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笠翁谈陈毅和粟裕关系的系列文章中，曾提及某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对指挥作战中凡涉及粟大将军的地方，辙以“军首长”而代之。除非你是李敖，对历史有研究，否则一般的读者，凭常识去理解，这个军首长，就会是陈毅元帅。这就是革命回忆录中的春秋笔法，当事人明明知情，却因了各种原因，故布疑阵。千百年后，谁又说的清。
无独有偶，有军中儒将之称的前装甲军总司令莫文骅中将，也深得春秋笔法之真谛。在莫文骅将军撰写的、网上非常著名的有关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回忆录中，就多次使用“军首长”这个词。如红七军“威震桂黔边”这一段，就用了五次之多（详见本文后面的转帖）。不禁让人浮想连翩。
当时在红七军称得上“军首长”的，共有：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龚鹤村（参谋长）。由于邓小平在红七军成立之前就回到了上海，返回广西后，也没有找到红七军主力，因此，这个“军首长”，只能是指后面的四个人之一。
其中，前委是红七军最高领导机关，陈豪人是前委书记，张云逸是前委常委。李明瑞虽然贵为总指挥，但是由于刚刚入党，还不是前委委员，没有决策权。龚鹤村虽然是党员，但也只是候补委员，对部队也没有决策权。所以，这第一个“军首长”，要么是张云逸，要么就是陈豪人，但决不是邓小平。
第四个和第五个“军首长”，应该是指陈豪人，因为“张军长”、“李总指挥”、和“龚参谋长”都有专指，唯一没有明指的，就是率领总队和一纵队行动的陈豪人。可结尾那一大段，又出现了“陈豪人主任”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3月上旬，红7军在赐福休整期间，前委在盘阳开会，会议由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主持。
会上，总结红7军成立两个多月来的经验教训，分析敌我形势，讨论开展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的行动方案。会议认为：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目前尚不是收复右江沿岸县城的时机，不能与敌人硬拼，应摆脱敌主力，把我军主力拉到外线游击，既可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解决给养和弹药的补充问题，又可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待会合红8军之后，则向湘粤边界发展。3月底，军部率第1、2纵队3000余人从盘阳出发，踏上游击桂黔边的征程。第3纵队留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根据地斗争，保卫后方，并设法与红8军取得联系。后方工作由中共有江特委负责（书记雷经天）。经过短期休整后的红军指战员，顺利渡过了汹涌澎湃的红水河后，向与贵州毗邻的河池进发。河池县只有少数民团和地主武装驻守，他们听说我红军主力到来，不战而逃，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县城。在这里，我们开展了政治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和县革命委员会。
4月初，我们离开河池，几天后，进占怀远镇。怀远是一个有六七千居民的桂西商业城镇，市面比较繁荣。由于我军大力宣传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受到各界的拥护。我们在怀远筹措了几万现洋，使部队得到必要的给养补充。部队在怀远镇驻了3天，于3月19日向思恩进发。我们刚到思恩第二天早上，天才蒙蒙亮，猛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桂系军阀杨腾辉师追击来了！在此突变的紧急情况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暂时阻挡了敌人的进攻。军首长站在村边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看到敌人后续部队不断地增加，考虑到我军无险可守，仓促应战，又无援兵，故决定：趁敌人进攻被阻，其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之际，用号音指挥第1纵队向西撤退，军部率第2纵队向北撤退，这既可避免行军拥挤，又能互相策应，分散敌攻势，而且总的行动目标在桂黔边开展游击战争早已明确，第1纵队会绕道向预定方向行动的。杨腾辉师原是李明瑞的部属，他们看到我军撤退后，慑于李明瑞和红军的威名，不敢继续追击，只是在后面装样子鸣枪“欢送”而已。
第1纵队按照军部命令，往西沿着崎岖的山路，转向东兰县境，尔后经那地，出南丹，进入贵州省界。军部率领第2纵队，往北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休整两天，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山越岭，进入贵州省荔波县境，这里陡峭鳞峋的大山，云雾缭绕，时而下起毛毛细雨，直到中午，太阳才渐渐驱散浓雾，洒下淡淡的柔光。顿时，山山
