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万卷书 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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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一九五八年—）
陈文茜的外祖父出身台中望族，参加过共产党，也参加过二二八。茜的祖母是日本人。
一九七六—一九八0年，茜就读于台大法律系。在大学期间，她开始活跃于党外运动。
一九八0年，茜帮助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家属周清玉和许荣淑分别竞选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
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茜担任《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
一九八三年，茜担任林义雄夫人方素敏竞选立法委员的文宣负责人。
一九八四年，茜担任尤清竞选台北县县长的执行总干事及《党外文选》的主编。
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茜担任《新潮流》月刊主编。
一九八七—一九九四年，茜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历史社会学读博士，不过没有获得学位。
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茜担任联合国少数族群联盟亚洲代表。
一九九五年，茜从美国回台后，因直言不讳而声名鹊起，她担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和民进党发言人至一九九八年，她还担任过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的特别助理，后因理念不合，特别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她在一九九九年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并成为民进党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一九九六年，茜担任EEI唱片公司总经理。
一九九七年，茜担任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小组召集人。
一九九八年，茜在两部电视剧“征婚启事”和“为人民服务”中客串自己。
一九九九—二0一一年，茜担任台湾《商业周刊》首席顾问兼专栏作家。
同年，茜出任中天电视董事长。
二00一年，茜以无党籍身份当选为台北市第五届立法委员，她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参加亲民党立法院党团的运作。她任内的事迹以“奇美小护士”事件最为出名。二00四年三月十九日晚间，茜于连宋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自称握有“奇美医院小护士”的证据，说陈水扁遭枪击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她称“小护士”曾直接向连宋竞选总部投诉。不过至今没有任何人证、物证、事证等可以旁证“奇美小护士”确实存在。二00五年卸任立法委员后，茜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问中，承认指控三一九枪击案造假是“演戏”。
从二00六年起，茜担任《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和“梦想家中文网”董事长。“梦想家”曾在大陆举办七十二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后来在台湾也举办过类似活动。
二0一0年，茜受邀至天津南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二0一一—二0一二年，茜担任《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亚洲中文版首席顾问。
二0一二年，茜任政治大学法鼓人文讲座讲师。
二0一四年，在台湾太阳花运动时，茜曾公开批评学生占领台湾行政院触犯了底线。
二0一五年起，茜任亚洲大学资讯传播学系讲座教授，每学期作“文茜讲堂”专题演讲。
