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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论毛泽东和文革
* 毛泽东经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毛泽东不是检查自己，而是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致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领导核心中来了。
*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从主观的好心起步走向迷误，越陷越深，一直不回头。他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让所有人都表演一番，可是魔鬼放出来以后，就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也不行；依靠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又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了。
* 我们在解放以后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现在已经没有王明博古了，你不能再说是王明博古的责任了，而是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己的责任了。
*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总是把自己排除在问题的外面。
*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小生产为社会基础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群众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
关于江青
* 毛泽东同刘少奇矛盾的公开化发生在1964年。那年王光美在怀仁堂介绍四清的“桃园经验”，接着刘少奇作了报告。当天江青就去毛泽东那里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说调查会方式已经过时了；说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和政治局。
毛泽东认为“桃园经验”很左，抛开原来的干部，扎根串联，搞“搬石头”，还抄家，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
后来江青说她是冒着离婚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指这件事。因为毛泽东曾经禁止她过问政治，特别是不准过问领导核心的事。
毛泽东主要是不满意刘少奇领导四清，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 八届十一中全会常委选举时，邓小平得了全票。毛泽东本来打算将他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常委名单最后的排列却是她决定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过去才第七位，现在倒是第四位了？他得排在陈伯达后面。接着江青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就这样陶铸从第十一位升到了第四位。
* 江青在毛泽东那里往往故意不说话，可一出了那个门，就都得听她的了。
关于刘少奇
* 共产党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一向说是刘少奇和彭真。到了1964年，毛泽东却改口说是李雪峰了。
* 李雪峰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一二·九运动，其实刘少奇在1936年2月到天津时，认为一二·九还有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残余。刘少奇当时就对一二·九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比如抬棺游行、飞行集会等。他也不赞成学生组织的南下宣传队。他主张“隐蔽精干、保存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梁注：杨沫笔下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就是那些游行、飞行集会的骨干或策划者。）
* “越养越修”是毛泽东的话。他早就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了。江青说毛泽东过去没有看过《修养》，其实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不仅看过，而且正是他把《修养》定为整风文件的。
* “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是毛泽东提出。
* 同样，是毛泽东提出要编《刘少奇选集》的。毛泽东还建议，刘选先编下卷，从建国后编起，因为刘少奇在建国后代表中央讲话多，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刘少奇出面讲的。
关于周恩来
* 长征前期政治局会议永远是四对三。四票是博古（秦邦宪）、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朱德和周恩来，三票是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张闻天）（开始时毛泽东只有自己的一票，不久先后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会议变成了扩大会议，增加了各军团的司令和政委，这才改变了局面，毛泽东争得了军事指挥权。
* 王明和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曾建议把党中央从延安搬到武汉去。
* 文革中所有被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的；如果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保。
* 文革中，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同时对周恩来并不充分信任。
关于邓小平
* 1930年2月，邓小平在广西领导右江起义，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下，起义部队以占领大城市、建立新政权为目标，以致屡战屡败。在10月进攻柳州受挫以后，部队伤亡惨重，实力被严重削弱。在此危难时刻，邓小平脱离部队，应召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文革中专案组说他离开广西是动摇逃跑。证人之一是邓小平的老部下莫文骅，另一人是邓小平在广西时的搭档张云逸，他也写了揭发邓小平逃跑的信。因为张云逸是公认的老实人，德高望重，他的话就分量很大，加重了打倒邓小平的砝码。
不过张云逸在每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是跟着跑，如饶漱石整陈毅时，他也站在饶漱石那边。
* 林彪并不怎么怕刘少奇，林彪认为能跟他争权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在选派抗美援朝的指挥员时，第一考虑的是林彪，第二是邓小平，第三才是彭德怀。能指挥百万大军大规模作战的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
（梁注：书中有连篇累牍的吹捧邓小平的话，可圈可点）。
关于康生
* 毛泽东跟康生私交很深。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康生派人到上海找回来的。以后，康生又去巴黎把他们安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康生一直照顾这两个孩子。毛岸英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要他跟康生读中国的书，要康生带他下农村去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岸英曾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山东渤海搞土改、搞调查。
