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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质学是一个老学科，也是中国所有学科中最有所作为的一个学科。
不信吗？石油的发现，离不开地质工作者，虽然到现在为止，是谁发现了大庆油田，仍然是一盆浆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竟然比发现大庆油田本身还困难。不是谁说地质力学和大庆油田不相干吗？那李四光可是陆相生油的奠基人，不信你查查互联网，问问邓小平。什么，是黄汲清？黄老头生前是这么说，可是老先生已经死了，那陆相生油的第一发明权，还归他吗？噢，确实不归。这就对了。
两弹一星和神六飞船发射成功，当然更离不开地质学家。不相信？看看没有地质学家发现铀矿，你搞什么两弹一星？没有彭加木舍生忘死，在新疆的罗布泊勘察地址，你到哪儿回收飞船呀？
还有美国大兵为什么猖狂？萨达姆和本拉登为什么要钻山洞？还不就是因为中东没有世界一流的地质学家吗。要是有，哪里能让那一国之尊和精神领袖，都去越俎代佨，到处去打洞找矿呀！
咱先开一下玩笑，然后就言归正传，说一说让咱中国人长脸也显宗耀祖的地质学家们。
第一个，当然是丁文江了，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地质学学士。有人说不对，是章鸿钊。这我不和你抬杠，因为丁文江确确实实是比老章早毕业了一个学期，虽然两个人是一年拿到的学位。对于地质学的发展，章鸿钊重于理论，丁文江则重于实践。大凡章鸿钊能想到的，丁文江都做到了，就是章鸿钊没有想到的，丁文江也都做到了，例如鼓吹好人政府和跟了军阀去做上海市的市长，都不是章老头所能想到的。所以说，丁文江实在是现代中国地质学的开山鼻祖。要说中国地质之光，也应该先说丁文江的。
第二个，是翁文灏。翁先生是中国地质学的第一个博士，地质学上的十八罗汉，都是他一手给培养出来的。在翁文灏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和资源委员会的二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不仅发现了石油，而且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北京人头盖骨。另外，翁文灏也是中国从古到今学而优则仕书生从政的杰出代表，连后来的牛Ｂ烘烘的李四光郭沫若，再加上孔子孟子，都没有他老翁做的官位高：行政院院长，外加著名战犯，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了。所以要说中国的地质之光，丁文江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先排翁院长。
第三和第四，咱就不排了。因为涉及到政治，就说也说不清。
这第五个，就说说也是地质学家的化探专家吴昌荣。
根据新闻报道，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原冶金部化探工程师、东北大学地质学教授，河北秦皇岛市原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６８岁的退休老人吴昌荣闭上了双眼。医生根据他的遗愿摘取了眼角膜，使两名患者，重见了光明。
2006年4月3日，秦皇岛原副市长吴昌荣病逝。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在秦皇岛市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他的眼角膜得以捐献。
报道说，吴昌荣是秦皇岛市首位眼角膜无偿捐献志愿者。就在老人去世一个月前，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辞世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的眼角膜、肝、肾、心脏全部捐献，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制标本供教学用，无价值部分火化后撒向农田做肥料。
2006年3月3日，秦皇岛市原副市长吴昌荣，在病床上与秦皇岛市红十字会签下了捐献人体器官志愿书。
很高兴有关方面还是帮助老人完成了其中的一项心愿，比起那些瞒天过海、与欺世盗名者，要崇高百倍。
据说，吴昌荣做了三十年的化学探矿，然后就弃学从政，也做的有声有色，这也许是受了地质学先辈们的影响。他在事业上的修行，已经由他的学生，根据官方的支持，写成了一本书《一生何求》。书写的具体如何，因为没有看到细节，不敢置评。但是吴昌荣先生这种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并且身体力行的做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社会，都是值得提倡的地质之光。
吴昌荣（１９３８－２００６）
翁文灏
原载《地理学报》4卷2期，1935年12月
在君先生的死是中国的大损失，“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人才如此难得！像在君先生的人中国能有几个？
在君先生是开始中国地质学工作之一人，他的功绩特别是在实行野外调查，在这一方面讲，他是中国地质学界惟一的人物。他在欧洲毕业後便从陆地经过云南回来，进了农商部便专心做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做地质调查所所长的时候，每年总有很长的时间在外考察，在地质调查所及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不但以身作则实地旅行，而且坚决主张全体学生必须做一定实地工作。地质汇报第一号中。在君先生序文苜引德人李希霍芬书中的话，他说“中国学者只知安坐室内不能吃苦登山，所以他种科学或能发达，惟有地质学中国人决不能做，”在君先生接下便说，现在我们已证明此话并不可靠了。中国学者登山涉水的工夫并不让人。这种工夫的养成全出在君先生热心提倡之力.
