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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谷子烂芝麻 之 将军回忆录中的春秋笔法

(2005-04-11 16:36:32) 下一个

蓑笠翁谈陈毅和粟裕关系的系列文章中,曾提及某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对指挥作战中凡涉及粟大将军的地方,辙以“军首长”而代之。除非你是李敖,对历史有研究,否则一般的读者,凭常识去理解,这个军首长,就会是陈毅元帅。这就是革命回忆录中的春秋笔法,当事人明明知情,却因了各种原因,故布疑阵。千百年后,谁又说的清。

无独有偶,有军中儒将之称的前装甲军总司令莫文骅中将,也深得春秋笔法之真谛。在莫文骅将军撰写的、网上非常著名的有关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回忆录中,就多次使用“军首长”这个词。如红七军“威震桂黔边”这一段,就用了五次之多(详见本文后面的转帖)。不禁让人浮想连翩。

因为现在连傻瓜都知道,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领导人,就是邓小平。

那么,莫文骅的这个“军首长”,究竟是指的谁呢?如果是泛指,应该是“军首长们”。莫中将没有言明,我们也只好根据现有的资料瞎猜。

当时在红七军称得上“军首长”的,共有: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龚鹤村(参谋长)。由于邓小平在红七军成立之前就回到了上海,返回广西后,也没有找到红七军主力,因此,这个“军首长”,只能是指后面的四个人之一。

其中,前委是红七军最高领导机关,陈豪人是前委书记,张云逸是前委常委。李明瑞虽然贵为总指挥,但是由于刚刚入党,还不是前委委员,没有决策权。龚鹤村虽然是党员,但也只是候补委员,对部队也没有决策权。所以,这第一个“军首长”,要么是张云逸,要么就是陈豪人,但决不是邓小平。

第二和第三个“军首长”,应该是指率领军部和第二纵队行动的军长张云逸,因为当时的李明瑞和陈豪人,都和李谦一起,在第一纵队。龚参谋长,又是专指。

第四个和第五个“军首长”,应该是指陈豪人,因为“张军长”、“李总指挥”、和“龚参谋长”都有专指,唯一没有明指的,就是率领总队和一纵队行动的陈豪人。可结尾那一大段,又出现了“陈豪人主任”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撰写革命回忆录,写到让读者猜不透的地步,高,也实在是高!

2005-4-11

附:威震桂黔边/莫文骅

3月上旬,红7军在赐福休整期间,前委在盘阳开会,会议由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主持。

会上,总结红7军成立两个多月来的经验教训,分析敌我形势,讨论开展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的行动方案。会议认为: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目前尚不是收复右江沿岸县城的时机,不能与敌人硬拼,应摆脱敌主力,把我军主力拉到外线游击,既可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解决给养和弹药的补充问题,又可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待会合红8军之后,则向湘粤边界发展。3月底,军部率第1、2纵队3000余人从盘阳出发,踏上游击桂黔边的征程。第3纵队留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根据地斗争,保卫后方,并设法与红8军取得联系。后方工作由中共有江特委负责(书记雷经天)。经过短期休整后的红军指战员,顺利渡过了汹涌澎湃的红水河后,向与贵州毗邻的河池进发。河池县只有少数民团和地主武装驻守,他们听说我红军主力到来,不战而逃,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县城。在这里,我们开展了政治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和县革命委员会。

4月初,我们离开河池,几天后,进占怀远镇。怀远是一个有六七千居民的桂西商业城镇,市面比较繁荣。由于我军大力宣传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受到各界的拥护。我们在怀远筹措了几万现洋,使部队得到必要的给养补充。部队在怀远镇驻了3天,于3月19日向思恩进发。我们刚到思恩第二天早上,天才蒙蒙亮,猛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桂系军阀杨腾辉师追击来了!在此突变的紧急情况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暂时阻挡了敌人的进攻。军首长站在村边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看到敌人后续部队不断地增加,考虑到我军无险可守,仓促应战,又无援兵,故决定:趁敌人进攻被阻,其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之际,用号音指挥第1纵队向西撤退,军部率第2纵队向北撤退,这既可避免行军拥挤,又能互相策应,分散敌攻势,而且总的行动目标在桂黔边开展游击战争早已明确,第1纵队会绕道向预定方向行动的。杨腾辉师原是李明瑞的部属,他们看到我军撤退后,慑于李明瑞和红军的威名,不敢继续追击,只是在后面装样子鸣枪“欢送”而已。

