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按] 关于八七会议的会址，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陆定一和李维汉的说法，也是目前最权威的说法，为邓小平所认可，即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苏联农业顾问罗卓莫夫的家里开的。二是邓小平本人的说法，“在汉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哪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并说是在后楼，间接地同意了第三种说法，也符合邓小平干实事而不争论的性格。第三种说法是郑超麟1945年的回忆录和他1979年从监狱出来后多次对八七会议官方地址的考证与质疑。他认为目前官方认定的地址完全不对，八七会议在汉口鄱阳街123号一个叫RANSOME的美国传教士家里举行的，是在一栋三层小楼的二层后楼召开的，室内有一桌一床，几把椅子，参加会议的有15-16人或约18个人，没有会议记录，没有太多的争论，也没有说邓小平和李维汉与会。毛泽东有发言，但是被罗亦农给打断了。会议很快结束，没有开一天一夜或会议准备竟然有六天之长。
正如老A说的，如果这几位当事人都串通好了，互相透透气，也互相敬重，你好我好他也好，把历史给定好了，就不至于留给后人太多的疑问了。
嘿，这大概也就是历史老人的好玩之处。
(一)“八七会议”会址是怎样被确认的
汉口鄱阳街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楼还是这幢楼，扶梯还是原来的扶梯，就连地板纹路也是77年前的纹路。二楼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置有椅子、长凳、方凳、圆凳，一张课桌就是主席台。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团中央代表陆定一出席了会议；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总共22人。
确认“八七会议”会址的过程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陆定一细细辨认
1972年，武汉市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他们到北京访问了陆定一。陆定一说，他1966年2月在武汉时，曾去寻访过“八七会议”会址。他认定会议是在俄租界一个名叫罗卓莫夫的俄罗斯人家里开的。他走进鄱阳街139号，从一楼到二楼，细细辨认，说会议就在二楼的房间里召开。当时会议非常秘密，都是从后门一个个进来，一个个出去的。
李维汉口吻肯定
同年，周斌他们又在北京阜外医院访问了李维汉。李维汉在“八七会议”前是中央委员。他是1927年6月下旬到武汉的，对武汉的街道不是很熟悉，会址的具体方位说不准，但印象中会议是在二楼召开，这个房子是在一排楼房的中间，不是单独存在的一幢楼。李维汉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坐在靠壁炉一边。1976年，李维汉在咸宁时，周斌又访问过他。1977年，李维汉从咸宁返京途经汉口时，又到“八七会议”会址察看，用肯定的口吻说，是的，就是这里。
邓小平题写馆名
1980年5月，李维汉请邓小平为“八七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同年7月1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来到了“八七会议”纪念馆，周斌担任接待和讲解。周斌回忆说，邓小平参观得很仔细，从一楼到二楼，边看边说。当时二楼分前后房，邓小平说，开会是在后房间。作为中央秘书，邓小平是“八七会议”的筹备人员，他在这里一共待了6天，最早进门，最后一个离开。
“八七会议”会址1978年开馆以后，经李维汉、邓小平亲临察看，最后确定了现在的这个模样。
摘自《新民晚报》钱勤发/文
(二)《小平七忆八七会议》
一代伟人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密切相联。1927年夏，他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他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作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建国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忆“八七会议”
因为“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会场临时使用，会后不留痕迹。因此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情况没有文献记载，留下许多谜，给后人研究带来一定难度。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展览中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总理看后，指出“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随后，湖北省博物馆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武汉调查“八七会议”会址。
他们请来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1927年中央机关在汉的许多办公房屋是他经手租用的）。但是，由于会议高度保密，杨葆青也未能找到会址。当年筹备“八七会议”期间，邓小平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同住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所以杨之华就去询问邓小平。邓小平对杨之华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这是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八七会议”。虽然简单，但他肯定会议是在汉口召开，明确了开会地点是在苏联顾问家里。
二忆“八七会议”
“文化大革命”中，对“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对会址的考证曾一度中断。1972年，武汉市文物部门继续做这项工作。为了弄清会议的基本情况，他们拟了一份征集提纲送到北京。同年9月，邓小平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的这份提纲。此时的邓小平已被谪居江西新建。9月22日，他亲笔写了一份回忆材料回答所提问题。在这份材料里他写到“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当时由于汪蒋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他还回忆了到会人员，怎样进的会场，代表们的吃住情况，会议由谁主持，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对记不清的问题，他明确写到：“我不记得了。”这是他第一次笔忆“八七会议”。虽然事隔45年，但是记忆大部分是准确的。这份珍贵回忆材料与后来陆定一的回忆相互印证，对会址的最终确定和会址的复原起了重要作用。
三忆“八七会议”
就在邓小平亲笔回忆“八七会议”之前，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之后周总理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11月13－14日，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旧址。14日，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他边走边看，就像回到了当年。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介绍完后，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令人难以忘怀的党史课。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八七会议”。
四忆“八七会议”