，积翠凝蓝，青翠欲滴。一进入荔波县境，在那郁郁葱葱的田野上，在潺潺流水的小溪旁，在姹紫嫣红的半山腰间，随处可以看到一片片“鲜花”，油绿色的嫩叶，衬着鲜红的、淡红的、紫蓝的、洁白的花瓣。有些是单瓣的，有些是复瓣的，像玫瑰又似芙蓉，千姿百态，争艳怒放。在一簇簇花朵间，和花一般美丽的彩蝶上下飞舞，真是迷人！然而，这里的人大都是弯腰曲背，骨瘦如柴，脸色蜡黄，鹤衣百结。他们常伸着双手，打着呵欠，委靡不振。
原来，田野的美丽“鲜花”就是那罂粟花！那些可怜的人们，正是吸了这些罂粟花毒汁而衰弱，连小孩、女人也是同样叼着竹制的烟管，深受其害。看到这些，战士们欢愉的心情消失了。在旧中国，贵州是鸦片烟的主要产地之一。俗称“黔土”，据说仅次于“滇土”。自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来，国人中毒之深，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男女老少都吸毒。若是小孩哭了，大人总喜欢喷小孩一口烟，孩子便安静不哭了。
于是小孩养成抽鸦片烟的坏习惯，可见中毒之深！这里的风俗也特别，凡是说媒的，不问对方家里有多少财产，而是问有多少支烟枪，因为烟枪的多少可看出对方财产的多少。这里的旧军人，每一个官兵都有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打仗之前，这些大烟鬼们，吞云吐雾，过足了瘾之后，才一股劲地上阵打仗。战斗打响以后，只要有间隙时间，就有人偷偷溜到后边几步远的地方躺着抽起烟来。
凡是前进或后退，他们首要的任务是随身的宝贝——烟枪、烟灯收拾好才肯走。有的带着烟炮丸子，以备来不及抽时吞服。在封建军阀长期统治下的贵州，弄得民穷财尽，在群众中流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我们来到了荔波县茂兰区。
听说前面约15公里处有队伍，不知是红军还是白军。军首长估计是第1纵队来了，但不能断定，于是龚参谋长把我叫去说：“莫参谋，你是共产党员，现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龚参谋长望着我，神色严肃地说：“听说离此地不远的板寨，来了一支部队，可能是我们的1纵队，也可能是敌人，现不能断定，决定派你去侦察。这是一件重要而危险的任务。现给你50块大洋，以备急需之用。再给你配一个老乡带路，你马上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徒手赶路。咱们部队还得继续向前走，你完成任务后追赶队伍，万一失掉了联系，就得由你自己灵活处置了。”我听后感到不仅任务光荣，而且是军首长的信任。
心想只身一人去完成这项任务，遇险牺牲我倒不怕，就怕情况突变与部队失掉联系，找不到部队可就惨了。但当我想到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时，便信心十足地回答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首长信任地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收拾一下就出发，祝你成功！”我换上了便衣，包上了头巾，戴上斗笠，还拿着一根竹棍，装扮成一个赶路老乡，又把50块大洋捆在腰里，便和带路的者乡一起上路了。我对老乡并不了解，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和他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前一后，老乡在前，我尾随于后，沿着曲折蜿蜒的山间小道疾步赶路。一路上，我表面上漫不经心地赶路，却认真地观察周围的动静，时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快到板寨村的时候，我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思考着进村的方法。本来， 15公里路并不算太远，但由于走的急，精神又紧张，故额上早已沁出了汗珠。我和带路老乡约定：他先进村去，我在村口等候，若村里驻扎的是红军部队，老乡就向村外招手；若发现村里是白军，他就向村外摇手。这位者乡是当地人，情况熟悉，不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他满口同意此方案，便放开步子大大方方往村子里走去。我站在离村口半里远的田埂边，望着老乡远去的背影，心里暗暗揣测着即将出现的各种情况。我抹抹额上的汗珠，眼睛盯着板寨村口方向。
时间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老乡的影子。我的思想更加紧张起来，思索着应急办法。又过了10多分钟，正当我焦虑不安的时候，带路的老乡终于在村口出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瞪起眼睛紧紧盯着他。只见他高高举起双手，用劲向我招手。
我乐坏了，立即向村里跑去。进村后，我见到了第1纵队长李谦同志，简要地向他报告军部和第2纵队的情况及我的来意。他紧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讲述该纵队分开后的情况，并说他们也迫切盼望与我们会合，已派出侦察人员去寻找我们。李纵队长立即集合队伍，正要率队出板寨迎接军部和第2纵队，这时，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在第1纵队侦察人员的引导下，已率队赶来了！两个在战斗中离散的纵队会合了，指战员们欢呼、跳跃。小小的山寨沸腾起来了！李总指挥、张军长在李谦纵队长陪同下，说说笑笑，走进了第1纵队部。
