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3月18日，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悍然下令屠杀徒手请愿的学生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遇难的47位烈士中，有两名闽籍烈士，刘葆彝便是其中的一位。
刘葆彝字序五，号明伦，福建建瓯县人，1903年出生。父亲刘德枢，母亲罗葆姬，他们有两男两女，刘葆彝居长。
7岁时，父亲为葆彝延师上门开课启蒙。11岁始入私塾，受业于当地名师吴莲佃、翁琴舫，由“四书”而《左传》、《史记》，六年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古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正身”“立名”的议论，对刘葆彝的为人处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刘葆彝生活的年代，毕竟不是“海宴河清”的清平世界，尽管父母亲的钟爱，给他划定了生活的圈圈，然而动荡的社会冲击波，仍然通过各个渠道，影响着这个安静的家庭，冲破“子曰”“诗云”的寒窗。就在刘葆彝进入私塾的第二年，建瓯掀起了反对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群众运动，古老的建瓯山城，到处震响着抵制日货的呼声。在这场运动中，天资聪颖、思想新奇的刘葆彝发现，从家庭到社会，从同窗学友到老师，无不发生奇妙的变化：在家中，父亲不但在家内“查禁”日货，而且还订阅报纸，关心时事，时时流露出哀怨的情感；在“书间”，学友们言必“反袁”，连老师也大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议论。所有这些，都在刘葆彝的思想中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些原来不大注意的吃穿用度，一经“国货化”后，便显得落后与单调。他实在想象不出，这就是书本上常引为自豪的“地大物博”的5000年文明古国的现实。为了解开这个无法想象的谜，他开始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养成了有报必看的习惯，渐渐地对国家对社会有了看法，并且对单纯的文科学习感到厌烦。
1919年初，在父母亲的撮合下，刘葆彝和郑瑞芝女士结了婚。按照当地习俗，婚后的青年夫妇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生活了。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建瓯的学生在杨峻德等人的领导下，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刘葆彝目睹了这场学生运动的威力，羡慕学生们火红的斗争生活，佩服学生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刘葆彝决心报考省立第五中学(建瓯中学)，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寻求报国的路径。
同年秋天，在父母、妻子的赞同下，刘葆彝第一次单身独往地迈出家门，实现了他进入五中学习的愿望，并以惊人的聪明才智和速度，补上了从未接触过的理化课程，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扬。
建瓯省立第五中学，是当时闽北唯一的一所中学。各县到建瓯求学的青年，大多心怀壮志，不同凡响，因而校内学习风气极正，思想活跃，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新思想不断在学校传播，极大地开拓了在校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救国救民的热情。这时，刘葆彝“实业救国”的主张基本形成。他常对要好的同学说：“方今政治纷纭，社会恶浊，欲图改革，必先从政治与教育着手。然国弱民贫，又值商战时代，外货输入，财源外溢，经济穷困，为国家根本计，尤宜以振兴工业为前提。俟实业发达，财政裕如，然后教育政治诸问题，皆可迎刃而破。”他的这些言论，固然有些“书生气味”，但也不无根据，建瓯从抵制日货以来，“总查全城货物，劣货(日货)占十之八九，国货则如风毛麟角”。国货的不景气，自然“尤宜以振兴工业为前提”了。
刘葆彝不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勇于探索的改革精神，还是一位言行一致、外柔内刚、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这时，建瓯抵制日货的斗争异常激烈，一些奸商唯利是图，毫无民族气节，往往把改头换面的日货投放市场，继续进行贩卖日货的罪恶勾当。为了打击奸商的不法行径，刘葆彝积极参加五中学生会组织的爱国宣传与查禁日货活动，活跃在大街小巷；其勇往直前，不遗余力的情状，连他的父、母、妻子都感吃惊。
四年中学生生活过去了。随着刘葆彝“实业救国”思想的日臻成熟，他的家庭也增加了两个小小的成员。在旧社会象刘葆彝这样上有父母，下有妻儿的家庭，非不得已，不出远门。但刘葆彝此时的心，想的却是如何去实现他那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做出一番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业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争取，刘葆彝意外地得到家庭的支持。1923年秋，他邀集同学李跃乡、叶舒启程北上。三人雄心勃勃，意在必得。不料他们赶到北京，刘葆彝意想中的大学招生时间已过，业已闭门拒贤。不得已，乃报考郁文大学，三人均被录取。刘葆彝郁郁不乐，大有所学非所愿的感慨。翌年秋，他重新报考北京工业大学，幸得如愿以偿。这时，他的精神大为振奋，潜心研究工业科学，准备为振兴祖国工业，施展自己的才干。
在北京工业大学，刘葆彝给人的印象是刚正、至诚而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时和刘葆彝过从的好友中，有江禹烈、衷志纯、张占春、衷立人、林兆鹏、吴文林，还有比他年长的潘祖贻、潘祖武兄弟，这些人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他们大多是思想进步、学有专长、以身许国的时代佼佼者。这些人每次聚集，必谈国事，提及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无不咬牙切齿，必欲推翻之而后快。
最了解刘葆彝的为人和思想品格的，是和他同宿舍的共产党员江禹烈和衷志纯。他们晨同读，夜同宿，谈革命，拉家常，从马克思到十月革命，从社会改革到家庭制度，无话不谈。通过频繁的接触，思想上的交流，生活上的互相关心，三人的感情日益融洽，友谊日笃，我党的政治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就是在这种融洽和气氛中，输进了刘葆彝的心。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刘葆彝对此欢呼雀跃，以为中国之革命成功在望，他所抱定的“实业救国”主张，不久即可实现。为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三大政策的确立，他四出宣传，不遗余力，并在江禹烈等人的影响下，于1925年10月，加入了国民党，继续奋战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工业大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党的忠实可靠的同盟军战士。