茜先后主持过媒体节目飞碟电台的“飞碟晚餐”、凤凰卫视台的“解码茜”、 中天新闻电视台的“文茜的世界周报”、“文茜的世界财经周报”和“文茜二重奏”、年代财经台的“财富新闻” 、中国电视公司的“文茜小妹大”、中广流行网的“文茜的异想世界”、东森财经新闻台的“陈文茜的财经故事”和“文茜与我们的人生故事”、壹电视的“文茜的虚拟秀”和“文茜大讲堂”、Yahoo TV的“茜问”、TVBS电视台的“女人开讲”、“文茜的世界周报”和“文茜的世界财经周报”、爱奇艺的“迄今文茜大姐大”以及“文茜Open Chat”等等。她以出色的谈吐技巧和独特的分析事件的方式，曾与赵少康和李敖并称为“台湾三大名嘴”。茜横跨台湾政、商与媒体界，是有很大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她在政界人脉深厚，常有独家资料披露。她对两岸关系、台湾政局与台海局势、国际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
茜在为周清玉辅选期间认识了大她十一岁的民进党新潮流派元老林浊水，她在自传《文茜半生缘》中提及了这段苦涩的恋情。在美国读书期间，她与新潮流系创始人“十八罗汉”之一贺端蕃相恋并闪电结婚，不过他们短暂的婚姻因想法差异而告终。
茜一九九五年返台后，在担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期间，和前后任党主席许信良和施明德关系密切。施明德的前女友李昂在一九九七年的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中描述通过肉体获得政治权力的女子被认为是影射茜，两人因此一度关系紧张。
茜承认曾经有一个心脏科医生情人，可惜在她四十五岁时因肺腺癌去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从来没有写过他。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性格很稳定，很有父兄性格。我从小和外婆一起长大，跟父亲很少接触。他大我很多，稳重的性格是我喜欢的其中原因。……三十年心中总留了一个角落给他。”
二0一九年二月，茜被确诊罹患肺腺癌。二0二三年又患上了败血症、脑部疾病以及蜂窝性组织炎，疾病日益复杂并且折磨身心，生活中离不开氧气瓶。她曾发文感叹自己几乎天天生不如死，没有一天是睡得安稳的，总是在疼痛中醒来，有苦难言。但她仍然认为，疾病固然不是朋友，但也不是敌人，它更像是不讨喜的室友，既然甩不掉，只好学习与之长期共处。她坚持每天完成主持人的工作。茜说，因为病得太辛苦，活得太累，若沒有这些工作，她无法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疾病缠身的日子。茜说，“我不苛求我一定要活下来，也不会想去死，我就让人生这样过下去。”
《亚洲周刊》曾评价茜是“全亚洲二十五位创造趋势的人物之一”。李敖认为她是“台湾最聪明的女人”。前国民党副秘书长罗智强曾将她与蔡英文比较：“民进党执政了，陈文茜没有被体制收编，和民进党渐行渐远，……反倒是深受国民党党国体制栽培重用的蔡英文，成了民进党共主。” 二0二四年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曾说：“文茜多才多艺，要为多个刊物写专栏，要主持广播、电视节目，要演舞台剧、要养六条狗，还要当立法委员，而她的立委还干得十分出色。文茜有男人的剽悍，也有女人的细腻，她既有清晰的理性，也有丰富的情感。她天生的好打不平，对政府和大财团利益的勾结更是深恶痛绝，绝对穷追猛打，毫不手软。”
茜身上有多重标签：政治人物、媒体人、主持人、作家和“色彩斑斕的政坛媒体妖姬”。
陈文茜语录：
*我们从来不是那么倒霉，但我们终究把自己弄得那么倒霉了。
*我根本不赞成统一，但我要赚中国大陆的钱。
*其实没有人真正怕我，善良的都不怕。他们怕我，因为怕我说真话。
*陈水扁不会是唯一贪污的领袖，但他是唯一敢以清廉当招牌，五个手指皆指责别人海外有秘密帐户洗钱，并全力在立法院推动“阳光法案”、“政治献金法”的划时代说谎家。他人格分裂，已到了有若白天当神父、夜晚当妓男的地步。悲哀的是，他的党，他的支持者，他的乡亲，以及孕育他的社会也因此被迫人格分裂。
民进党的成立
民进党之前，台湾人两次几乎有了党外党，一次是一九六0年的雷震组党，那次，社会的力量薄弱，雷被蒋介石象拍个虫子般地给拍了下去。然后是一九七九年的美丽岛。那次，虽然没有“党”的名号，一个几近实质的党基本成形了。美丽岛被蒋经国强按了下去。
到了一九八六年，先是江南案，后是金融弊案“十信”案等，让蒋经国对他的体制产生了疑问。然后党外有了常态性的组织公共政策研究会、编联会之类，加上郑南榕、林正杰们不时把民众引上街去，还有陈水扁的《蓬莱岛》事件等（一九八六年，国民党籍冯沪祥所写的《新马克斯主义批判》一书被爆料抄袭外文文献，《蓬莱岛》杂志用“以翻译代替著作”七字形容此事，陈水扁等三人因此被法院以诽谤罪判刑一年。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七名教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出两百多页的“评鉴报告”，证明《蓬莱岛》所述有据，然而陈水扁等上诉后只从一年改判八个月徒刑），让党外有了组织“正规化”的基础。接着两件事催生了民进党的诞生。
一件是外部的，另一件是内部的。
外部的，是许信良在美国成立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许还声称要在一九八六年年底把党迁回台湾，这对台湾的党外人士是个大刺激。
内部的，是一九八六年底台湾有国会选举。以前的每次选举，党外都把“建党”作为一个竞选的诉求口号，可总说不做，就让人有被骗感，再不建党，党外选民的选举热情会出问题。