在纵队部里，军首长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红7军两个纵队会合你是有功的。”
龚参谋长也微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回参谋处了，好好招待一下那位带路的老乡。”我又回到参谋处，把分文未动的50块大洋，如数交还了会计。
两个纵队会合后，前委作出了新的行动决定——穿过大苗山，向榕江进军。大苗山，是苗族同胞聚居的区域。这里山连山，连绵百里，人烟稀少。多年来，由于国民党军阀和汉族地主的搜刮、抢掠，造成苗、汉对立。苗人有自己的酋长，一般不和汉人来往，也不准外人进入苗寨，否则，刀枪相见，坚决反抗，敌对情绪很重。
4月下旬，我军初进入苗山时，苗胞们对我们不了解，都跑光了，家家户户房门紧闭，沿途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座空空的村寨。他们大都持着武器，聚集在村寨附近山顶上，监视我军的行动。我军懂苗语的同志向苗胞们大声喊道：“我们是工农红军！”“红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请不要害怕！”我们反复宣传，但苗胞们对我们仍有戒心，不肯下山。这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长途跋涉的红军指战员，得不到粮食，饿得饥肠辘辘。如何解决给养？如何通过数百里的大苗山区？为此，军政治部作出决定：一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耐心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二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由各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青菜，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分文不少。
我们按此决定，在哪里征集了东西，就在哪里留下银元，并留下字条，写明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下款项的数目，同时放进宣传我军宗旨和我党民族政策的传单。有的猪跑到外面分不清是谁家的，我军征集后就贴出布告，说明买了外面这些猪的数量和重量，请主人到部队领钱。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又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军的群众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
苗胞回到家中，见到红军留下的大洋和字条，有些识汉字的苗胞把字条逐字、逐句翻译给其他苗胞听，他们听后才打消思想顾虑，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互相奔走相告，传来传去，很快地把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感人事迹传遍了苗山。他们开始认识到红军和国民党兵不一样，红军是苗胞的朋友。此后，红军每到一处，苗胞们再也不惧怕红军了。有的拿出食物来兜卖，我们用大洋和他们平等交易。
李总指挥、张军长和陈主任等亲自做苗民酋长的工作，赢得了当地头人的信任。当我军进行筹粮时，酋长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不一会儿，各家各户都纷纷用背篓背粮食交给酋长。苗胞们不仅主动卖给我们粮食、猪肉、青菜，还热情地给我们带路，帮助开路架桥，抬担架，有的还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在苗胞的热情帮助下，我们经过7天阴雨中的艰苦行军，终于穿过了横亘百里的大苗山区，于4月29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距榕江县城6公里地的一个小村寨驻扎下来。那些只知整天吞云吐雾抽大烟的黔军，做梦也想不到红军能穿越苗山来到他们跟前。傍晚时分，前卫部队抓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送到了军部。经审讯，他俩是榕江县城守敌史远勋部派出来的流动哨兵。
据这两个家伙提供的情况，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正在湘黔边境混战，王家烈把几乎全部兵力开到前线去，榕江县城内只驻有黔军第25师副师长史远勋率领的1个团，其兵力不过600人，另民团60人，法警20人。针对这一情况，军部决定出敌不意，翌日攻城。榕江县城，是黔东南一个有两万人口的大城镇，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城里囤积着许多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其城墙系大石垒砌，又高又厚，甚为坚固。城西北面是一座土岭。东面是榕江河，由北向南流去，整个县城依山傍水，地势于我攻城十分不利。