第1纵队按照军部命令,往西沿着崎岖的山路,转向东兰县境,尔后经那地,出南丹,进入贵州省界。军部率领第2纵队,往北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休整两天,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山越岭,进入贵州省荔波县境,这里陡峭鳞峋的大山,云雾缭绕,时而下起毛毛细雨,直到中午,太阳才渐渐驱散浓雾,洒下淡淡的柔光。顿时,山山,积翠凝蓝,青翠欲滴。一进入荔波县境,在那郁郁葱葱的田野上,在潺潺流水的小溪旁,在姹紫嫣红的半山腰间,随处可以看到一片片“鲜花”,油绿色的嫩叶,衬着鲜红的、淡红的、紫蓝的、洁白的花瓣。有些是单瓣的,有些是复瓣的,像玫瑰又似芙蓉,千姿百态,争艳怒放。在一簇簇花朵间,和花一般美丽的彩蝶上下飞舞,真是迷人!然而,这里的人大都是弯腰曲背,骨瘦如柴,脸色蜡黄,鹤衣百结。他们常伸着双手,打着呵欠,委靡不振。

原来,田野的美丽“鲜花”就是那罂粟花!那些可怜的人们,正是吸了这些罂粟花毒汁而衰弱,连小孩、女人也是同样叼着竹制的烟管,深受其害。看到这些,战士们欢愉的心情消失了。在旧中国,贵州是鸦片烟的主要产地之一。俗称“黔土”,据说仅次于“滇土”。自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来,国人中毒之深,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男女老少都吸毒。若是小孩哭了,大人总喜欢喷小孩一口烟,孩子便安静不哭了。

于是小孩养成抽鸦片烟的坏习惯,可见中毒之深!这里的风俗也特别,凡是说媒的,不问对方家里有多少财产,而是问有多少支烟枪,因为烟枪的多少可看出对方财产的多少。这里的旧军人,每一个官兵都有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打仗之前,这些大烟鬼们,吞云吐雾,过足了瘾之后,才一股劲地上阵打仗。战斗打响以后,只要有间隙时间,就有人偷偷溜到后边几步远的地方躺着抽起烟来。

凡是前进或后退,他们首要的任务是随身的宝贝——烟枪、烟灯收拾好才肯走。有的带着烟炮丸子,以备来不及抽时吞服。在封建军阀长期统治下的贵州,弄得民穷财尽,在群众中流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我们来到了荔波县茂兰区。

听说前面约15公里处有队伍,不知是红军还是白军。军首长估计是第1纵队来了,但不能断定,于是龚参谋长把我叫去说:“莫参谋,你是共产党员,现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龚参谋长望着我,神色严肃地说:“听说离此地不远的板寨,来了一支部队,可能是我们的1纵队,也可能是敌人,现不能断定,决定派你去侦察。这是一件重要而危险的任务。现给你50块大洋,以备急需之用。再给你配一个老乡带路,你马上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徒手赶路。咱们部队还得继续向前走,你完成任务后追赶队伍,万一失掉了联系,就得由你自己灵活处置了。”我听后感到不仅任务光荣,而且是军首长的信任。

心想只身一人去完成这项任务,遇险牺牲我倒不怕,就怕情况突变与部队失掉联系,找不到部队可就惨了。但当我想到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时,便信心十足地回答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首长信任地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收拾一下就出发,祝你成功!”我换上了便衣,包上了头巾,戴上斗笠,还拿着一根竹棍,装扮成一个赶路老乡,又把50块大洋捆在腰里,便和带路的者乡一起上路了。我对老乡并不了解,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和他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前一后,老乡在前,我尾随于后,沿着曲折蜿蜒的山间小道疾步赶路。一路上,我表面上漫不经心地赶路,却认真地观察周围的动静,时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快到板寨村的时候,我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思考着进村的方法。本来, 15公里路并不算太远,但由于走的急,精神又紧张,故额上早已沁出了汗珠。我和带路老乡约定:他先进村去,我在村口等候,若村里驻扎的是红军部队,老乡就向村外招手;若发现村里是白军,他就向村外摇手。这位者乡是当地人,情况熟悉,不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他满口同意此方案,便放开步子大大方方往村子里走去。我站在离村口半里远的田埂边,望着老乡远去的背影,心里暗暗揣测着即将出现的各种情况。我抹抹额上的汗珠,眼睛盯着板寨村口方向。