这时候，雷震当年组党时的伙伴傅正（傅因雷震案被判“感化”三年，实际上坐了六年牢）出来张罗了。傅正回忆说：
“等到民国七十五年六月初，费希平又找我在台北市济南路口台大校友会馆商谈组党的事，我们眼见刚发生的‘蓬莱岛事件’的教训，深怕党外精英单打独斗的下场，只是一个个被各个击破，而面对年底的增额立委与国大代表的改选，正是必须组党和促成组党的最好时机。因此，半年左右以前连续五次商谈的结果虽然令人有点气馁，但我还是决心努力一试，立刻决定用我出面请客吃饭的方式，找几个人恳谈，又经我与费希平、黄尔璇商定邀请名单后，再由我逐一分别洽谈。最后，在七月三日，由我请大家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周清玉住家前面的御龙园吃饭，饭后回到周清玉家中商谈，等到决定正式组党时，在场有费希平、黄尔璇、尤清、谢长廷、周清玉、江鹏坚、陈菊和我共八人，而且立刻通过了谢长廷提议的民主进步党党名，然后分配工作，由谢长廷负责起草党章，由尤清、黄尔璇和我三人负责起草基本纲领、行动纲领和宣言。八人又一致同意增邀游锡堃，同时通知原已邀请但当晚因在高雄无法赶来参加的张俊雄，并征得两人同意后，而组成了民主进步党最早负责准备组党工作的十人小组。然后，每周在周清玉家中秘密集会，商讨有关组党细节。等到八月十五日晚上，经过党外在台北市中山国小举办的‘行宪与组党说明会’的冲击后，接着九月三日，又经过林正杰因所谓诽谤案判刑，进而引发由康宁祥带头的街头群众大狂飙的震撼性冲击后，就在九月十九日，党外人士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座谈，正式商讨组党，而且就在九月二十二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由尤清带头签名，用书面发起组党，并且除丘义仁当场声明保留外，经在场人士一致签名同意，然后在九月二十七日第三次座谈会上决定了推动组党的程序。”
组党的十人小组，是在完全“地下”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电话联系，没有正式的会议纪录，与外界完全绝缘。
十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清玉后来说：
“核心就是我们十个人，完全没有其他人参与。……像我们现在中央党部开中常会，三令五申出去绝对不能讲，但是每一句话外面都知道，隔天报纸都有，现在自己做执政党都这样了，不要说那时候还是国民党有系统的监控。……民进党能组织起来，就可见这十个人真的没有泄露。组织出来就是没有泄露，组不出来早早就抓光了。”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党外选举后援会的一百二十三位代表在台北圆山饭店开会，会议的议题是为年底选举推荐候选人。来开会的人，绝大多数不知要组党。会开到一半，十人小组中的谢长廷与尤清提出临时动议，要变更议程讨论组党事宜。组党是违反戒严法的，参与了后果难测。当时不少人在犹豫。代表中，有一个不要命的，就是后来立法院的“拳王”朱高正，他站出来喊了一声：“赶快组起来！”然后就大家签名，并定名民主进步党，公推费希平担任组党发起会议召集人。
接着，费希平、谢长廷、尤清、游锡堃和许荣淑等人出来开记者会，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民进党组党时，党外的多员大将，如美丽岛案的施明德、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和《蓬莱岛》案的陈水扁，都在监狱里服刑。九月二十八日之后，建了党的民进党人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在观望党国的反应。
新潮流系这个在民进党之前就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在民进党成立时决定其成员不同时入党，而是分成三批，一旦第一批入党的因为组党而被抓，第二批再加入，第二批被抓，第三批再入党，如果党国连抓三批，那就没辙了。组党十人小组也决定了坐监狱的先后顺序，其中傅正自告奋勇说他第一批坐，因为“我老了，无所谓了”，好像党国抓人还会征求被抓者的意见似的。
对民进党的成立，在党国里不算鹰派的技术官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被问到对“组党”有何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的《联合报》有如下描述：
“俞国华昨天举历史事例强调，多党林立可能造成政局不安，我们面临中共分化渗透威胁，此时此地若发生党派之争，当然不利政局稳定，甚至予敌人可乘之机。
俞国华强调，翻开过去历史，凡是国家在危难时，都是各党各派联合对外，以我们当前的处境，多党林立对国家只有坏处，对团结对外没有帮助。在非常时期，政府得依法限制组党结社，如果国家生存都有危险，还谈什么民主？
权衡当前的政治情势，即使不另组新党，亦无损宪政的光辉。”
可是，党国的调子很快变了，蒋经国接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葛兰姆。下面是那次会面谈话的党国中文版本：
“问（葛兰姆）：可否请阁下证实您准备解除戒严令的报道？