4月30日清晨，梅雨纷纷，白雾茫茫。我军穿过浓雾，沿着崎岖的山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榕江城下，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城外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不支，纷纷退入城内，关紧城门死守。开始，敌人对我军情况一无所知。当我军突袭其城外守敌时，他们还以为是“土匪”骚扰，毫不介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烈，方知情况不妙。但对我军到底是什么部队，从什么地方来的，仍摸不清。一个猴子模样的黔军小军官，带着一伙士兵，站在城头上，操着一副公鸭嗓问：“你们是哪部分，从哪里来？”“从广西来，快开城门！”红军战士大声地回答。这家伙见阵势，听口音，看出了门道，知来者不善。
于是，他嬉皮笑脸地说：“我们都是邻居，请不要误会，你们需多少油盐柴米和猪肉，我们如数送去。”
我们知道这是敌人搞的缓兵之计，大家回想过苗山区时苗胞对他们的血泪控诉，故忿忿地说：“你们别想得那么便宜，尝尝我们的厉害吧！”我军攻城战斗开始了，正面由第2纵队担任主攻：第1纵队第1营涉水抢占城后山头，截击企图从城后溜出来夹击我军的敌人。
1营营长何莽和教导员黄一平率领该营刚占领了城后的山头，果然，敌人从城内窜出来，企图夺回山头。已近晌午，硝烟代替了浓雾。我1营战士从正面和侧面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双枪兵”以迎头痛击。敌人连续发起几次冲锋，被我1营击退。
与此同时，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率领主攻部队在正面打响了。英勇的红军战士向城南城墙缺口处冲去，猛烈地冲击着这座古老而坚固的城堡。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但我军缺乏攻城器械，子弹不足，几门迫击炮的炮座尚未运来，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轰隆隆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打不准。加上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即投入战斗，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故连续攻打3个多小时，发起几次冲锋，城墙尚未攻下。
此刻，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军首长面前：继续攻城，还是收兵？若继续打下去，敌人已有了准备，边打边加强工事，由开始的偷袭，变成打硬仗；如果不打，问题更大，一二百名伤员无法处理，弹药得不到补充，以后作战会发生更大困难，部队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怎么办？李总指挥和张军长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敌情，并征求龚参谋长和李谦纵队长等同志意见。而李谦正指挥第1纵队攻打县城东南门。龚楚率第2纵队在攻打西门。我随他在西门外。龚参谋长即口授报告给李总指挥和张军长，主张坚决打下去，认为我军的数量和士气处于优势，只要做好准备，是可以攻下县城的。我写好报告后即派传令兵送去。过了一会儿，传令兵回来说，李谦纵队长也坚决主张打，并强调非攻下榕江城不可。军部根据龚参谋长和李谦纵队长的建议，作出了继续攻城的决定。
于是，一个响亮、鼓舞士气的口号提出来了：“攻下榕江城，庆祝五一劳动节！”重新攻城的命令下达后，政治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攻城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指挥员细心选择登城突破口，重新制定作战方案；重新准备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器械。城外的各族群众也给予热情支援和慷慨奉献。在前沿阵地上，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都已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方；攻城部队也埋伏在攻击出发地，重新攻城战斗已准备就绪。
下午4时整，“轰！轰！轰！”一连3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是发起攻城的信号。即刻，我军的机关枪、步枪一齐向城堡猛烈射击。攻城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同猛虎下山般跃出掩体，扛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向城墙缺口处爬去。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向着我攻城部队，整个山城淹没在浓浓的硝烟之中。由于城墙太高，敌人居高临下，我军爬墙仰攻，不少战士刚爬上去一半，便人仰梯翻，伤亡不断增多，攻城部队只好退了下来。这一次攻城虽没奏效，但没有挫伤红军的锐气。战士们的双眼射出愤怒的光芒，狠狠地说，非入城宰了这帮狗崽子不可！李总指挥的心里也燃起不可遏制的怒火，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把烟斗放到衣袋里，回转身，从特务队（即警卫连）抽出12名参加过北伐的老战士，组成登城突击队。他坚定地对突击队员们说：“我军能否在天黑前攻入城内，关键看你们这些勇士，军部信任你们，祝你们马到成功！
