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34）

台湾的前世今生（34）

马政府过度期待和依赖“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能够为台湾带来经济效益，结果不尽人意，为此马政府试图通过大陆走向世界的作法遭到了外界质疑

“爱台十二项建设”是马萧阵营于竞选期间提出的政见，他们上任后投入了约三万亿元以推动经济。马政府在其任期结束前，完成了台北捷运内湖线、新庄线、芦洲线、信义线和松山线等延伸工程、高铁的南港、苗栗、彰化和云林四站、南港铁路地下化工程、高雄捷运环状轻轨第一阶段部分工程、三国通道、高雄展览馆、高屏溪整治工程和全国公车导入智慧服务系统等等，并大幅提升了各县市下水道铺管的普及率。

二00八年时，马政府为缓解中山高速公路桃园段长久以来严重的壅塞问题，加速核定五通道杨梅高架道路建设计划，并压缩原本五年工期至三年，全线于二0一三年四月通车启用。交通部另外启动了“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工程”，拓宽了台东沿岸的海岸公路并兴建了金仑大桥，草埔隧道于二0一九年完工后，也大幅缩短了南回公路的行车时间。

不过由于高铁和高雄捷运通车后的运量不如预期，自偿率过低，许多地方政府的轨道建设计划在此时期被交通部退回，其中包括基隆轻轨、新竹轻轨、台中捷运蓝线、台南捷运以及高雄捷运黄线等，造成往后十年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停滞的情形。

龙应台（一九五二年—）

龙应台的父母随战败的国军在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留下了大儿子。她父亲十五岁时被抓伕，后来加入宪兵队，曾参加抗战中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来台后担任警察。

龙不会父母的母语，她曾感慨说：“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

在高雄眷村成长的难民后代的身份使龙与环境格格不入，她自称是“被历史丢向离散的女儿”，是“永远的插班生”，这造就了她的孤独。她说：“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

一九七0年，龙考取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

一九七四年，龙担任新竹交通大学助教。

一九七五年，龙留学美国，在获得堪萨斯（Kansas）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系博士学位后，她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和新西兰北帕默斯顿（North Palmerston）的梅西（Massey）大学英文系任教。龙回忆说：“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一九七五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

一九八三年，龙返台在国立中央大学任客座副教授。

一九八四年三月，龙初次向《新书月刊》投稿，对白先勇的《孽子》作文学批评。十一月，她开设了“龙专栏”。她说：“我写书评其实抱著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我只批评台湾的现代小说……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的‘现代’作品。……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同月，龙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法委员自私自满的谈话，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抨击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从而引起热议。时任《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的金恒炜因此为她开辟了“野火集”专栏。龙不直接攻击体制，而是以热情而通俗的文字对环境、治安和教育等问题作出批判，她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在这期间，她也以“胡美丽”为笔名（对此笔名，她自称“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发表谈论女性问题的文章，后分别结集为《龙评小说》、《野火集》和《美丽的权利》。龙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都激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应，特别是《野火集》，在当时风靡台湾，二十一天印刷了二十四次，四个月销售了十万本（总共印了一百次，据说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野火集》后来在大陆出版，在大陆各地的大学生中也产生热烈的回响。许多大学生认为这本书批评的对象不仅针对台湾，也包括大陆，甚至好像就是为大陆而写的。龙曾被誉为台湾“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一九八五年，龙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一九八六年，龙与德国外交官和经济学家华特（B.Walther）结婚，迁居瑞士苏黎世（Zurich）。她一边相夫教子，一边继续写时评文章，或是反抗专制，呼吁人权，或是思考文化冲突和社会变迁。

一九八八年，龙随家人搬到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任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汉学系研究员及讲师。年底，龙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以记者身份赴莫斯科（Moscow）访问十天。

在旅欧的十三年间，龙陆续在台湾、中国和欧洲报刊上发表杂文、散文和小说等大量作品，结集成《人在欧洲》、《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和《百年思索》等书。

一九九四年，龙在台湾《中国时报》发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被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引发争议和讨论。

一九九五年，龙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

一九九七年一月，龙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在《文汇报•笔会》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骂作者“污蔑”上海男人，称上海男人其实是真正的“大丈夫”。后来该文与其它文章集结出书《啊，上海男人！》，其中包括龙对一些访问的城市或国家的人文观感。