答（蒋经国）：我们一向以促进民主为职志，可是由于（中共）入侵的威胁，我们对人民的自由作了某些限制。虽然如此，（除国民党外），仍有另两个政党和一些（无党籍）人士参加选举。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使政治团体制度化与合法化。（今年四月）我们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小组，来研究终止紧急命令及可能组成政治团体的提议。
问：据说新的国家安全法将取代通称戒严令的紧急命令，两者有何具体差异？
答：过去，在实施紧急命令的时候，非军人触犯某些罪行，将受军法审判。在紧急命令取消之后，非军人不再受军事法庭管辖，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也会取消。在戒严令之下，某些犯罪将受严厉的处罚，而这些犯罪的性质规定得不很明确。研订中的国家安全法中，将就这些犯罪作较明确的规定，同时刑罚会比较地宽大。
问：这项措施需要多久才会实施？
答：我们希望尽快。行政院不久就会提出议案，但在立法院要多少时间才能通过很难预料。就像贵国国会一样，这必须经过讨论。
问：这些安全措施原系针对中共的威胁而制订，是否因阁下认为中共已放弃以武力夺取台湾的意图，所以才要予以终止？
答：不，他们没有放弃侵犯我们或并吞我们的野心，终止紧急命令是为了促进此地的民主进程。我们必须作为十亿中国人希望的灯塔，他们才会愿意效法我们的政治制度。
问：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一直在中国大陆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请问这些改革是否会导致中共采取一种接近于中华民国的制度？
答：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中国大陆是有些转变，不过，这些改变主要都是表面上的。举一棵树为例，邓小平修剪了树枝，但是树根却还是一样。……
问：新立法对组织新党会有什么规定？
答：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订的国家体制。新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允许成立新党。
问：您认为反对党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
答：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问：您认为最近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符合这三项要求吗？
答：他们还没有表明他们组织的所谓‘政党’的理念，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判断。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组党’的消息。有些人认为他们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我们的国家应包括全中国，而不只是台湾）。他们在‘组党宣言’中从未提到国家名称。他们在‘党纲’中也没有提到任何反共的政策。
问：您认为政治自由化单靠您一个人吗？如果您不复在职时，军权会不会因此扩张？
答：绝对不会。我去年指出，我们绝不会采取军事统治。”
蒋经国一锤定音。党国机器于是开始从“戒严”向“宽松”调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皇权、独裁、专制转向民主、法治、人权的过程就这样启动了。非暴力地从独裁走向法治，却要靠一个独裁者的一臂之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民进党在台北环亚大饭店举行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先选三十一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里面再选出十一人的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另外还选一个十一人的中央评议委员会，最后由三十一人的中执委从十一名中常委中选出党主席，简单多数当选，不记名投票。当时的民进党还规定党主席任期一年，不得连任。
美丽岛系推出的立法委员费希平和新潮流系推出的江鹏坚竞争党主席。费是创党召集人和对外发言人，又是资深的立法委员，选前被看好。结果江鹏坚却以十三票对费希平的十二票，一票之差当选了民进党第一任党主席。
费的失利，与民进党的基本政治基础有关。民进党当时最大的凝聚点，就是对抗国民党，而国民党除了是独裁党之外，碰巧也是“大陆党”、“外省人党”。所以民进党的政治基础必然是本省人的利益。蒋经国对民进党的底线是“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所以独立的旗子不能打，但独立是多数民进党人的追求。费希平是外省人，而且是支持终极统一的外省人。费以一票之差落选，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