明天，我在城里给你们敬酒祝贺！”攻城开始了。我军首先用机枪、迫击炮横扫和轰击敌人的火力点。在我军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员们，带着长竹梯和大竹钉，猛虎似地跃出战壕，冒着枪林弹雨，一股劲冲到城墙下，有的架上竹梯，有的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石缝中，再踏着竹钉往上攀登。敌人加强火力封锁，拼命向攀登在城墙上的突击队员猛烈射击。一个倒下去，又上去一个。好在城墙年久失修，缺口较多，突击队员们敏捷地攀登上城头，与敌展开肉搏战。接着1连长杨光也爬上城头，使劲地挥动着火线红旗。许多攻城战士都相继登上了城墙。“烟兵”纷纷溃退，城门终被打开，我主力部队洪水般涌入城内。扼守在城外后山头的第1纵队第1营，也在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他们已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发起第8次攻击，但其正面防线已被我军攻破，他们无法稳住阵脚，慌忙从半山腰往回撤，妄图回城救援，但已晚了。1营指导员黄一平把手一挥：“冲啊！”全营指战员使冲下山，敌人遭我军前后夹击，无路逃遁，纷纷缴械投降。至下午5时许，我军占领了榕江县城，鲜红的红7军军旗，插上了榕江县城。在攻城战斗中，连长杨光等同志英勇牺牲，特务连连长李天佑也在攻城中负伤。鲜血染红了红7军的战旗。
榕江战斗，歼敌500多人，缴获步枪、机枪6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山炮、迫击炮数门，无线电台1部，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是红7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次大胜仗。
在这次战斗中，苗族群众也奋不顾身地支援红军。他们送来竹梯和竹钉。妇女背着小孩子给我军送水、送饭；冒着枪弹到前沿抬担架；掩埋红军战士遗体。榕江战斗的胜利，是和人民群众支援分不开的。到了第二天上午10时，细雨初雾，云消雾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照耀着雄伟壮丽的榕江古城。在县城小学的操场上，红旗招展。红7军在这里召开庆祝“五一”节军民联欢大会。我军指战员和县城各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陈豪人主任作了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7军的宗旨、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各民族平等的新社会。接着，军部宣布把没收来的衣服、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这时，会场沸腾起来，许多人说从没有见到这样好的军队。开始分发财物时，有的人不敢上前领取，后看见有人拿了，才纷纷挤上去接。人们脸上堆着笑，都伸出大拇指，感谢红军，称赞红军才真是“乾人”的队伍。有不少青年，坚决要求加入红军。正在湘黔边境进行军阀混战的王家烈，得知后方“仓库”失掉了，惊恐万状，连夜从湖南调军回援。这时，我军已在榕江县城休整了3天，筹得了几万元军饷，补充了几十名自愿参军的新战士，达到了游击桂黔边的预期目的，故军前委决定：分水、陆两路，迅速撤出榕江，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
5月4日，我军主力部队沿河北岸疾进，少数部队沿河南岸前进，伤病员及辎重物品安顿到50多艘大小帆船上，由西向东，顺流而下。我军水陆并进，走了5天，到了广西边境的富禄镇。这时，王家烈率4个主力团从北面追来，并派人送一信给李总指挥，其大意是：贵军到敝省，事前不知，引起误会，尚请见谅。闻贵省大炮甚多，此武器乃敝省少有，电台又为蒋总司令赐给，敝省只有两部。贵军对此笨重之物，亦无用处，万望归还，免伤和好，不胜庆幸等等。军前委研究，为避免与王家烈决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将计就计，答应次日归还大炮、电台，以缓其军，同时命令部队连夜渡河，把带不走的大炮、电台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次日拂晓，王家烈率部追来时，我军已渡过富禄河，黔军想过河追赶，但无船可渡，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在贵州期间，我工作很忙，每天了解敌情、地形，布置警戒，传达命令，还要坚持写行军日记，因这是我的职责。
有一次，我蹲在路旁写着，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看后问我：“莫参谋，你不休息，还在写什么？”
我回答说：“写行军日记”。
他又问：“你经常写吗？”
我说：“从我担任军部参谋起便坚持写，从没中断！”
他笑着说：“好！日后革命成功了，你拿到上海发表，可有价值呢！”龚参谋长也经常查阅我的行军日记。
可惜，我后因工作变动把此日记移交给参谋处长钟鼎，故没能把它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红7军这段威震桂黔边的光辉历史，永远铭刻在红军战士和桂黔各族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