏联策动新疆伊犁培城暴乱之际，错估形势，开始成批地、连续不断地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空投或者从海上偷渡登陆，妄图里应外合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蒋介石在台湾“国大”年会上宣布“1962年为反攻成败决定年”，发表“告全体军民书”。陈诚发表了“施政演说”，提出征收“国防特别捐”，从日本购买血浆。还利用文痞在美国开展万人签名运动，实现战时反攻大陆总动员。
　　对此，中共中央发出了要彻底粉碎美蒋武装特务窜犯大陆的指示。公安部于1962年6月9日给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江西、上海等六省、市公安厅局先后发出通知，随之于6月23日又召开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地区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作出周密部署。沿海军民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我广大军民、公安干警，以十分警惕的眼睛，手持钢枪守卫在15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布下了天罗地网。
　　从1962年10月至1966年底，台湾蒋介石集团多次对我东南沿海派遣武装特务大肆袭拢。
　　1962年10月7日，广东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班长李灶在小星山岛击毙台湾“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武装特务的第一人，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成为反攻大陆第一个俘虏。该纵队在不到24小时就被全歼，纵队司令袁祖逐被俘后说：“说是大陆同胞欢迎我们，确实是‘欢迎’，是用机关枪、大炮欢迎我们当俘虏”。“独立一纵队”司令吴纯林带队在惠来县神泉公社附近海滩一登陆，即被我军民发现，14名武装特务不容分说，四处逃散，吴纯林自己变成了“光杆司令”。第一纵队周一敏在电台县爵山公社下村一登陆就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12名武装特务纷纷向大军投降。12月4日午夜，美蒋飞机飞临广东阳江县石磊山区，空降武装特务中校通讯组组长李华常、电台台长王作亭、张忠君和部分军事物资。我公安干警、驻军、民兵和人民群众把石磊山区围得水泄不通，化装成公社干部的张忠君无可奈何，同李华常、王作亭缴械投降。我公安机关还利用缴获的敌特电台，制造假象，引诱在公海上的敌特上岸，一举歼灭。
　　1962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了广东沿海军民全歼九股武装特务公报，各地召开了庆功大会，《人民日报》对此还发表了社论，对蒋帮窜犯大陆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声讨和谴责。台湾国民党反动集团窜犯大陆的“西部突破”计划失败后，又于1963年开始实施“中部占领”计划。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的“反共挺进军31纵队”在福建大渔湾登陆，数小时后，就落入人民法网，全部被歼。我电白县“电白03—0204”号渔船在福建海面作业时，突然被台湾“反共救国军独立31纵队”劫持，船长赖传是一个旧社会饱受苦难，对美蒋怀有深仇大恨的渔民，今天见到武装特务劫船窜犯大陆，分外气愤。他机智果断，经过两昼夜的海上周旋和搏斗，将劫船的武装特务捕获，创造了“海上伏魔”的奇迹。
　　1963年秋，国民党反动集团又采用“东西夹击”袭扰大陆计划。蒋介石特使召见了南韩鲜、南越大使，策划利用南朝鲜的鹿岛和南越占领的岛屿，作为向我山东、广东、海南等地进行武装偷渡登陆的跳板。1963年11月2日早晨6点，台湾派遣的“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12纵队”16名武装特务，在司令张吉元带领下乘国民党海军“永庆”号军舰，在南朝鲜鹿岛登陆，休整三天后，于11月5日下午6时携带武器装备乘坐伪装的日本渔船“明石丸一号”、“明石丸二号”，乘黑夜在我山东胶东半岛海阳地区登陆。但在11月7日下午就被我军民全歼，2名被击毙，14名被活捉。
　　为配合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窜犯大陆，蒋介石派台湾联军总司令刘安琪中将前往缅甸、泰国、老挝等地“视察”和“宣慰”在此的蒋帮残军，指挥对我云南边境的潞西、镇康、沦源、孟连等地区进行了8次小规模窜扰。
　　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从海上和空中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派遣了43股617名武装特务。当这些特务一踏上大陆，立刻陷入人民的天罗地网之中，迅即被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其中有447名被生擒活捉。截止到1966年11月，我大陆军民共歼灭蒋帮偷运武装特务船只30艘，击沉击伤敌舰4艘，击落U－2型间谍飞机5架，击落击伤其他类型运输武装特务飞机多架，致使蒋介石历时四年“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产。
