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九-下） 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九-下）

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

根据中央的命令，陈昌浩、徐向前部以西路军的名义先是向北，试图打通经中卫、阿拉善进入外蒙到苏联的补给线。在他们遭到宁夏军阀马鸿逵的阻击以后，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的指示放弃北线，那指示说：“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援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是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知接收办法及如何运输。”这份电报对西路军以后的行动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现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已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地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和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的隆重欢迎。特地赶回保安的张浩对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他们比作断了线的玛瑙珠子，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他告知众人，由于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因此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张国焘都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当时，进入河西走廊、试图打通经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而又三无（无援兵、无粮草，无弹药补充）的西路军的败象已经开始显露。他们不断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甘肃军阀马鸿宾的猛烈攻击（其中马步芳作战特别凶狠，人称“西北王”，西北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比不过青海的马步芳”），连侦查电台都丢失了，日渐有无以为继的趋势。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断言：“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这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西路军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正是他领导的中革军委的朝令夕改（虽然多半事出有因，但极大地忽视了西路军的实际处境），举措混乱，才导致了西路军的覆没。

由于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体答复，担心西路军过早前往新疆，苏联“恐准备不及”，同时又希望西路军能够在甘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保持回渡黄河的可能，中革军委在十一月十九日指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红九军、三十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

十一月二十三日，张闻天、毛泽东告知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步芳）部，西面仅以红五军占领之。”

共产国际在十二月六日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正采取办法给你们以数量很可观的帮助，第一批货物大约在两个半月内送到你们所指定的地点。”据此，中革军委通知西路军可以西去了。不料，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和张学良都希望西路军东返担负牵制任务。然而，西路军越往回打，受到的抵抗越强，拖带着二千余伤病员，被马家军和地方民团反复围攻，陈昌浩和徐向前进退维谷，犹豫不决，等他们下决心往东时，西安事变突然和平解决了，中革军委又要求他们西去接运苏援。

十二月十五日，中革军委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负有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十二月十八日，中革军委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告知徐向前、陈昌浩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陈昌浩和徐向前致电中央请求支援：“ ……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则我损失必少。”但被中革军委坚决驳回：“……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当张学良被扣，潼关以东的中央军西进，西安形势再度吃紧时，中革军委又要求西路军停在甘、肃两州之间准备策应东线。一月五日和八日，中革军委先后复电徐向前、陈昌浩等：“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 “根据敌我双方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迫，……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西路军就这样忽东忽西、忽行忽停，被迫在荒凉的河西走廊打了二个多月的消耗战，人数从二万一千多减少到一万五千。马家军以保住地盘为首要目标，如今红军辗转不去，他们就不惜老本，倾巢而出血拼红军。

一月中旬，红五军团在祁连山北麓的高台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阵亡。紧接着的倪家营子血战，西路军再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后只剩下了八千多人。

二月十七日，在西路军奄奄一息之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前甩锅，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要求西路军明确答复：“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

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虚情假意地表示：“对于你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尽办法援助你们。但当援助还不能立即成为有效的事实时，总是鼓励你们，用自力解决难局。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

西路军且战且退，最终在康龙寺决战后弹尽粮绝、被彻底打垮。总指挥徐向前化装成乞丐千辛万苦回到延安，总政委陈昌浩靠十多个金戒指沿途买路只身逃回老家湖北汉阳，一年后回到延安。只有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残部两千余残兵翻越祁连山，最后仅七百余人到达星星峡进入新疆，第二年返回延安。

张国焘曾经的左膀右臂陈昌浩，背负着当初支持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滔天罪名，在西征时下定决心改邪归正、与张国焘划清界限，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指示固执地不折不扣地接受，令行禁止，直接导致了西路军一步步走向灭亡。

在西路军已经几乎全军覆没时，毛泽东才同意了其救援请求。二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一）固守五十天。（二）我们正用各种有效的办法援助你们。同日，毛泽东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周恩来和刘伯承等：“增援军决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立即准备完毕；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对外守秘。”次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任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但是这些都只是马后炮了。

九十年代初去世的徐向前和李先念都把他们的骨灰撒到了祁连山。

二00四年，西路军研究会编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洪学智在序言中写道：“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张国焘在陕北曾冥思苦想，冀望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然而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对援助西路军之事，从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是推推诿诿。在听到西路军的噩耗后，张国焘痛哭流涕：“如果说一方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则连脊梁骨也被打断了！”

