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远任县长 成为蒋经国“新赣南派”核心成员
尽管“政学系”不买“ＣＣ”的账，但对我个人来说，做了“天子门生”，就有了“天子门生”身价。毕业回来，当县长有望。
１９４１年８月，省民政厅副厅长邓伯粹（原北大教授，“政学系”骨干）密告我“可能去佐治万安。我很高兴。但９月省务会议通过时，却要我去万山丛中的小县安远。三年前，该县县长齐振兴，被老百姓捆绑游街，赶下台去。因而对此任命，心怀不满，想借故推辞。１０月间，省务会议再次决定去安远，我只得遵命前往上任。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安远？主要是出于“政学系”对我的信任，派有特殊任务，即要我去了解赣南情况，特别是了解蒋经国的活动。因蒋经国留俄时加入共产党，曾发表过宣言，痛骂他的老子蒋介石。回国后，被蒋介石管束在奉化雪窦寺读孝经。１９３８年春，经熊式辉担保，始派他到江西任保安处副处长，但仍被监视。是年夏秋间，因镇压赣南人民革命“有功”，才发表为赣南专员。但熊式辉对他还不放心，先后派“政学系”骨干吴剑真、方正鹄去任赣州县长，由王次甫指挥，继续监视蒋经国的行踪。结果，被蒋经国发现意图，二人都各只任职一年，就被赶跑。现让我再担此任，真怕步吴、方之后尘。在一次县长会议上，蒋经国公开地说：“我们在这里建设新赣南，非但遭到共产党和土豪劣绅的反对，连我们昏庸的上司，也派人来监视！不信？你们看看驻在城外的保安队！”蒋经国的专横和强硬态度，使我的言行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王次甫每次问到我时，我都说“蒋经国的反共表现跟他的老子完全一样！”这种回答，既使“政学系”放心，蒋经国知道后，对我也产生了好感。其实我与蒋经国之间，也曾有过一段交情。我在省民政厅时，曾被派到赣南检阅壮丁、抽查保甲和调整区域。对我的工作，蒋表示满意，有过称赞。并列席过他主持的县长会议。我对他提出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五大目标，号召人们“奋斗三年，牺牲三年，吃苦三年”。以及“吃苦、冒险、创造”精神建设新赣南的政治主张，表示衷心赞许；对他平时布衣简装，下乡跑路，明查暗访， 效法韩复渠作风， 亦曾热情颂扬他为“韩青天再世”；尤其对他能召拢大批青年来赣南，更感钦佩，产生了相见恨晚之感。我曾将自己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撰写成一篇赣南通讯稿，刊载１９４１年９月《江西国民日报》上，获得了蒋经国的欢心。那时，大凡到赣南任县长的人选。大部分都由蒋经国亲自物色，个别由省府派去的，也必须经他同意才行。到职后，稍有反对他的言行，就会立即被赶跑。下级工作人员，一般也由他训练后分派，或由县长保荐。凡在赣南工作的人，在行政组织系统上，得一律参加“新赣南派”。所有任免，必须先通报他的人事负责人许可登记。我任安远县长，王次甫也事先征求了蒋经国的意见。蒋能满口答应，与他对我的赞赏和我撰写的那篇颂文不无关系。我自己也真想走好“太子路线”，将来更有发迹。尽管安远是一个偏远多事的小县，我还是走马上任了。
“新赣南派”是赣南国民党各派系的一个混合集团。其中主要有“留俄”派的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徐君虎、尤策等人；“ＣＣ”派的周灵钧、黄密、洪仪、阮愚公、高清岳、来文华等人； “军统”分子凌云、 刘德藩等人；“武岭派”（即与浙江奉化武岭学校有渊源的一些人。）黄寄慈、蒋善初、杨明、孙平等人；以及“政学系”骨干袁侠民等。这个混合集团中，又以“留俄”派及“ＣＣ”分子为核心。两派互争消长，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留俄”派得势掌权，专署的秘书、科长等要职，由他们担任；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留俄”分子分调中央干部学校及四省盐务督运处工作，“新赣南派”的组织空缺，则由“ＣＣ”分子填补。我本属“政学系”，不是“留俄”派及“ＣＣ”成员，但与蒋经国志同道合，处处走“太子路线”，完全拥护蒋经国，肩负新赣南建设委员会安远主任重任，也成了“新赣南派”的核心成员。我能在赣南任职三年零五个月，就说明了这一点。