　　（三）
　　蒋介石袭扰反攻大陆4年的“战绩”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打光了；间谍飞机打掉了；军舰特务船只打沉了；境外官兵和情报站长投降了。台湾人民、海内外同胞、甚至蒋军官兵，包括情报特务、武装特务、甚至有的老牌高级特务，也脱离蒋介石集团，回返大陆。
　　1963年6月18日，原蒋帮残部莲山支队、盈江支队41人在支队长杨发祥、高长进率领下，携带各种枪支24支、子弹500发和一部分军用设备，由云南境外归来向我大军投降。12月13日，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驻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携带电台、密码、文件、无声手枪等特务专用物质，在我广东边境投诚；1964年6月22日，蒋帮空军上尉徐廷泽驾驶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起义；8月18日，蒋军69师205团勤务连上士郭志平，只身从金门岛泅水投诚；10月5日，蒋军海军下士赵宗礼驾驶一艘登陆艇回返祖国；11月2日台湾奥林匹克参观团团员、运动员马晴山、陈觉借在日本参观学习之机，乘船回返大陆；12月18日台湾亚洲航空公司技工陈子威不满美蒋黑暗统治，毅然回到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投诚、起义的武装特务，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举行了授奖仪式。对投诚的国民党“广东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司令周一敏、电台台长戴继武各颁发奖金1万元；对李华常、王作亭、张忠君等人各颁发奖金5千元。人民政府为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同时，公安部还释放了被骗运输武装特务的台湾竹藏渔业公司“协进”八号渔船的11名台湾船工。
　　（四）
　　台湾派遣武装特务全部被歼，无一漏网，但蒋介石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海内外宣传反共义士“全部阵亡”，并在台湾召开了追悼会，为其家属发抚恤金，追认为烈士，借以骗人。然而，被台湾称为“烈士”的武装特务，他们尚在人间。被我军民捕获的国民党特务分别被关押在东南沿海五省的看守所中。
　　1965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来到华东地区视察工作，听了各地领导汇报台湾武装特务全部被歼工作时，高度赞扬这项工作搞得好。当汇报到这些武装特务都属于台湾军事部门，都有军籍、军衔，到大陆都带有军事性质，是按“俘虏”，还是按“罪犯”对待，是交地方司法机关，还是交军队保卫部门处理等问题时，叶帅同意按俘虏对待。当汇报到武装特务不相信我党政策时，叶帅说：“他们都是从台湾来的，从蒋介石集团那里来的，他们听到的都是污蔑我们的宣传，又接受了特务训练和反共教育，指望他们看看电影、幻灯、看看报纸、听听报告，就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反动思想，转换立场，这是不现实的。”叶帅又说：“我们共产党人要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我们可以让被俘人员外出转一转，参观大陆建设成就，看人民生活状况，这样做可能麻烦些，但效果肯定要好些。”
　　叶帅返回北京后，将被俘台湾武装特务情况报告了朱德委员长，朱德元帅说：“我看这样做很好。过去，我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们的力量很小，整天打游击，当敌人、土匪、地主武装大举进犯之时，我们红军抓住俘虏尚且能放回去，不怕他回去‘反水’，再捉再放，后来许多俘虏当了红军，调过枪口打蒋介石，……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抓住日本鬼子一个不杀，抓住制造反共磨擦的蒋介石军队的官兵不但不杀，而且不搜腰包，不打不驾，不虐待，如愿意回家的，发足路费，原意参加我军的就欢迎。当时，有许多俘虏官兵投降了红军，参加了八路军以至后来了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作好俘虏工作，各部队还专门成立了管理教育俘虏工作的‘解救教导团’。毛主席当时就指出：‘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说明优待俘虏政策对士兵影响力，变成了打败日本鬼子、蒋介石的物质力量’”。叶帅表示十分赞同。朱老总又稳重深情地说：“现在我们夺取了政权，发展了，强大了，982名侵华日本战犯，我们全部特赦释放了。许多战犯变成了友好使者、和平战士；对国民党战犯从1959年起已经释放了5批，今后还要分批释放。对台湾武装特务，更应当有这种宽容和气魄！”