时间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老乡的影子。我的思想更加紧张起来,思索着应急办法。又过了10多分钟,正当我焦虑不安的时候,带路的老乡终于在村口出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瞪起眼睛紧紧盯着他。只见他高高举起双手,用劲向我招手。

我乐坏了,立即向村里跑去。进村后,我见到了第1纵队长李谦同志,简要地向他报告军部和第2纵队的情况及我的来意。他紧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讲述该纵队分开后的情况,并说他们也迫切盼望与我们会合,已派出侦察人员去寻找我们。李纵队长立即集合队伍,正要率队出板寨迎接军部和第2纵队,这时,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在第1纵队侦察人员的引导下,已率队赶来了!两个在战斗中离散的纵队会合了,指战员们欢呼、跳跃。小小的山寨沸腾起来了!李总指挥、张军长在李谦纵队长陪同下,说说笑笑,走进了第1纵队部。

在纵队部里,军首长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红7军两个纵队会合你是有功的。”

龚参谋长也微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回参谋处了,好好招待一下那位带路的老乡。”我又回到参谋处,把分文未动的50块大洋,如数交还了会计。

两个纵队会合后,前委作出了新的行动决定——穿过大苗山,向榕江进军。大苗山,是苗族同胞聚居的区域。这里山连山,连绵百里,人烟稀少。多年来,由于国民党军阀和汉族地主的搜刮、抢掠,造成苗、汉对立。苗人有自己的酋长,一般不和汉人来往,也不准外人进入苗寨,否则,刀枪相见,坚决反抗,敌对情绪很重。

4月下旬,我军初进入苗山时,苗胞们对我们不了解,都跑光了,家家户户房门紧闭,沿途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座空空的村寨。他们大都持着武器,聚集在村寨附近山顶上,监视我军的行动。我军懂苗语的同志向苗胞们大声喊道:“我们是工农红军!”“红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请不要害怕!”我们反复宣传,但苗胞们对我们仍有戒心,不肯下山。这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长途跋涉的红军指战员,得不到粮食,饿得饥肠辘辘。如何解决给养?如何通过数百里的大苗山区?为此,军政治部作出决定:一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耐心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二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由各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青菜,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分文不少。

我们按此决定,在哪里征集了东西,就在哪里留下银元,并留下字条,写明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下款项的数目,同时放进宣传我军宗旨和我党民族政策的传单。有的猪跑到外面分不清是谁家的,我军征集后就贴出布告,说明买了外面这些猪的数量和重量,请主人到部队领钱。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又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军的群众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

苗胞回到家中,见到红军留下的大洋和字条,有些识汉字的苗胞把字条逐字、逐句翻译给其他苗胞听,他们听后才打消思想顾虑,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互相奔走相告,传来传去,很快地把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感人事迹传遍了苗山。他们开始认识到红军和国民党兵不一样,红军是苗胞的朋友。此后,红军每到一处,苗胞们再也不惧怕红军了。有的拿出食物来兜卖,我们用大洋和他们平等交易。

李总指挥、张军长和陈主任等亲自做苗民酋长的工作,赢得了当地头人的信任。当我军进行筹粮时,酋长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不一会儿,各家各户都纷纷用背篓背粮食交给酋长。苗胞们不仅主动卖给我们粮食、猪肉、青菜,还热情地给我们带路,帮助开路架桥,抬担架,有的还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在苗胞的热情帮助下,我们经过7天阴雨中的艰苦行军,终于穿过了横亘百里的大苗山区,于4月29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距榕江县城6公里地的一个小村寨驻扎下来。那些只知整天吞云吐雾抽大烟的黔军,做梦也想不到红军能穿越苗山来到他们跟前。傍晚时分,前卫部队抓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送到了军部。经审讯,他俩是榕江县城守敌史远勋部派出来的流动哨兵。

据这两个家伙提供的情况,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正在湘黔边境混战,王家烈把几乎全部兵力开到前线去,榕江县城内只驻有黔军第25师副师长史远勋率领的1个团,其兵力不过600人,另民团60人,法警20人。针对这一情况,军部决定出敌不意,翌日攻城。榕江县城,是黔东南一个有两万人口的大城镇,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城里囤积着许多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其城墙系大石垒砌,又高又厚,甚为坚固。城西北面是一座土岭。东面是榕江河,由北向南流去,整个县城依山傍水,地势于我攻城十分不利。

