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对中华民族，文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灾难。文革期间以及文革之前，很多人既整了人，又被人整，以至于人鬼难辩。这包括刘少奇、罗瑞卿、林彪、吴法宪等人在内。
探讨文革史，就不能不涉及林彪集团的人和事。丁凯文和吴法宪的女儿新出了一本书，更是把文革研究推向了高潮。
子为父辩，没有什么不好。邓小平的女儿和毛泽东的孙子也都写书，通过官方渠道，大张旗鼓地为他们的先人，隐恶扬善。
正史也好，野史也罢，如果不纯粹是为了商业上的目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下面转的这个帖，是文革前上海某高干（有网友猜是上海的市长曹荻秋，查理不妨给查一查看）的女儿/儿子（？），写的一个帖。帖后俺又附一
古人云，一将功成百骨枯。有人说，历史是王侯将相们写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父母前辈，大概没有什么份，连跑龙套都用不着。想起三国演义里面，关羽要还我人头时和神灵智者的一段对话，以及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渡河遇鬼时的一段感想。
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研究历史，该如何处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恩怨？
航海：这个高干肯定不是曹荻秋，曹在文革中就死了，78年平反，而且他是市长，不是专职的政法保卫干部。应该是一位级别不是太高的高干。
席琳： 找到了原文出处和《华夏文摘》编者按：《文摘报》１９９９年０７月１１所载“被囚秦城的反特专家”一文（作者雁风）介绍的许建国似乎与本文作者的父亲涉及同一案子：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１９２２年入党。１９４８年石家庄解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许建国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建国初发生潘汉年案，许建国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任上调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
就在上海工作期间，许建国无意中触犯了江青，惹出一桩弥天大祸。
许上任不久，即１９５４年３月，上海发生一起举报事件——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问题。江青闻讯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要求布置追查。出面抓这个案子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是案发地，许建国自然负有追查之责。江青怀疑匿名信出自杨帆之手，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杨帆被捕。而经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隐情的许建国，江青也不会放过。１９６７年许建国被逮捕，和扬帆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几年后出狱，无家可归——已经妻离子散了，被安置在安徽六安“养起来”。１９７７年初患肺癌，同年１０月便与世长辞。〕
而且，据网上查上海的档案：
1956年7月举行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40人，候补委员15人。并经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市委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市委常委会由14人组成，市委书记处由6人组成。柯庆施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许建国当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12月，许建国调离上海。
再：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便宣布免去扬帆的上海市公安局长职务，同时将原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许建国调到上海接替扬帆的工作。扬帆则被宣布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从加强上海公安工作领导的角度看，许是老红军又是直辖市副市长级的干部，其资历与威望都高于扬帆，扬帆对此也能够充分理解。基于工作需要，许建国并未让扬帆去华东公安部履行新职而是将他留下来帮助工作，不久又在征得他的同意后让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协助许的工作，因为许还兼有其他职务。