蒋经国佐治赣南，建立在行政系统上有两种会议组织。一是县长会议，这是一般的行政会议，每年开会两次。会议规模较大，属赣南的骨干均应出席，凡是中央及省府驻赣南的机关，也都派人列席参加。而讨论或议决的事项，则属一般的可以公开的事情。二是干部核心会议，这是布置特殊任务的会议。通常是在县长会议闭幕后，由蒋经国以聚餐为名，把应参加会议的人邀到他家中，由蒋经国交待特殊任务，或将县长会议中的重要议案再次强调，或者作命令式的讲话，有时也会随便漫谈，或与某县长个别谈话。时间大约半天。对出席会议的人控制非常严格，有赣南的１１位县长，专署和区保安司令部的科长、秘书、大队长以上约２０来人，这些人中，也随职务变动而变动，不是蒋的核心骨干，不在被邀之列。我到赣南后，一直是参加核心会议的成员。
核心会议布置的有些事情极为机密，要求我们只能执行，不准对外讲。１９４３年在一次核心会议上，蒋经国讲到曾生将军在粤赣闽边区成立共产党游击队，布置各县注意防范，就不准我们对外讲。我们连真假都不明。１９４３年夏，他在会上与我谈到安远北区赖良栋武装，我提出赖部中的赖姓子弟多，可以收编，实行和平解决。他却专横地认定赖部内有共党，要求彻底剿灭。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准向别人谈及此事。结果，他派出区保安一大队配合安远自卫队，与赖部多次激战，并未达到目的。
经县长会议议过后，拿到核心会议再议的一般都是大事。如：在实施“三年建设计划”中，怎样尽快修通赣南全区公路网，怎样使赣南农村变为商业区域，把农业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将赣南的土特产品统一收购， 与美国实行商品交换， 扩大外贸市场等事；如何尽快修建各级校舍，实现“人人有书读”；１９４４年修建大庾飞机场时，他强调这是美国出钱修的空军基地，责令各县必须征调民工，完成任务。我为了完成任务，回安远后立即征调七千民工，前往大庾服役，并亲自前往督阵。
我到安远，一心想靠拢蒋经国，故特意先赴赣州，向蒋请示。适逢他赴上犹、崇义视察未归，主任秘书周灵钧接待了我，他说蒋特别关注安远治安情况，不久就要派军队去“清乡”。这些不是核心会议布署的事情，我也应该努力抓好。我到安远后，马上召集区、乡、镇长会议，要他们报告地方治安情况，做好“清乡”准备。是年１２月，凌云率区保安一大队进驻安远。我立即成立“安远县清乡剿匪委员会”，首尊蒋经国为主任委员，我与大队长凌云分任副主任委员，另聘县党部书记长丁振寰、县司法审判官吴建鸿、县训练所教育长熊志人、县参议会议长唐潭清、县立中学校长赖丰光、县党部监察委员唐作桢、地方绅士欧阳雨村、县民政科长黄辉廷和教育科长刘彬为委员。在会上，我宣布：这次“清乡”，仅仅捕人收枪还不够，必须把清查户口、整理保甲、清理公款公产等项内容加进去。并分工由凌云率区保安一大队负责搜山和协助区、乡公所收缴民枪；由县府负责清理户籍保甲和清查公款公产。我集中县府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全力投入“清乡委员会”工作。
