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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旁参篆隶作奇变,不与宋元作后尘[6]
王铎的字东侧西歪,在结构上常使用『侧左转右,侧上转下』的体势,在字的左右部分或上下部分施以角度上微妙的变化,这样,不仅使每一个字产生了生动的姿态,同时也产生了体势。就单个字而言是外敛内放,这一点是得自颜真卿的。
傅山在结字上吸取了王铎『侧左转右,侧上转下』的体势,而摒弃了王铎外敛内放的格局,他巧妙地在每个字的某个方位进行精神挽结,而对其它方向则大胆放纵,横向起笔之后用更多的圆转来纵向贯气,因此结字便呈现内敛外张的态势。他用大块的疏密来分割空间,疏密对比超过常态,使得傅山的字显得『支离』,甚至显得『丑陋』,他没有刻意去安排字的结构,而是『率意』地放胆而为,祝嘉以为:
傅青主,故说结构上有不得当,还是好的,因为不轻滑则力足,力足则神全,真率出于自然,自能远俗。[7]
王铎口中言:『吾书独宗羲献』,[8]念念不忘的是魏晋风度,但他的体势却分明来自米芾。『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模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9]他又自我暴露:『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10]。他对柳诚悬真心佩服:『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但以刀割涂加四隅耳……,谓为国工不虚』[11]。且进一步认为:『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12]他抨击高闲、怀素、张旭以为野道,却又不动声色地从此三人汲取营养。他追求魏晋风度,但擢取的却是唐宋精华。在空间的分割上,不光旭、素、颜真卿,甚至黄山谷、徐渭、倪元璐、张瑞图等人的特点在他的字中也时隐时现。
傅山先学赵松雪,后学颜鲁公,把董文敏所继承的雅、秀、巧、媚的东西抛弃得一干二净。董其昌尝谓:『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无化境矣』。[13]董其昌可谓是魏晋风度的忠实继承者。傅山则以为字要写得拙,写得丑,写得支离,写得直率。在审美态度和创作观念上,都是对董其昌理解的魏晋风度的不屑。他学宋元,更学汉隶,旁参钟鼎而探古篆,欣赏的是张着血盆大口吞嚼一切的饕餮蚩尤:『饕餮蚩尤婉转歌,颠三倒四眼横波,儿童不解霜翁语,书到先秦吊诡多』。[14]一个『诡』字道出了傅山的追求:不要耳熟能详,不要司空见惯,不要老生常谈,更不要浅薄流俗,而要面目狰狞,要生龙活虎,要颠三倒四,更要古拙生辣。这种审美心态和王铎的观念:写字要『如海中神鳖,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15]要『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16]要『虎跳熊奔,不受羁约』,[17]何其相似!王铎欣赏的就是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的『幽险狰狞』。把字写成这个样子,又可以说在审美观念上傅山是受了王铎启发的。
但在具体创作时,二人又有不同,王铎认为:『盖字必先有成局于胸中……至临写之时,神气挥洒而出,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18]傅山则以为:『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为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19]这就如同二人画竹,王铎是胸中有竹,腕下有竹,傅山则是胸中无竹,腕下有竹,显然在观念上傅山更胜一筹。由此傅山的拙、丑、支离、直率不是以丑为丑而是『归于大巧若拙』[20]而已,所谓『大巧不工』罢了。
宋元两代皆取法晋唐,而傅山上探钟鼎,杂糅汉隶,故其草书能神韵高古,苍茫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