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本书，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部分。加上网友们提供的资料。有一些疑问，归纳一下，列出来与大家商酌。
1) 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取舍，抹杀某集团或某个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者如抗日战争，如陈炯明和孙中山政见之争。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义，如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等等。这不仅仅是在大陆，也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国人对于历史研究的通病。
实例一：孙中山和陈炯明孰是孰非的问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教科书中是惊人的一致：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这似乎早已成定论，但新出的陈炯明传和网上陈定炎（陈炯明的儿子）建立的陈炯明研究中心披露的史料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陈炯明只是和孙中山有政见之争，而且也没有炮轰之事（即便有，也是孙中山的炮－中山先生在同盟会和辛亥老人中是有名的“孙大炮”，意思是他说的多，做的少）。结果陈炯明却成了国共两党为孙中山立圣的祭奠品。
实例二：在以前中学和大学所学的的历史教科书中，抗战只提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老人家的论持久战。再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之类的什么儿童团。提到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只知道有九一八事变，有福建事变，有皖南事变，有西安事变，有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八十年代我和友人游南岳衡山时，参观国民党抗日战争烈士陵园，方知国民党军队衡阳抗战的英勇，当时的震动很大。现在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不仅仅有上海的8-13淞泸抗战，而且还有息峰口长城保卫战，有台儿庄徐州保卫战，有南京保卫战，有武汉保卫战，有衡阳保卫战，有长沙保卫战，有芷江保卫战,还有飞虎队和缅甸出国作战等等，等等。即便是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命丧孟良崮的倒霉鬼张灵甫，据说当年也是抗日的一把好手。
实例三：抗战胜利后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当时中国军方负责接待日本军方代表的两位陈少校（其实是一为少将，一为上校，因外事需要，均降格使用），分别是陈应庄和陈昭凯先生。后来陈昭凯去了台湾，陈应庄留在大陆。在当事人之一陈应庄1984年的回忆录里,只提陈应庄而不提陈昭凯。相反日方当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述之甚祥，可见仅看陈应庄一人的回忆录，是不能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2) 承秉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的恶习和文革遗风，蓄意拔高领袖或某个人的作用，制造或夸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确实十分恶劣。
实例一：文革期间曾因林彪任党内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扬平型关战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后，十大元帅就成了九大元帅，就没有人再提林彪（现在似乎又热闹起来，是好事，不是坏事）。相反，众多的回忆录里便有了自己勇于同林彪、四人帮和高岗作斗争的记录。如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某中将的回忆录，就说高岗这人讲话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压制别人和挟私报复等。高岗水平低人品差大概也是实情，但为什么不在当初高岗林彪当权时说，为什么不在高岗林彪活着时说。高岗林彪早已遗臭万年, 铁板钉钉，而且死无对证，再说人不好，總讓人覺得有點那個。
实例二：中共党史上，刘少奇冤，彭德怀冤，很多人都冤，但最冤莫过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麻子”潘汉年。潘汉年一案，牵涉面甚广。本来当年在敌战区、国统区和潘汉年称兄道弟并获潘汉年搭救者为数不少。可是50年代潘汉年案发，中共高层除李克农外，曾在白区和红区做领导的诸公，竟无一人站出来，帮潘汉年说句公道话，致使潘汉年沉冤数十年，至死不能瞑目。以至于一位当年受潘汉年案牵连的老烈属不得不感慨地说：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真的好。但共产党人太講求組織原則﹐ 翻脸无情。
实例三：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和西路军四万将士的冤魂，成为红军历史上的最大疑案，长期以来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军的幸存者，终毛泽东一世，唯唯诺诺，不敢声言。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倭胆的八路军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有一丁点儿说法。这些，最近在网上披露的资料已经很多，争议也很大。为什么资料能披露，是因为某某某人不在了。为什么有争论，是因为某某某人的影响还在。
实例四：百色起义为突出宣传邓小平，有好事者仿毛主席遵义会议事。伪造史料并东拼西凑，无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邓岗（邓拔奇）伙同龚楚陈豪人在河池会议上夺了邓小平军委书记的职务，造成邓小平在红七军前委领导层受排挤的悲壮形象（见百色起义-1979；邓小平与红七军-1999）。
其实自1930年10月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前后，邓小平一直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和军政治委员。邓岗到红七军以后后邓小平还兼任19师（师长为军参谋长龚鹤村兼任－即叛徒龚楚，网上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的政治委员，为红七军的一号领导人。邓岗在红七军期间，红七军的几次打仗，虽然开始有争论，但最终决策都是按邓小平的正确方针办的。邓岗非但没有撤消过邓小平的前委书记的职位（见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相反，邓岗还把韦拔群的21师的全部精华划拨给了邓小平指挥，害的人家韦拔群带着几十个亲兵回广西去打游击，最后连小命都给陪上了（叛徒就在亲兵中）。这不能说人家中央代表邓岗同志对邓政委不够意思。怎么这些好事者看到邓岗光荣了（注意，还不是当叛徒或逃兵），立三路线在红七军代表的屎盆子就终身扣定了呀！
本来，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本人，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承认，即使1930年10月邓岗不到红七军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和认识，红七军内的左倾路线也无可避免。后来文革期间，邓小平在自述里再次承认自己要对红七军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可是那些写党史军史的人和大量的传记作者，为什么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不看看当时的原始文献呢。