还有，据阿亿的《共和国日记》：此时（
所以：此高干，有可能是许建国本人，只是时间上稍有错位：１９５４年底／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６７年，也有可能是和许经历十分相似的同事（杨帆、潘汉年早已经被抓），当然，也不排除原作者记忆和俺所引文献有误。
哦，说着说着，就又跑题到了潘汉年！
蓑笠翁：这都是表面的东西。 就象那个什么571工程是假的一样的文章。 真正的是其所要到达的目的。 此文实际上是说，林案不需翻， 就那样了。
席琳：蓑翁的意思，是霄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林案是不须翻，翻案不得人心。其实翻案这个词就不准确：昨天还是叛徒、工贼、内奸，明天就是伟大、光荣、正确？反过来，正过去，不都是愚弄小老百姓的？
查理五世：这话说得好！等着让这个政权平反，意味着自己受了委屈，还认同这个体制。明明是这个体制将你杀害了，还哀求它的平反，贱不贱啊？
蓑笠翁： 非也非也，是说现在定的就是正确的， 金秋你就别折腾了。
席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种瓜得瓜，该什么就什么，道德良心，凭什么鸟人来定？若是积了德，推也推不了，像平型关大捷。若是惹了祸，躲也躲不掉，如文革整人。虽侥幸一时，乃至于荣耀一世，也不一定在百年以后，就没有人来掘墓鞭尸。
蓑笠翁：一罪为一罪， 一桩为一桩。 卸磨杀驴， 不可取也。 更甚者，墙倒众人推。 什么样的盆子都给你戴上。探讨历史者之则在与尽可能的恢复历史真面目，为政者则需吸取教训， 防止旧病复发。这才是正道。正视自己的过去，才能知道将来该怎么作得。
附一：我爹死在吴法宪的手里——就林彪事件翻案写给
<霄云>
最近读了吴法宪女儿金秋的一篇文章，对林彪事件后吴法宪及其全家的遭遇深有感触．我与金秋女士为同代人，有相似的遭遇，又同在美国。我的父亲在文革中也被关押过七年之久。直到他去世，无人知道何人为何事下令军方抓获和监禁他。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在审判四人帮大会上吴法宪出面作证：他奉江青之命在１９６８年２月将父亲等三人从上海抓到北京关押。当真相大白，我真希望吴法宪，这个在新四军时是爸爸很贴切的部下，为了投靠四人帮却冤狱忠良的恶人，也尝尝牢狱之灾（希望金女士不要对我当年的狭隘生气）。事隔２３年，政治风云之残忍早已被大书特书，但爸爸那段受迫害的因缘至今未被披露。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４日清晨６点，我们还在睡梦中，几个军人敲开了家门，他们亮出空四军的证件，要爸爸立即穿上衣服跟他们走一趟，谁知这一走就是七年！没有人告诉我们押他到哪里，有什幺罪，判几年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直到１９７２年夏，林彪倒台以后，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亲自过问，通知我们全家进京看望在囚禁中的病危的父亲。
爸爸到底有什幺重罪，值得如此秘密的囚禁？
我的父亲长期在政法战线工作，他忠于职守，但没想到他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一切却使他成了江青，林彪的眼中钉。事情回溯到１９５４年，中央某高层领导的夫人写匿名信给毛泽东，揭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经毛泽东批示，中央公安部长转发此件到当时负责华东公安部工作的父亲，予以查办。爸爸立即布置了侦察处长具体办理。年底中央调父亲入京工作，他再未过问此事。正是为了毛泽东的权威和江青的名声，调查的材料一直被封存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密档案室，没有上报。可这批材料在文革中被公安局的造反派抄出，向江青献忠心。江青在无数次讲话中提到：“上海公安系统是一个反动黑司令部，他们陷害我，迫害我，整我的黑材料，就是陷害毛主席，他们是埋在党内的特务，比国民党还坏……”我当时是个中学红卫兵，听过江青的这个着名的讲话，但并不知道这个被称为黑司令部的为首者正是我父亲，恐怕连他本人也没想到。还有，江青的哥哥李某经常带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出入中南海中央首长驻地，让中南海保卫局头痛，要求公安部查清那女人的身份。爸爸明知此时之棘手，可能得罪江青，但为了保卫国家机密，为了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首长的安全，爸爸布置了山东公安厅负责调查曾在山东当过伪警察的江青的哥哥和那女人的情况。当然这一切在文革中都被泄露给江青，她没胆量向最高的指挥毛泽东试问，而将执行毛的指示的我父亲以及参与负责办案的同志，动用军队秘密囚禁审讯。