4月30日清晨,梅雨纷纷,白雾茫茫。我军穿过浓雾,沿着崎岖的山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榕江城下,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城外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不支,纷纷退入城内,关紧城门死守。开始,敌人对我军情况一无所知。当我军突袭其城外守敌时,他们还以为是“土匪”骚扰,毫不介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烈,方知情况不妙。但对我军到底是什么部队,从什么地方来的,仍摸不清。一个猴子模样的黔军小军官,带着一伙士兵,站在城头上,操着一副公鸭嗓问:“你们是哪部分,从哪里来?”“从广西来,快开城门!”红军战士大声地回答。这家伙见阵势,听口音,看出了门道,知来者不善。

于是,他嬉皮笑脸地说:“我们都是邻居,请不要误会,你们需多少油盐柴米和猪肉,我们如数送去。”

我们知道这是敌人搞的缓兵之计,大家回想过苗山区时苗胞对他们的血泪控诉,故忿忿地说:“你们别想得那么便宜,尝尝我们的厉害吧!”我军攻城战斗开始了,正面由第2纵队担任主攻:第1纵队第1营涉水抢占城后山头,截击企图从城后溜出来夹击我军的敌人。

1营营长何莽和教导员黄一平率领该营刚占领了城后的山头,果然,敌人从城内窜出来,企图夺回山头。已近晌午,硝烟代替了浓雾。我1营战士从正面和侧面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双枪兵”以迎头痛击。敌人连续发起几次冲锋,被我1营击退。

与此同时,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率领主攻部队在正面打响了。英勇的红军战士向城南城墙缺口处冲去,猛烈地冲击着这座古老而坚固的城堡。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但我军缺乏攻城器械,子弹不足,几门迫击炮的炮座尚未运来,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轰隆隆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打不准。加上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即投入战斗,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故连续攻打3个多小时,发起几次冲锋,城墙尚未攻下。

此刻,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军首长面前:继续攻城,还是收兵?若继续打下去,敌人已有了准备,边打边加强工事,由开始的偷袭,变成打硬仗;如果不打,问题更大,一二百名伤员无法处理,弹药得不到补充,以后作战会发生更大困难,部队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怎么办?李总指挥和张军长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敌情,并征求龚参谋长和李谦纵队长等同志意见。而李谦正指挥第1纵队攻打县城东南门。龚楚率第2纵队在攻打西门。我随他在西门外。龚参谋长即口授报告给李总指挥和张军长,主张坚决打下去,认为我军的数量和士气处于优势,只要做好准备,是可以攻下县城的。我写好报告后即派传令兵送去。过了一会儿,传令兵回来说,李谦纵队长也坚决主张打,并强调非攻下榕江城不可。军部根据龚参谋长和李谦纵队长的建议,作出了继续攻城的决定。

于是,一个响亮、鼓舞士气的口号提出来了:“攻下榕江城,庆祝五一劳动节!”重新攻城的命令下达后,政治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攻城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指挥员细心选择登城突破口,重新制定作战方案;重新准备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器械。城外的各族群众也给予热情支援和慷慨奉献。在前沿阵地上,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都已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方;攻城部队也埋伏在攻击出发地,重新攻城战斗已准备就绪。

下午4时整,“轰!轰!轰!”一连3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是发起攻城的信号。即刻,我军的机关枪、步枪一齐向城堡猛烈射击。攻城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同猛虎下山般跃出掩体,扛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向城墙缺口处爬去。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向着我攻城部队,整个山城淹没在浓浓的硝烟之中。由于城墙太高,敌人居高临下,我军爬墙仰攻,不少战士刚爬上去一半,便人仰梯翻,伤亡不断增多,攻城部队只好退了下来。这一次攻城虽没奏效,但没有挫伤红军的锐气。战士们的双眼射出愤怒的光芒,狠狠地说,非入城宰了这帮狗崽子不可!李总指挥的心里也燃起不可遏制的怒火,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把烟斗放到衣袋里,回转身,从特务队(即警卫连)抽出12名参加过北伐的老战士,组成登城突击队。他坚定地对突击队员们说:“我军能否在天黑前攻入城内,关键看你们这些勇士,军部信任你们,祝你们马到成功!