要“清乡”，并不那么容易。南区魏理邦有私枪四、五十支，他不但带头抵制收枪，还集合民枪二、三百支，捣毁区署及乡公所后，退到他的土围内。一大队以两个中队兵力围攻了一个多星期，也未攻下，只好从专署调来迫击炮，轰毁二间房子后，魏才率部全数突围，逃往深山，一大队根本无法围歼。我采用政治招抚办法，委派魏的子、侄，充任区署指导员和乡长，责成他们去维持南区治安，才软化这支反政府武装。北区的赖良栋，也集合三、四百支民枪，在会昌活动。赖因反蒋，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被蒋经国通辑在案，现今更是追案紧迫，非要我立即将赖捕解专署不可。我用招抚办法，只收回部分枪枝，而赖本人根本不受招抚。我多次派军警到他家中搜查，并至会昌追捕， 均无所获。１９４３年冬， 赖良栋号召人民起来反“三征”，带领队伍攻陷天心乡公所，杀死乡长、干事和保长数人。１９４４年，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占领北区６个乡，声言要进攻安远县府和赣南专署。我又派县府科长扶屏与赖进行谈判，企图收编。但遭到专署视察员反对，说我养痈遗患。气得我向蒋经国提出书面辞呈。蒋不准，提出要赖本人或其子亲至他面前请罪。遭赖坚决拒绝。谈判决裂，区一大队与县自卫队合力进击，与赖部又大战一场，双方相持二个多月后，一大队调走，赖部复占整个北区。县自卫队只能一夕数惊，死守县城。
正值“清乡”困难重重之际，１９４３年２月，蒋经国命令安远设立一所“新人学校”，将“清乡”中清出来的反抗政府、不纳税、不缴粮，或经担保应征壮丁久逃不归、或判刑一年以内而经殷实户担保释放者，一律入校，责令反省。我遵令照办。还间常派县府职员前往上课。并派军警轮流监视，由管理员管理。平时则驱使他们服劳役。如认为能遵守纪律，或著劳绩者，星期日亦可准假回家住宿，或提前释放。这也巩固了“清乡”成果。
一年多的“清乡”，虽有阻力，但战绩斐然：共搜捕到反政府的首要分子十五、六人，由一大队押往专署讯办，其中有几个人在途中就被杀害；搜捕到一般的反政府人员五、六十人，由县府监禁，有殷实户担保者释放，无人担保者久押；收缴民枪３０００余枝，好枪被专署调走，余下的由县府保管委员会唐瑞贞保管；清出路会、庙会、祠产等公产、每年可收租谷４万余担，交由县府公款公产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雨村保管，由县府拨充“三年建设计划”所需资金，及教育基金之用；还清理了全县保甲，将漏编之户口重新编了组，强迫各甲各保层级出结，担保各自境内不留藏反政府的人。通过“清乡”，安远治安有了明显改观。我出主安远，首战告捷，受到了蒋经国好评。
在“清乡”同时，其他工作也没有放松。为走好“太子路线”，只要蒋经国认为要干的事，不论县长会议中布置的，还是核心会议上强调的，我都会尽力干好。
蒋经国倡导禁赌，我借“清乡”大“清”赌徒，处罚的办法就是罚款。假禁赌名义，成立“公益罚款保管委员会”，将罚款责成地方豪绅欧阳淇保管，成了计外开支的财源。该项罚款，除一部分用于修筑市区道路外，另部分拨充纪念日宣传费、犒赏军警年节费等预算外开支。蒋经国要办工业，命令各县筹设经济建设公司。我根据安远多樟树的情况，于１９４３年设樟脑油提炼厂，将全县的樟树都登记在案，限价卖与公司。禁止私人提炼。仅此一项，获利数十万元，拨充为新建县政府办公楼及县立中学新校舍和县府行政费用。１９４３年，基督教青年会为筹募基金，扩充会员，通过蒋经国聘请赣南各县县长为征集会员及筹募基金队长，我立即响应，带头入会，并在安远征集会员１０余人，筹募基金国币数万元。１９４４年春，蒋经国在县长会议上，假借抗日名义，组织青年军。我从座席上站起来，自告奋勇地第一个签名参军。回安远后，积极宣传，组织了中学生及小学教员３０多人志愿入伍，深得蒋经国称许。