林彪，这个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统帅，不知为何神经极其过敏，疑虑重重。公安系统保存的侦察资料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当他们听到一卷录音中有含糊不清的尖细的男人声，就认定我爸爸对林彪安置了窃听器。于是江青和林彪联手成立了由吴法宪主管的军方专案办公室。在江青向吴法宪授喻的第二天，空四军就驱车到我家，带走了父亲。
爸爸走时很坦然，他把手表交给妈妈，说：“我可能一时回不来了，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里有多困难也要给老母亲寄钱”（爸爸走后，工资就冻结了。我奶奶在闽西曾被称为革命的母亲，文革中却成了反动老太婆挨斗，她死于父亲出狱前）。爸爸也早对我说过：干保卫工作的自己最没有安全，苏联的贝利尔就是斯大林干掉的。可见爸爸已经预感到他面临的正是掌握了核心机密的人必定会有的下场。在文革开始的一年多里，爸爸被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没日没夜轮番批斗，我看到过爸爸对那些不明事理的造反群众的恐惧。但这一次，他却镇静自若，如同已经视死如归。
爸爸先被关在北京军区看守所，睡的是水泥地铺的草垫，吃的是窝窝头，咸白菜根。仅仅一年时间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患了肺结核，发烧，咳血。因为爸爸始终不肯招供陷害过江青，林彪，他们怕他在结案前死去，只好将他转押到北京军区医院边治病边审案。但医院根本没进行会诊，就当作肺癌用放射治疗。结果病情越来越重，肺部的模糊状阴影成了一个大空洞。当医生想到去查痰中的结核菌时，爸爸已患了三期肺结核，并继发胸椎结核，体重下降到了４０公斤。结核病经久未愈，他又开始尿血，被发现膀胱癌。那是１９７２年，林彪已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吴法宪等同案犯也被监禁。军队这批办案人员群龙无首，不敢不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他的保健医生吴阶平和吴未然尽快为父亲动手术，并特别嘱咐要通知全体家属来北京。
接到总理的批示，我又是激动，又是害怕。四年半没见爸爸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盼着这一天。可是又不敢想象爸爸到底病成什幺样了，会不会是临终前的最后一面？那天，我们以极其紧张的心情等在北京军区总院的接待室。专案组的一个团级军官向我们宣布爸爸是作为敌我矛盾审查的，要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劝他交待问题，但不准询问案情，不准讲外面的事，也不准哭哭啼啼。在百般焦急的等待中，我们看到门被推开了，两个军人架着一个一头白发，抖抖索索，摇摇晃晃，瘦如干柴的“犯人”进门，那是我一贯腰杆挺直，干练利落的爸爸？他不停地颤抖着，不知所措。那当官儿的喝令“坐下”，就把他重重地按在了椅子上。爸爸这才抬起头环视我们，当他的眼光停留在我脸上时，我轻轻的叫了一声：“爸爸”。爸爸惊奇地盯着我看，结结巴巴地问：“你是桂枝啊？”（我二嫂的名字，他从未见过面）这时，我强忍着的眼泪夺眶而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哥哥说：“爸爸，那时小云啊！”爸爸也呜咽了：“什幺？我的小女儿怎幺是这个样子？”（爸爸被抓走后，我到青藏高原插队当农民，黑黝的脸颊留下了高原特征性的紫斑。）那军官不耐烦了：“这幺哭哭啼啼的干什幺？讲讲你们各自的情况嘛。”我们便向爸爸报喜不报忧地讲了自己的境况，而不敢谈外面的时局。但两个哥哥的２－３岁的儿子按我们事先教的在屋内边跑边说：“飞机飞飞”，另一个接下去说：“林彪的飞机掉下来喽！”可惜爸爸已经太麻木了，他也完全不可能预测到政治斗争的离奇与突变。那当官的却急得在一边干瞪眼。我们特别告诉爸爸是周总理亲自派医生为他动手术，叶帅还打电话催问手术动了没有，家属来了没有。要爸爸一定要有信心。爸爸一方面非常感动，但另一方面始终怀疑他们不会让他活着下手术台。他对我们，也对专案组说：“所有的都以我最后的书面材料为准，否则带到棺材里我也不会承认。”那军官说爸爸违反了探视纪律，不准我们继续谈话。爸爸就给带走了。
就在我们走后，爸爸又经历了强化的审讯。他们也担心爸爸会死在手术中，希望能最后诈出点儿可以向江青表功的材料。他们威胁爸爸说：“我们不是要你这个人，而是要你的交待。如果你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全家都会蒙上说不清的罪名，影响他们一生……”手术当天，我们赶到医院。爸爸没空跟我们说什幺，却急着向办案人员表明他的最后申明留在了枕头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专家精湛的医术除去了爸爸的恶性肿瘤，但他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７５年，而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他才被宣布结束审查，恢复党籍。父亲的身体却再也没恢复过来，他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几年。不仅是身体，爸爸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总觉得到处都是窃听器，每当我们问到他那七年的遭遇，他马上神经质地指着天花板，咬着牙关使劲摇头。只有一个夏天他回家住了一段，我陪他到院子里散步时，他跟我说了上边的故事。