近年来在君先生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他的工作第一在促进各研究所切实研究，把不能工作的人撤换了，把能工作的人请进来，而且与他们商定应解决的问题，应进行的步骤。第二在详实规定各研究所的开支，各所的预算很真实的按照他们一年度应做工作之必需数目来规定，省下来的钱用以举办以前未做的工作，其结果是工作加多而开支减少。他并成立了评议会，实际完成了全国科学院应有的组织。做这种事不但要热心毅力，而且要有充份的专门科学的智识与经验，在君先生死去之後，我想要找相当的继任人一定是很不易的。
在君先生的知识并不限於地质学与地理学，他对西南诸民族曾自行测量，他对全国人种曾搜集最完全的材料，他曾编动物学教科书，他也曾想用科学方法写中国历史，他真有极广博的知识。在君先生不但是科学家，而且是事业家，他曾做北票煤矿公司经理，用极少数的资本，能开采很多量的煤，国内媒矿极少能比得上的。他曾做淞沪商埠总办，收回司法权，提倡公共卫生，创立大上海市的计画，后来市政府的规模有许多部份都由那时开始。他对於中国的矿业交通以及军事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他的知识，特重事实，不托空言，这都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证明。
在君先生对於政治是很热心的，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有志之士努力奋斗，本是当然责任。但是他的政治运命太不幸了。像他那样实事求是的人物，当然凡事都从实际上去做，一切虚名是不足计较的，但正惟如此，曾使他受了多少极冤枉的误会。近来几年国势愈危，他心中的悲痛自亦愈甚，他不但日夜不倦的为他小范围以内的职务努力，而且更不断的考虑国家的出路与民族的生命。我曾闻他对青年朋友痛说：“有知炽的人应刻苦用功，要有成绩的贡献，而且要有规律的人格，国家或亡，但我们必须留下不可亡的国民。”他又叹息政治的太不澈底，因而很矛盾的说政治生活是干不得的，因为不能凡事诚意的做。听了这种感慨正可想见他心中的非常痛苦。字林西报曾为他特著一篇论文，题目是一个真爱国者（A True Patriot），这真是在君先生最好的谥号。
在其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但是领导的能力和模范的人格，而他本身所做的科学工作，也有极伟大的成绩。他游踪所及范围极广，在滇黔桂诸省尤有详细的研究。他对於西南诸省地质地理和人种学知识的丰富，在全国很不易有人能相颉亢。他已出版的著作虽已甚多，但与可出版而尚未出版的材料相比较，那便真正太少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因著作总是自已写的好！即使我们能将他的遗著整理发表，（当然我们一定要做的，一息尚存此志不怠。）如何能及得他自已做的呢。所以未及充份发表者，实因在君先生对於科学文字看得非常重要，他必要将各种问题研究得澈底明白毫无疑问方肯下笔，而且又特别讲究绘图的精密，地形地质都一丝不能苟且，如此慎重常然出版不易很多了。这种办法任中国科学界出版太滥的时候，却是一种很好的反剂。
在君先生在中国地质学界中无疑的足称先辈，不但他的工作开始较早，而尤在他对於其他人才援引甚力，指导特殷。我们试追想他曾如何费力荐李四光先生做北大教授，如何用心做西南地质调查计划使赵亚曾先生等分途进行，如何极有见识的坚待黄汲清先生在瑞士必须做构造地质的实地工作，但不要在辽远地方写一知半解的中国地质论文。他有用人之明，他更能用人之长。
在君先生待人是顶好的，不但鼓励青年努力为学，即对其他朋友都是忠诚钝挚，毫无假饰。他希望他人好好的做人与他自己的期待一样，他人如果做错了事，他终是直言相告，和他交情愈厚的人他说话也愈直爽，“益友直谅多闻”待人固当如此，这正是他最忠实的地方，也最足以感动他人，所以他的好朋友特别多，特别爱他，闻知他死的消息，一定有许多人要堕泪，要悲闷，要叹息中国失去了一个极好的人才，不但平时与他要好的人如此，即是平素与他无甚深交的人也会有同样感想。
我对於在君先生平时所希望的，一是把他自己调查的地质地理与人种的知识，都绘图加说的写出来。二是能有机会为国家做几种真正的事业。现在这种希望尽成空了。但是只他已写的文与已做的事，已给我们极大的贡献与极好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