西征打通新疆，本是斯大林、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共同的愿望。而西路军在几个月里犹豫徘徊，东突西冲，始终不能摆脱被追杀的被动局面，最后消耗殆尽，则可以说是中共军史上继湘江战役以后最大的悲剧。在客观上，青海与河西走廊一带是马家军经营多年的地盘，历史上回汉矛盾深重，相互仇杀，西路军统一战线工作无从着手，甘北开阔的地形无从遮蔽，极有利于马家军的骑兵机动作战，加上马家军人力、物力、后勤、弹药和粮草准备充分，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倾向于他们，西路军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不过如果举措得当，损失应该可以大大减少。

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共产国际始终弄不清西路军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已经开始安排人员前往新疆哈密准备接应，可是西路军渺无音讯。莫斯科曾几次电报询问延安，为什么西路军不尽快向西去接收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他们为什么在那鸟不拉屎、几乎无法立足的沙漠地带耽搁那么久？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共执行斯大林和平解决的指令，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斡旋。张国焘对和平解决的最终前途表示悲观，他担心即使蒋介石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抗日的要求，一旦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中共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对中共不利的演变。他的这些话后来被反对者断章取义，诬指他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他反对和平解决。

西路军高台失守、红五军团全军覆没仅仅过了十余天，中共中央就利用这一事件发起了对萎靡不振的张国焘的大批判。毛泽东把原本在中央分裂时居中调解、了解当时双方情况的唯一当事人张浩事先调到国统区搞职工运动，构筑了一面倒的阵势。斗争的组织者是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的凯丰，他发表的万字长文《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给张国焘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路线的帽子，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任弼时，林彪，彭德怀和贺龙等群起发言围攻张国焘。最后，毛泽东作了三点总结：一.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路线； 二.张国焘对四方面的领导彻底错误； 三.张国焘的哲学是机械论和经验论。

在批判矛头转向四方面军干部时，斗争进入了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干打手，在抗大或者分组或者个别斗争四方面军干部。他们指责四方面军只知山头不知中央，他们盛气凌人地审问被斗争的人，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事吗？”等等。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斗争方式，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极大的反感。许多被斗者理直气壮地声称决不愿答复这一类问题。有些表示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的事业，决不承认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终于引起了抗大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和洪学智等十几个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四五百个学生，甚至企图行动起来，脱离抗大。

毛泽东等先以“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逮捕了许世友等高级干部，接着又逮捕了更多的人，概交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不过毛泽东最终权衡利弊，采取了怀柔政策，将这批人在三个月后悉数释放。

张国焘后来自述他在此阶段的心境时说：“我回忆已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於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拋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沒有決定脫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以及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批判会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张国焘）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然而这次斗争却有些虎头蛇尾。张国焘罪恶滔天，原先中央也准备至少开除他的政治局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议案了事，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说此中原委是共产国际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宜对他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张国焘在四月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

张国焘被整得焦头烂额，但他极力忍耐，因为他厌恶毛泽东等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已经在准备自求解脱。为了搬出延安城是非之地，他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同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还有个石头窑洞，可供居住。他督率他的卫士们修葺一新，就迁到新居，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他开会通知和政治局的各项文件，他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

直到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到张国焘的住处登门拜访，一起商讨应对南京准许中共融入抗日阵线的条件的对策。又过了数月，张国焘应抗大教务长成仿吾的邀请，去抗大讲授了三个月的政治经济学。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洛川会议上，张国焘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他认为如果蒋介石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将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推动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否则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从九月起，鉴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实际上常驻西安，中共中央让张国焘代理。然而因为习惯性的党政不分、党凌驾于政，加上毛泽东们根本不信任张国焘，他这个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不断受到打击和排斥，不仅不能有任何作为，而且达到了窒息的程度，连他的革命资历极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儿子都被连累而经常受到欺负。后来张国焘就自行加速边缘化，把边区政府的事务逐渐移交给了秘书长伍修权。

十一月中，苏联派专机送王明夫妇、康生夫妇、陈云、曾生和滕代远等十六个人回国。途径迪化机场加油时，王明决定在迪化停留一个星期去视察苏联援助物资的过境情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在迪化有西路军残部组成的“集训队”四百多人，他们中的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第五军政委黄超据说趁机去向王明告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状。他们没有见到王明，就向康生申诉了一通。他们认为西征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对西路军遥控瞎指挥，出尔反尔，朝三暮四，害得西路军来来回回、走走停停，往往听任敌人围攻而不准机动，导致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应该问责追责。