天下哪有一贯正确的人
爸爸在我的印象中立场坚定，敌我分明，不徇私情。但文革后他变得十分温情和宽容。他用一切机会去看望或问候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老同志，不管他们是否真犯了错误。他资助死去的朋友的遗孀。最让我吃惊，也让我事后最有感触的是：文革后当那批审讯他的军人遭到隔离审查时，爸爸被多次要求揭发他们是如何粗暴地对他逼供的。爸爸居然为他们说话，说“他们不过是按照上级的旨意做了他们必须得做的事，我不记得有什幺特别。”他私下里对我说：这样整来整去，还有完没完？他们也是没办法的……爸爸还对我说过，当他被囚禁的第一天，看守向他宣布犯人应遵守的九条纪律。他说：“我每一条都能背出来，因为那是我亲手制定的监狱管理条例。现在我却成了被这个条例管制的犯人，真是天大的讽刺。”
爸爸文革后挑选的秘书曾参加过机关造反派，组织上劝爸爸三思。爸爸说：“他是个本色很好的人，犯过错误不是坏事，比那些从没犯过错误的人更清醒。”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那位秘书极为敬业，出色，他非常珍重爸爸对他的信任。
当我在写爸爸被监禁的故事，有件事一直让我下不了决心写出来。但真诚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驱使我不能不写。我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完人，并非没有软弱的时候。他虽然一次次坚持自己的清白，但是有一次在他发高烧，神情恍惚时，办案人员拿出一份签了名的检讨书说：“别人都承认有给林彪按窃听器这件事，就你这个老顽固还不到棺材不掉泪，你是唯一一个要抗拒到底的反党分子！你的子女都会恨你一辈子！”爸爸居然相信别人都动摇了，他也签了字。过后，爸爸神情恢复了又去翻供。可他哪里知道，那些家伙用爸爸的签字又去威逼其它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打击。这件事使爸爸非常内疚，这就是为什幺他在手术前再三申明，他从没有做过任何被指控的事，要他们撤还那份签过字的由专案组写的假口供。
文革后的一个夏天，两位老同志来家看爸爸，其中一个是他的领导。他们谈着谈着争执起来，最后不欢而散。事后爸爸很难过，他告诉我当时专案组就是用这位领导的假签名骗到了他的签名又去逼那位领导的。爸爸知道辩解是没有用的，他们最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已经不可能恢复如初。他叹着气说：“共产党的监狱不好坐啊。他没有坐过这个牢，他怎幺会懂？天下哪有一贯正确的人？”
是啊，天下哪有一贯正确的人？特别是在过去动荡的数次政治斗争中，今天在台上的，明天成了阶下囚；今天站在正确路线的，明天站在了错误路线；今天审询别人的，明天站在了被告席上……人人都被阶级斗争的火锅涮了一遍或几遍。这就是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这就是千锤百炼的老一代共产党员的悲剧。那最最正确的伟人们不正是造成人类最最错误悲剧的始作俑者吗？
关于林彪集团
近来看到一些企图为林彪集团喊冤翻案的动向。我不是研究政治的，只不过是过来人。我相信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斗争比公之于众的更复杂，但我不相信林彪可以由黑变白。并非由于林彪在文革中期与毛出现了权力分配上的争纷，他就是在与专制做斗争，他就代表正义。回想一下，是谁最早举起红宝书，高喊毛是最最最最伟大的领袖？是谁最先称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无产阶级文艺的先锋，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并为江青大开方便之门？是谁提出“文化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一极端的口号？是谁让军队支左，组成由军人为第一把手的扫遍全国的新的政权机构？是谁为江青抓人，让军队成了整肃忠良的牢狱？再回想一下，林彪集团，包括吴法宪本人，是如何为林立果选妃，如何把一个２６岁的年轻人提拔成空军的作战部长，称之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中国军队统帅的接班人？……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林彪集团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比四人帮，比毛泽东更轻吗？如果没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为虎作伥，毛泽东怎幺可能在全国发动这幺大的改朝换代般的“革命”？如果有人说，连一个处处保护忠良，让江青恨得咬牙切齿的周恩来都要为文革负责的话，林彪又能翻出什幺清白的案来？