明天,我在城里给你们敬酒祝贺!”攻城开始了。我军首先用机枪、迫击炮横扫和轰击敌人的火力点。在我军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员们,带着长竹梯和大竹钉,猛虎似地跃出战壕,冒着枪林弹雨,一股劲冲到城墙下,有的架上竹梯,有的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石缝中,再踏着竹钉往上攀登。敌人加强火力封锁,拼命向攀登在城墙上的突击队员猛烈射击。一个倒下去,又上去一个。好在城墙年久失修,缺口较多,突击队员们敏捷地攀登上城头,与敌展开肉搏战。接着1连长杨光也爬上城头,使劲地挥动着火线红旗。许多攻城战士都相继登上了城墙。“烟兵”纷纷溃退,城门终被打开,我主力部队洪水般涌入城内。扼守在城外后山头的第1纵队第1营,也在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他们已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发起第8次攻击,但其正面防线已被我军攻破,他们无法稳住阵脚,慌忙从半山腰往回撤,妄图回城救援,但已晚了。1营指导员黄一平把手一挥:“冲啊!”全营指战员使冲下山,敌人遭我军前后夹击,无路逃遁,纷纷缴械投降。至下午5时许,我军占领了榕江县城,鲜红的红7军军旗,插上了榕江县城。在攻城战斗中,连长杨光等同志英勇牺牲,特务连连长李天佑也在攻城中负伤。鲜血染红了红7军的战旗。

榕江战斗,歼敌500多人,缴获步枪、机枪6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山炮、迫击炮数门,无线电台1部,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是红7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次大胜仗。

在这次战斗中,苗族群众也奋不顾身地支援红军。他们送来竹梯和竹钉。妇女背着小孩子给我军送水、送饭;冒着枪弹到前沿抬担架;掩埋红军战士遗体。榕江战斗的胜利,是和人民群众支援分不开的。到了第二天上午10时,细雨初雾,云消雾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照耀着雄伟壮丽的榕江古城。在县城小学的操场上,红旗招展。红7军在这里召开庆祝“五一”节军民联欢大会。我军指战员和县城各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陈豪人主任作了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7军的宗旨、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各民族平等的新社会。接着,军部宣布把没收来的衣服、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这时,会场沸腾起来,许多人说从没有见到这样好的军队。开始分发财物时,有的人不敢上前领取,后看见有人拿了,才纷纷挤上去接。人们脸上堆着笑,都伸出大拇指,感谢红军,称赞红军才真是“乾人”的队伍。有不少青年,坚决要求加入红军。正在湘黔边境进行军阀混战的王家烈,得知后方“仓库”失掉了,惊恐万状,连夜从湖南调军回援。这时,我军已在榕江县城休整了3天,筹得了几万元军饷,补充了几十名自愿参军的新战士,达到了游击桂黔边的预期目的,故军前委决定:分水、陆两路,迅速撤出榕江,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

5月4日,我军主力部队沿河北岸疾进,少数部队沿河南岸前进,伤病员及辎重物品安顿到50多艘大小帆船上,由西向东,顺流而下。我军水陆并进,走了5天,到了广西边境的富禄镇。这时,王家烈率4个主力团从北面追来,并派人送一信给李总指挥,其大意是:贵军到敝省,事前不知,引起误会,尚请见谅。闻贵省大炮甚多,此武器乃敝省少有,电台又为蒋总司令赐给,敝省只有两部。贵军对此笨重之物,亦无用处,万望归还,免伤和好,不胜庆幸等等。军前委研究,为避免与王家烈决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将计就计,答应次日归还大炮、电台,以缓其军,同时命令部队连夜渡河,把带不走的大炮、电台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次日拂晓,王家烈率部追来时,我军已渡过富禄河,黔军想过河追赶,但无船可渡,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在贵州期间,我工作很忙,每天了解敌情、地形,布置警戒,传达命令,还要坚持写行军日记,因这是我的职责。

有一次,我蹲在路旁写着,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看后问我:“莫参谋,你不休息,还在写什么?”

我回答说:“写行军日记”。

他又问:“你经常写吗?”

我说:“从我担任军部参谋起便坚持写,从没中断!”

他笑着说:“好!日后革命成功了,你拿到上海发表,可有价值呢!”龚参谋长也经常查阅我的行军日记。

可惜,我后因工作变动把此日记移交给参谋处长钟鼎,故没能把它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红7军这段威震桂黔边的光辉历史,永远铭刻在红军战士和桂黔各族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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