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香奈儿：外祖父曾在国军73军服役。当时是共党组织一些青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进入73军干训班，因该军军长李觉是云南人，故名“云干班”。
因本人才疏学浅，特向大家请教73军军史等有关内容。重点是李觉任军长期间该军在江西、湖南的抗战活动情况。我随便查了下，居然很多资料显示73军军长不是李觉？奇怪了。
席琳: 应该是七十军，军长是李觉，湖南人，在云南出生，字云波，故七十军的干训班简称云干班，班主任是任新四军原武汉办事处主任的陈希周，教官中有乔冠华在德国时的同学朱江户和作家荒芜（李乃仁）等，李觉是名誉班主任，云干班为七十军和延安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目标是把七十军变成不挂新四军军牌的新四军，和当时由八路军方面叶剑英主持的南岳游击学校（简称游干班，班主任是蒋介石）并称。
有趣的是，李觉的夫人何枚（湖南军阀何健的长女），在老蒋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在湖南和蒋夫人宋美龄互相唱和，为当时中央与地方政治互动之一景。
云干班因为是置身在杂牌军中，为蒋委员长所深忌，指使军统特务百般破坏，造成血案连连。
云干班的学员中目前仍然健在的是１０３岁的杜修经，此人在井冈山时期曾任湖南省委代表，撤过毛老人家的职，解放后一直的不得志，大概在常德师范学院退休，最近有《杜修经访谈录》问世，对七十军的事应该有所涉及。
有一本书叫《血沃江南》，是云干班另外一个仍然健在的学员文振亚老先生写的，真实地记录了云干班的来龙去脉，史料的价值是特别的高。如果有超星图书馆的卡，也可以看到《湖南文史资料》第３８缉第１２－３３页，有文振亚等人的文章：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始末。
李觉自己，有回忆录多篇，他后来之所以反水，也和云干班有关系。这在７０年代出版的文史资料中，应该可以查得到。
我在下面这个帖子中，对李觉军长有过介绍。其中的史料方面，有一点小错误。就是何健不止三个女儿，应该是前妻生五个女儿，分别叫玫莲琗璇琼，何玫为老大，由唐生智做媒，嫁给了七十军军长李觉，老二何莲嫁给了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老三何琗，在美国休斯敦，四女何璇留美，五女何琼在台湾。后妻王仪贞生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分别叫清吉平安华，文革中受尽折磨。
http://www.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38&ID=25474&page=1
汤飞凡的事，京虎子有专篇介绍《国之瑰宝》，让人荡气回肠。陈希周在七十军的事，在我的一个帖子里面也有涉及：
http://www.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38&ID=2447&page=2
我爱香奈儿：谢谢席琳，我在网上搜索看到过阁下的帖子，不过只能看到标题。这次您提供了具体链接，我一定拜读。
文振亚是我外祖，一生颇多坎坷，还被打成反革命，至今未平反，后来重新入党的。《血沃江南》一书我们亲友都有帮助成书，可惜老人家给我寄的书因为我从内地迁上海，竟然找不到。这次是想多补正一些史实，以小说的形式寄托一些思念以及对于历史的反思。
席琳：原来是文老的后代，敬佩一下。也代问老人家好。记得《血沃江南》这本书再版过，里面花费很多的心血，而且都是文老一个人跑的资料和出版，确实的不容易。序言是杜修经老先生写的，书里面有李觉夫妇在美国的照片，还有很多云干班老学员们的照片。
云干班能培养出来像令外祖和杜老一样热心做事而且实事求是不媚权贵的人，其他许多人的血才不算白流。
国内的党史军史资料，还是比较翔实的。只是需要有人去坐冷板凳，去伪存真。当今许多东拼西凑来的应景和拍马屁的文字，虽千万卷，不足观也。
附：陈豪人：革命的铺路人
一
1929年夏，陈豪人受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调遣，与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等数十名党员干部来到广西南宁，支持执掌广西军政的俞作柏、李明瑞巩固反对蒋桂军阀的主政局面，并迅速发展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秘密开展兵运斗争。在这里，他历任中共广西军委委员，中共广西前委常委，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前委常委兼兵委书记等职，协助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担负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成为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为广西的工农革命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广西红军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陈豪人，又名昭礼、希周、导民，1907年3月在福建省福州市出生。他少年聪颖，敏捷过人，学习刻苦用功，1924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在这里，陈豪人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复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翌年3月，18岁的陈豪人便在邵荃麟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身为中共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的陈豪人，立刻组织同学罢课，声援工人和商人群众的反帝斗争，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组织学生拆毁了吴淞至江湾间的几百米铁路，致使军阀孙传芳的兵车不能通过。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占领福州，中共中央调他回福州协助中共福州特委的重建工作。
1927年1月，他担任中共福州特委书记，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调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福州市党部的领导工作，例如，借国民党福州党部筹备处勒令解散车馆主、工头拼凑起的人力车工会的机会，派陈昭涌把党所领导的理发、码头、人力车夫三个工会联合起来，筹备组织福州店员总工会。这些行动策略使我党通过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合法形式，迅速发展了福建的大革命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北伐军向浙沪宁地区的胜利进军。