一九九九年，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专程前往德国，邀请龙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她应邀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回台，在此后的三年里，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带着文化局的一百五十个同仁，倾力打造台北成为国际文化都市。

龙以贫穷艺术村的概念，为佛道兼容的观音亭宝藏岩未来的运营发展方向定调，保住了宝藏岩（一九九三年，宝藏岩曾被公告为公园用地，必须拆迁）。

二00一年，龙排除种种困难修复了钱穆和林语堂的故居。

二00二年，龙以公办民营的方式，致力于将红楼（日治时的室内市集）作为发展文创产业的基地。龙又与电影名导侯孝贤磋商，由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向台北市政府承租前美国驻台使馆建筑，将其定位为“结合古迹魅力与电影艺术，成为创意交流的领域”的“光点台北”，除了在建筑内增设专供播放艺术电影的八十八席小型电影院之外，也以电影主题设置书店、咖啡厅、展览馆及会议室。

二00三年，自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卸任后，龙先后担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同时发表探讨台湾和香港文化与处境的文章，结集为《面对大海的时候》和《思索香港》等书。

二00五年七月成立了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二00六年一月，龙在香港《明报》、台湾《中国时报》等香港、台湾、新加坡与美国多家媒体上同时发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直接叫板胡锦涛，声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

二00八年，龙出版《目送》。

二00九年，龙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二0一0年八月，龙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说，她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而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龙直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应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这中间也包括“十三亿人怎么对待二千三百万人”。

二0一二年，龙出任第一任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文化部成立的第四天，龙就提出要与北京协商召开“两岸文化前瞻论坛”，希望借此解决两岸文化产业之间的问题，结果无疾而终。

二0一四年七月，文化部推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在全台设置了六十一个故事搜录站，花费半年多的时间，与中国电视公司合作录制了三千多位台湾人的生命故事。龙表示，“不论是党史或国家历史，都只是剪裁自己想要的版本，国史有一半是假的，真正的历史在于国民的个人生命史”。

龙任内拟定了《博物馆法》、《电影法》、《公广法》和《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等法案，不过她没有积极推动，以致任内并无任何法案获得通过。

在当官以后，龙说：作为知识分子，你做裁判；做掌权者的时候，你是球员。知识分子可以是潇洒的，可以去批判，职责在于以文字影响思想、指出方向。当成为体制内的握有实权的执行者，就完全不同了，必须是默默工作的人，而不是指点江山。这两种工作需要两种不同的个性。一旦知识分子进到体制内做执行者，必须暂时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果想要用权力达到个人理想的话，必须变成一个忍辱负重、有耐心协调的人，不能靠文章去宣扬自己，必须要以自己工作的成果去任人批判。“这是必须的角色转换。如果想两者得兼，那就容易错乱。”

二0一四年十一月，龙随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内阁总辞而卸任。

二0一七年以后，为了照顾将近九十高龄的母亲，龙迁居屏东县潮州镇开始乡居，二0二一年又迁至太平洋畔台东的都兰山中，其间出版《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二0一九年九月，龙在“脸书”上发文“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呼吁大陆人关注香港人的诉求，即社会制度的公平、资源分配的正义、法治精神的贯彻、政府治理的透明和人民参政的充分。她指出这些价值也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成都人、长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沈阳人所追求的，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一致。

因表达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大陆对龙的所有书籍全面封杀。对此，龙在“脸书”回应表示：“被你禁，是我的光荣。” （早在二00九年，龙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已被北京列为禁书）。

二0二0年，龙出版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大武山》。

同年，龙关注新冠疫情中的独居老人，她问：“瘟疫蔓延、人人自危的时候，我们仍旧可以把独居的长者放在心上吗？”她批评台湾政府“缺水、缺电、缺疫苗，绝对的缺远见，缺真诚的悲悯心。”

二0二三年四月，龙夜访东京青山灵园乃木希典将军墓，并发文表示：“一个二十六公顷大的百年墓园。渺渺幽冥，但愿有情魂魄，世世安好。”