我紧跟蒋经国，从中得到了好处。１９４２年，上峰推行强募美金公债，我以国币２０元折１美金，强令下面缴交，共募得美金２万３千元，其中３千元发还北区两乡。１９４４年春，专署命令各县筹设银行时，提交县参议会讨论通过，将余下的２万元美债，全数拨付安远银行为基金。为将美金换成国币，当即派人持券赴赣州，适逢衡阳被日寇占领，飞机停航，交通阻塞，无人收购。两个月后，我去出席县长会议，又将该项债券带到赣州。探听到由蒋经国的亲信、信丰县长杨明与资本家谢建华开设的信孚公司，正在秘密收购。我立即找经理谢建华，他说，市价每元美债可值国币３５元。我要挟他说，你们秘密收购，一定不只此数！他立即就答应每份债券另送我私人国币２０元。当即开具帐单成交。安远县银行得款７０万元，拨充作开办费用，储存稻谷一千多担，使县银行办起来了。我个人也得到４０万元“外快”，发了点小财，购买了黄金１０两，驳壳手枪１支，最新步枪１支。事后，闻谢建华等将秘购的美金债券，通过杨明的关系，利用蒋经国赴重庆的专机带去出售，在重庆售出１元美债，得到国币达２００元，他们都因此举而成了大富翁。
“三征”是件大事。我尤其以为“皇粮国税”乃历朝历代都未能免，对征税、征粮更加抓得紧。一到安远，我就认真地按照专员公署有关税收的规定，对屠宰税、营业税、房产税、使用牌照税、小猪出境税等进行了彻底清理，并严格要求照章纳税，使全县税款年年超征。对征粮，我采用高压逼征手段，每年秋后，由县府准时派出大批催征人员下乡突击，对欠缴粮户，即予拘押；如欠粮逾期，就予罚谷。这样，年年超征，三年中，共上缴粮谷１５万多担，超征１万余担。１９４３年度，江西省田粮管理处为此给我“记功”一次，并将超征部分拨出２０％，作为出力人员奖励金。但对征兵一项却费力不讨好，每逢上峰催交兵额时，我都派出县、乡军警，昼夜往农户搜捕壮丁，被征之家有老母悬梁自缢者，也有弱妻投井自杀者，惨不忍睹。三年中，共送交兵额二千四、五百名，但仍欠交700名，被江西省军管区记过一次。
当时的赣南人民，除“三征”的沉重负担外，按“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中的要求，“建乡、建保、建家”，还得“义务劳动”。每个劳动力每年须负担“义务工”２０天，必要时还得增加天数。我在安远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采用离开县境“义务”劳动者，发给伙食零星费用；在县境内“义务”劳动者，一切费用自负的办法，驱使全县劳力修建了各级学校校舍、各级政府房屋、全县的公路及区、乡、保道，还到大庾为美军修建飞机场。我为了实现“人人有书读”，还搞强迫扫盲，凡１８岁至４５岁的文盲，每人发给一本识字课本，规定每晚７——９时，每村集合于一处识字，不到者，就罚灯油费或拘禁。扫盲工作，干得也有成效。总之，凡专署部署的任何工作，我都想方设法完成。而我每次向上峰报告工作时，都说安远这样落后的县，能有这样显著成就，实系蒋专员领导有方，更使蒋经国欢悦。１９４３年专署年终考绩，蒋经国特意对我传令嘉奖，并发给奖金数万元。是年，江西省府对各县进行总考绩，安远名列全省第三，给我记“大功”一次。
按照蒋经国颁发的凡有大功者升大官，不努力者惩办的奖惩办法，希望蒋经国保荐自己去当专员或厅长的欲望，在记了“大功”后随之膨胀。１９４４年夏，我先写了“请调他县”的信给王次甫，王复信要我征求蒋经国的意见；我即向蒋去信，以表示要“辞”职，进行试探。蒋复信不准辞职，根本不理我的企望。１９４５年１月，日寇有进攻赣南之势，各县县长大多换成军人担任。蒋经国见我不是军人，不但不提拔我，还发来电报，通知我自动辞职。我只得深藏心中的怨恨，电复转请江西省府辞职。当即照准。另派军统黄植荫接任。黄即赴省府请示，又因战事吃紧，交通阻隔，不能即行就职。其时，赣州专署人员及蒋家的皇亲国戚，均已撤到了安远，一时人杂马乱，无人照料。蒋经国又临时发表我为专署参议兼代安远县长。我又抓住时机，特别殷勤招待专署撤退人员。对蒋经国的姑母、叔母、表姐、表妹、女友等二、三十人，则更逢迎备至。她们对我的热情，均表示好感。后来在南京与蒋经国见面时，他亦当面向我道谢。并介绍我去浙江省府工作，亦与此举有关。３月间，黄植荫来到安远，我即交卸兼代县长一职，逃往长汀。６月，蒋经国也辞去专员职，飞至重庆。赣南专署高级人员，一部分调往重庆，一部分遣散回家。我曾向蒋要求调重庆工作，未果。旋由秘书黄寄慈发给遣散费黄金２两，迁往瑞金，然后回桂东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