在党的影响下，通过社会实践，这时，刘葆彝的思想也产生了新的飞跃。他在与友人《论实业与革命书》中慨然写道：“我们中国提倡实业也有十几年了，外国留学回来的，和国内各校毕业的实业人才，已经不算少数。可是中国实业何以还不见一点根基?可怜他们祗有谋小差事和当教员这一点生路!岂是他们没有一个用功的吗?这话恐怕谁也不相信。看这种情形……实业的前途悲哀呵!”是什么阻碍中国实业的发展呢?“环视国内外的情势，使我们不能不相信‘革命尚未成功，实业莫由发展’。”刘葆彝接着分析道：“内政不靖是实业不发达的大原因，这是谁都承认的。但是弱国是舍外交没有内政的，军阀的捣乱都是帝国主义者所玩的把戏。他们一方对于他们的傀儡‘挑拔利用’，‘供给军械’，‘大批借款’，一方还要用经济压迫，弄得我们百业凋敝，生活日高，以至破产。”因此，刘葆彝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又必须“打破读书不问政治的态度”，积极作好两种准备，“一方面努力去求得实业上的知识，作将来的预备，一面还要努力去参加革命。”他坚信“国民革命成功之日，才是实业发达之时。”对国共两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充满必胜的信心。
1925年寒假，刘葆彝返回故里为其弟葆康筹备婚事。一家人久别重聚，方享天伦之乐，适逢日舰炮轰大沽口事件爆发，全国舆论大哗。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会电促刘葆彝返校共商救国大计。刘葆彝以国事为重，匆匆告别亲人轻装就道，赶到北京。不意此行，竟与家人永诀。
日本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大沽口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恣意侵略中国的一个严重事件。1926年3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在天津大沽口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并封锁了大沽口。日本帝国主义唯恐奉系军阀倒台，影响其在我国东北三省的利益，派遣军舰援助奉系军阀，炮击大沽口国民军驻地，同时联合英、美、意、法、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七国，援引久已无效的《辛丑条约》，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政府撤出大沽口国民军，并限于3月18日中午作圆满的答复，否则就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丑剧。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要求，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通过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于3月17日下午7时，在北京大学召开各群众团体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于第二日下午在天空门前举行国民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会。
刘葆彝赶到北京，即被推为工业大学的学生代表，和江禹烈等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由党领导的以李大钊、陈毅、徐谦出面组织发动的反帝斗争。
由于旅途劳顿，刘葆彝已染疾在身，为不负同学们的重托，他抱病参加了这场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3月17日上午，北京各团体代表到执政府外交部请愿，由于卫队的阻挠，代表们大多受伤而回。刘葆彝作为各团体代表之一，目睹了执政府卖国的罪恶行径，他目眦欲裂愤病交加，回校时水米难咽。当晚，他参加紧急会议回到宿舍，为明日举行的国民大会感奋不已，与衷至纯作彻夜长谈。言至国民革命，手舞足蹈，殷切期望衷至纯“在相当时期回梓一行”，将革命火种传播到闽北山区，为故乡增添新生的活力，为朋友“增加些生气。”这时他想到的是革命的理想，是国家的前途，是对故乡人民的厚爱，也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宏愿和决心。
3月18日上午，江禹烈、刘葆彝率领工业大学学生参加了在天空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联军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学生群众到国务院请愿，要求执政府拒绝八国通牒。当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前时，请愿队伍秩序井然，列队站定。站在第一列最前面的，是这次运动的领导与组织者李大钊，第二列最前面的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乐天宇，第三列最前面的是江禹烈，刘葆彝就站在离江禹烈不几步远的地方。这时江禹烈擎着工业大学的大旗，大旗下刘葆彝岿然而立，威风凛凛，一反书生情态，英气射人，俨然是一位临战大将。不料丧失人性的卖国元凶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屠杀请愿的学生与群众，霎时间手持刀枪、棍棒的卫队，从四方八面合围上来，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枪击刀砍，执政府门前顿时血肉横飞，死伤枕藉。刘葆彝首当其冲，身中四弹，当场殉国。在这次运动中遇难的工大学生还有江禹烈和陈燮。
“三一八”运动，是我党领导、国民党出面组织发动的一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进行反帝封建斗争的典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国民党发表了对北京惨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反动的军阀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北京工业大学“三一八惨案善后委员会”为纪念江禹烈、陈燮、刘葆彝三烈士的牺牲，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学校下半旗，全校师生员工臂缠黑纱停课志哀，并出版了《工大江陈刘三烈士纪念册》，印发揭露段祺瑞执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罪行的传单。全国人民为纪念“三?一八”烈士，还于翌年“三?一八”运动周年纪念日在北京举行公葬大典，将烈士遗体埋葬在著名的风景区“圆明园”中心，供人民瞻仰凭吊。建瓯人民为纪念刘葆彝烈士，还将烈士生前的居里，定名为“序五里”，以志纪念。
摘自: 《闽北纵横》 >>> 二00四年第四期 >>> 人物春秋
(中共福建省南平)[ 市委 ] [ 2004-12-24 10:13: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