康生听了，去找陪同王明来的苏联顾问，说有两个刺客要暗杀王明，被他稳住了，就在他房间里等王明。苏联顾问急忙打电话给苏联领事，领事马上打电话给盛世才，盛世才当即下令就地处理。盛世才的就地处理就是把两人装在麻袋里，运回他的总督府的地下室里，几天以后人就死了。李特和黄超失踪以后，八路军办事处全力寻找而没有结果。李先念为安全起见，专门为保卫王明等人加派了一个警卫班。

李先念在十二月回到延安以后，才得知了真相。不过因为李特和黄超是状告毛泽东，李先念就不声张了，而康生就此递上了给毛泽东的投名状。

王明是以手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到延安的。他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份共十六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个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王明自己、康生和陈云三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作调整，身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这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而张国焘排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后面，位居第三。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说张国焘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张国焘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错。

不久王明告诉张国焘，俞秀松、周达文和董亦湘等中共元老都因属于托派匪帮而被捕了（三人分别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被苏共枪杀。其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负责中共新疆工作、先后担任新疆反帝协会秘书长和新疆学院院长等职务，并和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结婚的俞秀松，被盛世才在“肃托”运动中逮捕，押送到苏联，一九三九年二月被处死），四方面军的李特和黄超因同样的罪名已在新疆被处决。王明对张国焘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王明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张国焘不寒而栗，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害怕斯大林清算的魔爪也会向他飞舞。经过一番考虑，他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觉得一切都超过了讲理的范围，无法申诉，而且再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战的紧急关头，他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或许能做些他想做的事。

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张国焘韬光养晦，经常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在训练班讲课，与人下棋，以及陪伴怀孕的妻子，表面上悠闲自得，内心里紧张不安。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去陕西黄陵县祭扫黄帝陵。那天担任主祭的是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祭毕，张国焘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从此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党。

四月七日，蒋鼎文安排张国焘乘坐胡宗南的专列去了武汉。在那里，张国焘拒绝去八路军办事处而住进了大华饭店。他拒绝了周恩来、博古和李克农等人对他的多次挽留。张国焘说：“我与毛泽东、王明不能志同道合” 。他还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糟，他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活。三天后，周恩来与张国焘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他提出最后通牒，供他选择：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声明脱党，中共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随即不告而别，只是给王明、周恩来和博古留了张便条：“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当天，张国焘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称“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叛逃时，连其怀有身孕的妻子杨子烈也未告知。后来中共允许杨子烈带着长子张海威离开延安投奔丈夫时，毛泽东要杨子烈转告张国焘：“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在武汉时去找过住在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他告诉陈独秀：“现在王明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像软禁一样。”他又说：“走老蒋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有别的路走，我当然要走别的路。”他再次提出重建第三党，被陈独秀泼了冷水。陈独秀说：“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

五月二十日，张国焘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他自称：“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

对张国焘脱离中共之举，蒋介石视之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封了张国焘一个中将头衔，把他交给军统戴笠“妥善运用”。张国焘在军统主持过“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和“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不过成效不显。国民党同样不信任他。

从一九四一年起，张国焘先后任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一度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一九四八年六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同年十一月，他携妻子和三个儿子迁去台湾。

一九四九年冬，张国焘全家离开台北到香港。 从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张国焘与在港的国民党人士程思远、张发奎和顾孟余等合伙，办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并任杂志社社长，该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后来因与张发奎等产生矛盾，张国焘被免了职。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炒卖黄金，结果蚀了本。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髋骨，高昂的治疗费用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靠当教师的长子张海威的收入度日，生活窘困。

一九五三年春，张国焘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咨询去北京的可能性，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过话来，说：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张国焘于是表示：“这几天身体不太好，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

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张国焘，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约二十次拜访了张国焘。

一九五八年十月，张国焘再次托人向中国政府表示愿为国家做点事，并请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联系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支付二千元港元。张国焘花费四年时间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一百万字。一九六六年，金庸的《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随即发行了中文版。

文革风云波及香港以后，张国焘于一九六八年携妻移居加拿大投靠儿子。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住在养老院的张国焘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受冻引发呕吐后人事不省，以致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二岁。张国焘被葬于多伦多士嘉堡（Scarborough）的松山墓园（Pine Hills Cemetery）。

据报张国焘在死前信奉了基督教。饱经沧桑的他，对于种种政治纷争和昔日恩怨得失，早已置之度外，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与杨子烈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和张渝川。据说次子张湘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由周恩来特批，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