3) 对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并以当事人的身份虚构和杜撰历史。大者如井冈山会师，小者如川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文革期间，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变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实例一：林彪的扁担。据红狐狸军事文摘署名为东篱的作者在“犯有错误的开国将帅”一文载：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他使江西成为"文革"中"共产风"最猛烈的一个省。是林彪集团在江西的死党。曾"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笑谈。
实例二：邓小平宣布红七军的成立。历史的事实是邓小平在广西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期间（1929年12月-1930年2月）在上海汇报工作（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没有参加起义。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和红七军前委书记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后(邓小平网上纪念馆)。因此，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是由红七军的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由红七军前委书记陈导民宣布了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以及由张云逸任军长、陈导民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在广西，尚没有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是1930年2月下旬以后的事）。
但是在百色起义发生30年后，某当事人写的革命回忆录（回忆红七军的诞生，1961年）中，凭空地杜撰了邓“政治委员”不但“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邓“政委”还亲自指挥了百色保卫战。连邓“政委”当时穿什么衣服，讲话什么口音都“回忆”的清清楚楚。马屁这个拍的响呀。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五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还是该当事人出面揭发邓小平在红七军去江西的路上中途离队。不承想小平造化大，1977年邓小平三度复出后，该当事人又是写诗庆贺，又是出书纪念的，把在红七军时的邓政委又一次吹的是云里来雾里去的，生怕人家忘记了自己也是创建红七军后的行军参谋。
好在邓小平是个难得的明白人(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邓小平的家人也不买账（见邓小平文革岁月）。该当事人不得不离休走人，成为中共党史上贻笑千年的另一趣谈。
4) 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涉，这一点实在是有中国特色。历史的事件自有历史的记录，历史人物的定位自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认定，但事实却差之甚远。邱瞒囤的耗子药咱就不要说了（京虎子或者萨苏兄已有专文介绍），免得有人说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忘恩负义，专门欺负农民老大爷（想起当年记者的报道就忍俊不着－邱大爷在椅子上一毂地）。再说人家邱大爷出名，一不靠嗓子甜，二不靠模样儿俊，靠的是总设计师倡导的抓耗子的真功夫。
实例一：究竟是新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仰或是解放前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学生谢家荣院士（谢学锦院士的父亲）最早发现大庆油田(注意﹕文革期间说是铁人王金喜發現的大庆油田，现在已经认为不可信)。时隔多年，官司不断。不由硕果仅存的地质学权威，和当初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院士说了算，而要由对地质学一无所知的总设计师和中央领导拍板决定。
实例二：某著名女歌星关于是否患爱滋病诽谤一案的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曾经的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看起来是稳赢的官司，结果还是要比大腿，腿粗的说了算。
实例三：前一阵看到网上讨论前国家领导人，也是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年轻的时候是否曾参加过日伪组织的官司败诉，也可以看到政治干预司法，和司法干预学术的影子。
本来吗，属于学术争论。而且都是公众人物，曾经帮小民们管过家，教化或者指導過小民, 功劳是第一位的，有点小节也无伤大雅。但就是有人要给你起哄，给你較真。你不是要弄弄清楚吗，那么咱们就法庭上见。法庭上真正说理也好说，碰上的法官也都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特在哪里呢？特就特在两个凡是：凡是领导人、名人，或者是领导人拍板了的事情不能碰！
其实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伟大的（记得说相声的姜昆也讲过这话），对小节问题一般都是不去计较的。坏都坏在领导人手下那些跑龙套的。
要不怎么说，和尚的经是正的，但念经的嘴是歪的呢。
5) 不过，也不是没有异数。大凡拍马，拍者有心，被拍者乐意，并心领神受，以至于投桃报李。如井冈山的扁担之于林彪，从未见拍者或被拍者向读者、或被蒙蔽者致歉。但也有例外。
实例一：近读文史资料，知井冈山时期的湖南省代表杜修经（此人曾当过毛主席的领导！犯了错误，解放后在湖南省一师范学院当老师）曾特意指出，斯诺或者是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讲，杜修经曾经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主席，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我从来没有当过苏维埃政府主席呀”。
实例二：前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回忆“一二九”的文章：《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给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1986年）。信中李昌澄清说自己并没有参与出面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
这种高风亮节，实在是强其他人百余倍的，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所仅见的风景线。
笔者相信，随着原始文献的不断公开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历史事件是非的曲直和历史人物人品的高下，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命题，迟早会回复其本来的面目。
2004-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