我和吴法宪的女儿金秋为同代人，也都希望能认识我们上代人的政治斗争的教训和对人类的意义。不管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有怎样的恩怨，我的父亲在吴法宪公审前已经离世，而父亲的同案战友就死在吴法宪的监牢里。爸爸对我说过，他不能理解吴怎幺会变得这样。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大多都谢世了。吴法宪还活着，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一定会有他的回顾和认识。如果连受到无辜迫害的父亲都会去反思自己，反思党内斗争，我想吴法宪不会也象青年后生般轻描淡写地把这段历史抹平吧？如果有机会，请
２００３年秋于美国
附二：吴法宪女儿
...
●“你说你爸爸被整过？我爸爸是被你爸爸整的”
自从我研究林彪事件，人们只要知道我的身份，就会问我怎么看。“文革”中的个人恩怨实在太多了。我过去比较低调，一直没有怎么用中文写作，我尽量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当事人、受害者身份出现，尽量脱离个人的角度──如果我永远脱离不了个人的角度，我永远成不了一个好学者，学者要从个人亲身经历中“拔高”出来。只是最近
每次一提到林彪问题，就会出现这类令人难堪的质问。我觉得很悲哀，我们能不能更加心平气和地探讨？是否能够站在超脱一点的立场来？如果我们永远站在个人恩怨的立场来看，你的爸爸整了我的爸爸，我现在再来整你……就没有办法从事研究。
有人问，站在历史角度来看林彪事件，怎么看？这就又牵涉到：什么是历史？国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历史对於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中国人对“什么是历史”有特定的看法，一般来讲，我们希望对历史要有个所谓“正确”“不正确”的确定说法。
我出国以后经受了很多历史学研究的训练，感到西方史学界的很多看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历史是一门科学（或者说，很多历史学家试图使它成为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并不是静止的。而中国人一切都太政治化了，我们太习惯政治化了，一切都以政治的标准去划分，把历史人物划分为红脸、白脸，好人、坏人，这是一种很有缺陷的研究方法。历史不是按照好人坏人来划分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非常复杂的，好人有坏的一面，坏人有好的一面，只要是凡人，都会做一些好事，也会做一些坏事，世上不存在毫无缺点的圣人──对“圣人”的概念，我们应该打破了。我在对林彪做研究的时候，也在试图打破，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正史和野史的关系。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官方编篡公布的或者通过历史学家说出经过官方认可的历史，就是正史，中国传统上是由皇家来钦定的。除此以外的就是野史。野史有没有价值呢？野史往往是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人写出的东西，列不进正史，就只能算野史。
林彪事件也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一个问题。我正在看着一个事件的演变过程：它怎么由刚刚发生，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演变成历史。从事件发生演变成历史，到底是什么因素起作用呢？个人的经历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关于林彪事件的官方公开的定论，大家都太熟悉不过，但是亲身经历的人，从目击者的角度又怎么看林彪事件呢？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看法与官方认可（我尽量不用敏感的词汇）的历史，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在官方认可的历史与个人经历的记忆这两个层次之间，另外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公众经历的林彪事件，大众怎样记忆林彪事件。还有第四个层次──加上史学家。至少有四个层次的历史在竞争，至於说哪个层次的看法能够成为后世（譬如说五百年后的后人）所知道的历史，我可就不知道了，很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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