　　两位老帅的看法，很快传到了中南海，毛主席非常同意两位老帅的意见，他说：“蒋介石同我打交道已经是几十年了，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我的老朋友一天不反共他就活不了。今天我的‘老朋友’给我送来这么多的‘客人’，我们一定要接待好，要改造好。”毛主席还建议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宽大释放一批有悔改表现的国民党武装特务。
　　根据毛主席和两位老帅的指示，公安部安排东南沿海五省的公安机关，组织各自关押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参观了工厂、农场和富裕农家。祖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表示弃暗投明，与蒋介石决裂，不再为其卖命。
　　1965年12月14日，我国司法机关宽大释放了有悔改表现的76名武装特务和船员。《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还配发了“改恶从善就有前途”的评论员文章。
　　（五）
　　中央公安部接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将台湾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员全部交公安机关关押改造的批示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感到任务光荣而艰巨。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将此项任务交给了劳改局长李石生。
　　李石生，1921年2月出生于河北蔚县。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张学良、杨虎成将军领导的“西安事变”。1937年调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大学办公室主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建国后调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曾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副局长。1954年调任中央公安部劳改工作管理局副局长。李石生领命后，当即部署业务处提出落实措施。部党组同意了这个措施，并指出：我们对台湾派遣的武装特务的改造工作，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具体指示，运用改造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的工作经验，坚持“不杀、不判、分批释放”的政策办。他们在台湾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蒋帮特务头子接见过，都是校尉级军官，要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传达好中央的指示精神，抓好关押场所、教育看守人员、管好财物资金，落实改造教育工作。随即，公安部召集东南沿海五省公安厅和劳改局的领导开会，具体部署了此项工作上。
　　当各地的武装特务走进监狱的大铁门时，一眼看到的是一幅巨大的标语牌，上写着：“人民的监狱是改造人、教育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他们到监狱的第一顿饭是大米饭、白菜炖猪肉。这顿饭，如今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全国还尚未从“三年困难”时期完全解脱出来，则算是很丰盛的了。然而，这些武装特务们还不知道，忙碌了一整天的监狱管理人员吃的却是窝窝头和没有一点油星的罗卜汤。
　　繁重而艰巨的改造工程开始了，监狱管理人员为改造这些国民党特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一些顽固分子不服改造，以“罢睡”抗拒。管教干部耐心做工作，使号称台湾美蒋“王牌特工”的一致称赞中国共产党好；双十节武装特务产生思家之情，发生了“罢睡事件”受到了批评后，有了悔改；号称“小神卦”武装特务为大家算卦当场被戳穿现丑，改邪归正；失散多年的侄子终于在监狱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大陆上的亲生叔父。
　　劳动改造是教育改造犯罪的基本手段，被改造的特务分子在劳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被称为“电器高手”的方大吉为监狱排除了供电故障；电台台长为监狱修复了扩音机；一位精通钳工技术的武装特务使一台进口精密机床及时安装并调试成功。对于这些人员，监狱领导予以表扬，体现了党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武装特务深受感动，受到了教育。监狱管理人员实事求是的作风，使许多武装特务学会了老实做人的道理。
　　（六）
　　1975年9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司法机关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台湾武装特务，获准释放的台湾特务人员于9月24日来到北京，住在和平饭店。9月27日下午，被台湾早已定为“烈士”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个个精神焕发，面带笑容，整齐地坐在公安部大礼堂里，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的接见。