1927年4月，陈豪人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中央机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不久，他和邓小平具体筹备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并担任会议书记员。这期间，他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共同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会后，陈豪人临危授命，返回闽北重建党组织，领导闽北工农革命运动。8月，他领导成立中共闽北特委，并被选任为书记。12月，他主持召开福建各县党的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928年起，陈豪人按照临时省委的分工，来往于闽南、闽北各地，发动、组织工农群众斗争，宣传土地革命政纲，鼓励暴力夺取政权。4月，他参与领导了闽北暴动，为闽北地区农名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随后，陈豪人奉命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代理省委书记等职。此时，陈豪人已是一位有着丰富地方领导工作和组织农民革命工作经验的青年领导者，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工作的热爱，赢得了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二
1929年的广西，正值蒋桂战争爆发。4月，李明瑞、杨腾辉等原桂系军官在共产党的支持策划下率军倒桂投蒋，导致桂系军队全线溃败。6月，俞作柏、李明瑞率领两师军队从武汉回广西，主持广西军政。俞、李希望中共继续支持合作，在广西建立一个脱离蒋桂军阀控制的军政局面。应俞、李的请求，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调遣陈豪人与邓小平等数十人前往广西。陈豪人于1929年8月初抵达南宁，其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机要秘书，随从俞作柏工作，藉以明了省府一切动态。另外，他在中共党内是中共广西军委成员，以中央代表邓小平的主要助手的身份，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运兵策略，参与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出色的完成了自己担负的任务。
作为俞作柏的机要秘书，他以共产党人的求实作风影响俞、李等广西军政上层人物的民主进步。他经常与俞、李坦诚商议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并向李明瑞推荐《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与俞、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李明瑞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示共产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党。在邓小平、陈豪人等的积极推动下，俞、李通令开放全省工农革命运动，释放了被桂系军阀政府逮捕关押的“政治犯”并委以重任。在地方上则以我党掌握的广西工农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在南宁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以雷经天、韦拔群为正副主任的广西省农协筹备处，对全省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有着重要作用。自此，中共广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以至于李宗仁闻讯后惊呼：“自俞、李南归，为虎添翼，共祸使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除了农运工作，广西的兵运工作也在陈豪人的协助下积极稳妥的秘密开展。他和邓小平利用俞、李与我党上层统战合作的关系，指导张云逸、俞作豫等从事兵运的重要干部在俞、李组建和整顿部队的过程中，加强改造旧军队，为党抓武装，准备起义的军事力量。他利用职务方便，不断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重要干部推荐给俞、李，安排到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第四、五大队任职，使这三支部队成为我党指挥的革命武装队伍，对我党掌握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29年10月，广西军政风云突变，李明瑞、俞作柏错误地估计了全国形势和自己的实力，接受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划，决定联合从湘西南下的南宁张发奎第四军发动讨蒋战争。
陈豪人以广西政局未稳，部队内部复杂等问题，劝说俞、李不要仓促出兵讨蒋，但未被接受。看着广西政局即将发生突变，陈豪人和邓小平果断地否定了广西军委部分同志关于在南宁起义的主张，紧急调遣何建南、雷经天、陈洪涛等一批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分别建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和省农会右江办事处、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发展工农运动，加强当地农军，做好接应南宁革命军队撤上左右江的准备。其实早在8月间，中央和广东省委就多次来信命令广西特委“必须集中力量注重三大城市（邕梧柳）的职工运动”，要求发动南宁起义。陈豪人和邓小平等领导人从广西实际出发，不同意广东省委按城市中心来部署广西工作，而是不断教育广西特委领导人逐步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有组织有计划地重点发展左右江工农革命。
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召开誓师大会，宣誓就任讨蒋南路军正副司令，命令所部第十五、十六、五十七师沿西江而下，向亲蒋的陈寄棠粤军进攻。不及半月，部将全部为蒋介石收买倒戈，俞、李败逃返邕。陈寄棠部粤军三个师进逼南宁。在这紧急时刻，陈豪人和邓小平领导张云逸、俞作豫、徐冠英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4000多人胜利举行南宁兵变，平息广西军校入伍生团的叛乱。同时，广西军委决定俞作豫、徐冠英、宛旦平等成立中共右江军委，率领第五大队掩护俞、李及卫队营转移龙州。10月15日，陈豪人和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转移至右江平马、百色等地，避免了重蹈广州暴动的覆辙。这也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最为关键的一步。
四
为了胜利发动起义，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陈豪人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邓小平赴上海期间，他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和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右江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斗争。