对于官员公开财产，龙质疑有违人权，她赞成阳光法案，赞成公开给监察院监督，但觉得不应该受全民公审。然而她在二0一二年在香港受访时，曾称官员应该将资产公开，还说“愈透明愈好”，以增加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诗人余光中说，龙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她同样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地揭示社会的病情。

龙与华特已离婚。他们育有两子。龙以两个孩子为主题的作品有《孩子你慢慢来》和《亲爱的安德烈》等书。

龙应台语录：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 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一九七五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八月，还没有开学，美国十八岁、二十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就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四.六 蔡英文（一九五六年—）

蔡英文是客家人和台湾原住民族的后裔，她的祖母是屏东县狮子乡的排湾族人，所以她有四分之一的排湾族血统。

蔡的父亲为躲避日军征召，去当时的满洲国在机械学校学习修理飞机。日本投降后，他返回台湾，为驻台美军维修汽车，后来投资房地产，逐渐致富。他有四个配偶和四个家庭，蔡的母亲是四房太太。蔡是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全家宠爱。

蔡小时学习成绩平平，她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人。

一九七四年，蔡高中毕业后，因家里生意感到需要有法律方面的帮助，她考取了台大法学院法律系。在读大学期间，蔡曾为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来的美国教授当研究助理。

一九七八年，蔡从台大毕业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硕士。

一九八0年，蔡获得法学硕士学位，随后在美国多待了一年，考上了美国的律师执照。

一九八一年，蔡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副修国际贸易。她的研究课题是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快速变迁世界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与本土市场的保障措施》）。

一九八四年，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一九八四—一九九0年，在返回台湾后，蔡在政治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先后担任副教授和教授，她的专长是国际贸易法和竞争法，主要教国际贸易法等课程。

一九八六年，由于她的国际贸易专业知识，蔡开始以顾问身份参与国际贸易局对外经济贸易的谈判。后来蔡担任了国贸局的总顾问。

一九九一—一九九三年，蔡受东吴大学邀请，在新建的东吴大学法学研究所担任教授。

一九九三—二000年，蔡担任政治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教授。在任教期间，蔡先后受聘在几家律师事务所兼职，主要担任国际贸易经济法方面的顾问。蔡还兼任了经济部贸易调查委员会委员和贸易及投资委员会服务业小组主席，协助台湾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出席了亚太经济会议。

一九九四—一九九八年间，蔡历任负责起草管理台湾、香港与澳门间经济关系的法案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的研究小组召集人、统筹处理海峡两岸关系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以及内政部著作权委员会委员等职。蔡随同辜振甫率领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代表团访问了大陆，以政大教授的名义参加了第二次辜汪会谈，并担任代表团的发言人。

一九九六年，蔡取得了台湾的律师资格。

一九九九—二000年，李登辉聘请蔡担任总统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咨询委员和第六届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受国安会的委托，蔡担任了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研究小组的召集人，参与研究“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解决方案并主持起草了有关研究报告。李登辉采用该研究成果，公开提出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理论，从而导致一九九九年海峡两岸关系陷入紧张。中共据此指控蔡是“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

二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民进党首次执政，对内需要扩大民意支持，巩固政权基础，对外需要稳定海峡两岸关系和安抚美国。蔡给陈水扁上“世界贸易组织专案课程”，让陈水扁对她赞赏不已，决定延揽其加入执政团队。陈水扁任命蔡担任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国安会。蔡是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任委员以及首位完成四年任期的主任委员。

蔡认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开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新架构。她紧急阻止了陈水扁为了改善两岸关系而接受“九二共识”的想法。蔡提出了“国家安全网”的设想，主张以经贸往来作为两岸风险管理的安全阀和安全气囊，她促成了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小三通。

在推动小三通的过程中，“宗教直通”引起了热烈争论，在小三通前能让神明先通吗？有立委质询蔡：“究竟是妈祖大，还是蔡主委大？”情急之下，蔡回答说：“哎呀！桔子和香蕉是不能比的。”此话一出，满堂哄笑。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协调立法院通过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法，促成了两岸春节包机直航。蔡对海峡两岸政策的处理，使她很快受到公众的注意，在连续四年内阁阁员满意度的舆论调查中，她都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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