* 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康生开了家艺术照相馆作掩护，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了干革命以外，康生就闭门练字。他在莫斯科担任第三国际执行委员时，也是有空就练字。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他尤其擅长章草，而且能左右开弓。
* 康生在延安时骑马摔了跤，脑子受伤，精神分裂。当时还没什么，解放后一发病眼前就都是延河水。他是被苏联医生治好的。康生在养病时，用蝇头小楷抄《西厢记》，一本又一本。
*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最早的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之一陈叔通曾在文章中提到，当代中国有四大书法家：康生、郭沫若、齐燕铭和沈尹默。而郭沫若说康生是当代第一书法家。
* 有次，四川一个人拿家传的一幅苏东坡画的竹子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了以后，断定是假的。邓拓拿回家仔细研究以后则认为是真的。后来卖画人愿意以三千元的价钱卖给邓拓，他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便用一些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故宫的那些权威，他们指使荣宝斋一个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刘少奇专门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的中央常委和其他许多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刘少奇的批示传到了康生那里，他用朱笔批了一大篇，说邓拓在这个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他指责有的专家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容别人插足。他们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康生委托王力查清了此事，从而救了邓拓。
* 康生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选，毛泽东诗词的定稿也是康生拍板的。
* 江青与康生的关系渊源深长，非同寻常。江青曾在会上公开说，这个“老”，那个“老”，我一概不承认，我只承认“康老”。所有人叫江青都叫“江青同志”，唯独康生直呼其名。
但是在目睹毛泽东听了江青关于老帅和副总理们在怀仁堂发的牢骚的汇报以后的暴跳如雷，康生被吓破了胆，从此他对江青俯首帖耳。他认识到了江青的能量。
* 江青决定抓王力时，康生很害怕。他的秘书李鑫当时就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康生跟王力相识二十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王力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之后，自己也害怕了，怕牵连到他。
* 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眠很少。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都要发表意见，还会用朱笔批他看到的那些文字材料，天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为“今圣叹”。
* 康生是文物专家。他月薪四百，加上曹轶欧的三百多，绝对是大富翁。因为经常出国，康生不用花钱置衣，他吃得又简单，所以手头总是非常宽裕。他还有个怪思想，认为存钱是肮脏的，因此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用在购买文物上。他主要收藏砚台和善本书。他一般不收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又便宜的字画，他会买了，然后多半送给邓拓、田家英或王力。他看上的东西，从不还价。他的业余嗜好，就是玩赏文物。他自己也加工和雕刻砚台。
康生在文革以前就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捐给国家了。
在去世以前，康生刻了枚“交公”字样的章，在他所有的收藏品上都盖了这个章。那些文物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关于陈伯达
* 毛选一、二、三卷是陈伯达主持编辑的。
* 1958年陈伯达回福建时，对福建的大跃进提了很多意见。于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就趁机要报复陈伯达，直到柯庆施说了情，叶飞才罢休。后来毛泽东也说了：“秀才还是我们的人。”
* 王力说，文革第一年，他和陈伯达接触频繁，才知道陈伯达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
* 陈伯达什么都直通毛泽东，除了江青，谁都不能伤害他，不能干预他。表面上他好像很谦虚，实际上不然，他的助手，没有一个不被他干掉的。
*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和王力开会，就突然打倒陶铸的问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
陶铸的亲哥哥揭露陶铸是叛徒，因此毛泽东才同意了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陈伯达在会后对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早已决定要自杀了。他已经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拉法格自杀以后，列宁出席了追悼会，说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江青，江青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训斥：“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开除你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 1967年2～3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散会时，毛泽东要大家立即去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发言。陈伯达说他那天有事不能去，毛泽东突然发火，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
* 在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因为误判形势而积极卷入了揪张春桥的活动，陈伯达逆了龙鳞，被打成反党分子。毛泽东甚至说出了“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的狠话。
很快陈伯达又成了叛徒。
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挂牌为“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干部。为了缓解干部严重不足的局面，更为了避免这批骨干落入即将占领华北的日寇的魔爪，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听从柯庆施的建议，作出了让这批干部履行国民党的自首手续保释出狱的决定。总书记张闻天随即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这就是轰动天下的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陈伯达原先也关在草岚子监狱里，但因为淋巴结核奄奄一息，事先已经通过一个山西军阀同乡的关系用钱赎出保外就医了，所以他没有在自首手续的关键条件即在声明“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的反共启事上签过字，只是履行了一般手续（梁注：大概是类似李文亮写了“明白”的那样的训诫书）获得了释放。
（唯一不肯在那反共启示上签字的只有一个刘格平。他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执行。”他宁可坐满刑期。然而，他没有签字，却反而被诬陷为叛徒。在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的文件的附件里说刘格平是特务（这个附件后来撤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