陈豪人和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2000多人进驻右江各县，中心任务就是发动起义，建立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此，邓小平和陈豪人于10月23日在百色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军委会议，共同制定了加紧起义的斗争策略：积极发动群众，充分武装农民；改造第四大队，增加农民入伍；协同群众力量，打击豪绅武装；解决第三大队，围缴枪械武器；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正是这些起义准备和策略，奠定了起义成功的基石。10月28日，在邓小平和陈豪人的领导下，张云逸指挥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紧密协同，一举围歼驻百色、田州、那坡、平马等城镇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千余人，缴枪700余支，扫除了百色起义的主要障碍。
11月初，中共广西军委按照广东省委命令改组成立广西前委，统一领导左右江党组织和军事斗争。邓小平任前委书记，陈豪人和张云逸为常委。这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在左右江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陈豪人和邓小平立即举行前委会议，拟在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发动左右江起义和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广西前委指挥军队分兵出击各县土豪劣绅团局武装，先后攻占东兰、向都、思林、恩阳、凤山、凌云、果德等县城，使右江沿岸和东凤两大苏区连成一片。在此期间，陈豪人还以极大热情领导创办了《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等报刊，公开宣布共产党关于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改革的十大纲领，为第四大队获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戴。
不久，李明瑞从龙州来到右江，陈豪人和邓小平摒弃中央和广东省委对李明瑞的错误分析，实事求是地将李明瑞与蒋、桂军阀政客严格区别开来，并从迅速稳定政局和发动起义的战略高度来作李明瑞的转变工作。在李明瑞毅然表示投身革命，服从中央绝对领导之后，陈豪人和邓小平代表前委应允委任李明瑞担任即将成立的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事实证明，李明瑞为龙州起义的胜利和红八军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9年12月11日，中央广西前委领导革命武装队伍在百色和平马宣布起义，成立中共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百色城东门召开的庆祝大会上，陈豪人代表广西前委讲话，庄严地宣布红七军正式诞生，右江根据地正式创建，号召红七军全体同志为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而奋斗。同日，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第七军前敌委员会，陈豪人任前委委员、常委，在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期间，他代理前委书记。1930年2月1日，在邓小平、陈豪人等的精心筹划下，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胜利，创建红八军和右江革命委员会。
五
百色起义后，陈豪人加强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党政军干部的培训工作。针对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这一实际情况，他指示中共右江工委及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强调各县要有专人负责党部的工作。两个多月后，在右江工委领导下了东兰、凤山等十数个县成立了县特支，辖有五六百名党员。在军队中也实行了连队有支部，营以上成立党委，红七军前委为左右江地区最高领导机关。为了培养过硬的党军政干部，陈豪人领导军政治部在百色举办了新的教导大队和军事政治训练所，选调部队基层骨干和地方干部加以军政训练。他多次到教导大队和训练所授课，讲解《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施政纲领》、《目前主要的任务》和《我们的主张》等文件精神，使党和红军的纲领、性质、宗旨和任务，深入到受训干部和学员的心里。
1930年初，陈豪人化名陈导民，以七军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七军前委报告》，对中共通过士兵运动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在百色起义前后的转变情况，以及进驻右江地区采取的政策、策略作了详细的汇报。这些汇报材料为中共中央开展兵运工作、进行武装革命提供了详尽的指导素材，为中国农民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0年6月，红七军主力回师恢复右江沿岸苏区后，陈豪人和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来领导部队的整训和右江党组织的发展整顿工作。在平马，陈豪人开办了党政干部培训班，召开右江各县党员代表会议，改造右江特委，健全各县区乡党组织，至10月，右江苏区党员达2000余人，党员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这一切都凝结着陈豪人的心血。
1930年11月初，由于红七军前委执行立三路线，整编全军主力北上执行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命令，使得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至1931年1月，红七军由出发时的7000余人锐减至4000余人。对此，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作了深刻总结：“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七军前途的许多危害。”惨败使陈豪人、邓小平等前委成员严肃思考了红七军的前途命运。在七军前委全州会议上，陈豪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都严肃地总结了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遭受失败的深刻教训，陈豪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放弃执行立三路线的指令，停止进攻桂林、柳州，沿着桂湘粤赣边游击进军，相机会合朱毛红军的战略决策。全州会议后，他和邓拔奇受前委派遣，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情况。之后，他留在中央机关工作。
1940年8月13日，陈豪人在探亲归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3岁。陈豪人的一生为革命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久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