　　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宣布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全部释放台湾武装特务人员，并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回不了台湾的，还可以回来，人民政府安置就业。希望你们早日同在台湾家属亲友愉快团聚。也希望你们为台湾的解放、祖国的统一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回台人员代表袁祖逐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今天又给了我们公民权，批准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这种革命人道主义，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才有这种奇迹，我们一定重新做人，为人民多做好事。”
　　参加接见的还有台湾籍同胞，爱国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派遣武装特务代表。公安部设便宴招待全体回台人员，并组织他们在北京参观了故宫、长城及工厂和人民公社，还参加了第三届全运会的闭幕式。
　　（七）
　　1975年9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全体释放回台人员的情况后，台湾当局很快做出反映，“拒绝接纳”。宽释人员宫村清、仁和久、贝金郎均为日本国冲绳县人，家住台湾，经外交途径，拟先回日本暂住。他们在日本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和我国有关方面代表陪同下，由上海虹桥机场乘中国民航飞机返回日本。登机前，他们向我方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中国政府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宽释人员牟伍源、李佳达原系台湾武装特务船轮机长和大副，是从韩国鹿岛用高价收买派来我山东、辽宁的武装特务，宽释后，台湾当局拒绝接纳，后由韩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陪同从深圳罗湖口岸出境，前往韩国驻香港领事馆暂住。宽释人员尹万润、罗德光家住香港、澳门，也于10月5日经深圳到达香港，被家人领回。此外，被国民党称为“烈士”的陈良辉、袁祖逐、张清彬抵达香港后，在港办理去台湾手续，于10月18日下午乘华航班机回到台北。
　　1975年10月5日，60名宽大释放人员由北京到达福州，他们满怀新生的喜悦，在福建参观了漆器厂、农业机械厂和闽候县杨厝大队。10月7日早晨，他们从福州乘专车前往厦门，途径素有侨乡之称的泉州时，受到市政府负责人热烈欢迎，在最大的“鹭江饭店”招待他们。市委书记袁政祝贺他们新生，并祝他们一路平安，早日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10月8日下午2时许，全体回台人员到来到厦门市和平港客运码头上，登上了回台的船只。2点30分，设在海岸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用高音喇叭对金门广播：“蒋军官兵们：现在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宽大释放的原美蒋武装特务共60人，马上就要乘船回到金门了，希望你们作好接待，使他们早日回台湾与家人团聚……”
　　随后，拖船马达轰响，汽笛长鸣，一艘汽船拖着一艘木帆船离开了厦门和平客运港，向台湾蒋军盘踞的金门岛方向驶去。乘坐在木帆船上的60名宽释人员，频频向码头上送别的人们挥手致意，这致意中蕴藏着他们的辛酸、苦乐、冒险、新生的情感！十余年前，还是这个大海，他们是作为袭扰大陆的罪人偷渡而来；十余年后，经过共产党的改造他们作为新人回返，这一切怎能不使他们激动呢！
　　从1975年4月起，共有四批特赦释放人员被批准回台湾。第一批是1975年4月13日，原国民党将领王秉铖、蔡省三等10人经香港赴台后滞留香港；第二批是1975年10月8日，宽大释放原国民党武装特务及武装特务船员60名送往金门回台，3名经香港回台，4名取道上海回日本和经香港去南韩；第三批是1976年2月1日，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逃缅残部一军二师政治部中校主任邱陵、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甘孜军事谍报组组长林懋、原国民党政府统计局专员厉慕涛、蒋介石伪国防部“罗汉特遣队”祥顺二号船中尉电台台长王力民、队员陈伟兴和“罗汉特遣队”经纬二号船船员陈玉福等人，从福建厦门港口乘船回台湾；第四批是1978年11月，被特赦宽大释放的24人中，有6人经香港赴台，有18人由厦门取道金门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