1978年，武汉市文物部门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八七会议”历史，将复原的会场拍成照片，送请邓小平审定。此时邓小平已是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时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的邓垦向在京筹备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转达邓小平对复原陈列方案的意见。邓垦说：昨天我见到小平同志，请他看了八七会址复原的照片。根据他的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是分三批进入会场，由交通员带进去的，一次不能人多。办事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是最先去，最后走的。到会只有二十多人。他说当时武汉很热，都睡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都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他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垦还转达了邓小平对会场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体问题的意见。
武汉文物部门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并参考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复原了会场，并遵照邓小平关于办纪念馆的指示精神，举办了辅助陈列。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五忆“八七会议”
1978年8月9日，一份人民日报编印的《情况汇编》放到邓小平的案头。这份《情况汇编》的“理论宣传动态”栏目刊登了题为《“八七会议”到底在那里开的？》的文章。为了弄清史实，有关人员请邓颖超同志阅。邓颖超批示道：“据我知道是在汉口开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李维汉都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向他们核实一下就明确了”。随后，人民日报将《情况汇编》和邓颖超的具体意见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8月9日在人民日报的来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哪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得起。”这次回忆仅涉及到会址。他再次提到会议是在汉口原租界的洋房里开的，并提供了李维汉了解情况的线索。
六忆“八七会议”
1979年10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党史陈列》在禁闭了13年之后重新开放。在举办这个陈列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拟增加两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会议”参加者名单；一件是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这两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极其重要，究竟哪些人参加了，当时史学界还未搞清楚。中国革命博物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初步掌握的名单，请他帮助鉴定。信是1979年9月11日发出的。当时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工作人员以为他不一定有时间来处理这样的具体问题。想不到9月17日批复就下来了。邓小平亲笔写道：“参加遵义会议的名单是确切的。‘八七会议’名单，大体差不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知道清楚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工作人员如获至宝，多年来搞不清楚的两件重要史实解决了。
七忆“八七会议”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此时的三教街41号已是一座革命纪念馆，一楼举办有辅助陈列，全面反映“八七会议”的背景、经过和意义，二楼恢复了开会时的原貌。53年过去了，当邓小平再次站在会场时，眼前的一切勾起他的回忆。他对工作人员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一个走的。”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间开的（此时会场恢复在靠街面的前房）。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问：“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记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楼辅助展厅，他看得很仔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的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
这时的邓小平已是76岁高龄。53年前的那次重要会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重返会址之前，1980年5月20日，他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寄往武汉。作为事件亲历者，他的这次现场回忆是最具体、最详细、最生动、最直接的一次，工作人员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澄清了一些不符历史的问题。这次回忆大大推动了“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作者系武汉“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 ■赵晓琳
（三）《郑超麟回忆录》
我们在汉口听到了南昌“八一”事变消息。此时秋白已经从庐山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其余的要人都在叶贺军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罗亦农告诉我，中央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参加。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
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明那兹，七八年后为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斯大林枪毙了的。
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
这次会议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很长的决议案。罗明那兹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译好了，写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罗明那兹说了一番话。瞿秋白读了决议案，然后让大家发言。毛泽东有发言，我忘记了他说的什么。罗亦农的发言，则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国民党是不能维持他的政权的。”说完，他自己译成俄语。罗明那兹立即斥责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有可能稳定它的统治。”
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才听到瞿秋白宣读的决议案。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从衷心认为正确的。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是上级机关命令叫下级接受的，就应当做成命令或训令形式。“八七决议案”(或“告同志书”)后来印了很多，历史家总有幸运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记得其中所说新路线内容。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退出国民党的训令是九月间才收到的，我还记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八七会议决议案”还在说我们并不放弃国民党旗帜。
“八七”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但自始至终，无论言语和文字，此次会议从未提起陈独秀的姓名。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