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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良心(6)

(2007-03-18 05:18:28) 下一个

(六)

郑超麟是陈独秀的扇子,终生都在维护陈独秀的事业。还在1945年的时候,郑超麟就这样说: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是中国的不断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着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过程。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入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

郑超麟对陈独秀的认识,颇有戏剧性:“这个人:我第一次识了他的姓名,读了他的文章时,便写长篇日记骂他,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现在竟在他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了。”

以至于爱屋及乌,连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郑超麟都给予辩护:“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所谓老年丧子,乃人生一大悲哀。大家都知道,以前宣传老人家为了革命失去了六位亲人,其中包括了侄子、兄弟、弃妻等等。陈独秀为革命所做的牺牲,一点都不比毛泽东少。

和小平同志的封妻荫子鸡犬升天比,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

正如毛泽东爱玩女人和邓小平爱打桥牌一样,中共第一代领袖陈独秀也并不是完人,喜欢搓麻将:

“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自己。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同开会议决定的。常开会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深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至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

“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

看来对陈独秀知之甚深者,郑超麟也算是第一人了。

独秀之为独秀,是那个时代的呼唤,也是那个时代知识份子的典范和领袖人物:忧国与民,以天下为己任。假若独秀不介入政治,在文字学上也许会有更大的作为,可是中国的政治,迟早也会找上独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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