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老吴
友风子雨，明月入怀。
1963年我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解放军叔叔写信，我也写了，写信的内容我忘记了，应该是向解放军叔叔汇报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故事吧，当然还有学雷锋的体会，做好人好事等等。总之，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收到了一位解放军叔叔的回信，是寄到学校里的，老师拿给我。我非常惊喜，打开信一看，有一张解放军叔叔的照片，非常英俊，他是江西人，叫谢立~，在福建程溪部队当兵，他说收到我的信之后，非常开心，很高兴认识我这个这个小朋友。
在班级里，能收到解放军叔叔回信的极少，除非你写得很好。同学们很羡慕我，但是我是又高兴又害怕。
高兴的就不用说了，因为之前我的大哥也有类似的经历，而且更加的令人羡慕。那时他们是学俄文，苏联的加加林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英雄，学校号召大家向加加林写信。信寄出去之后，他根本没有想到加加林会亲笔给他回信，大哥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经常在家里唱俄语歌曲，我只是记得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记得他总是说“哈拉少”。“哈拉少”是怎样写的俄文？我不知道，应该是问候语吧。40后50后的人都会记住学校里的那些老故事，学习雷锋好榜样，向解放军和人民英雄写信。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总是很“哈拉少”。
话说我给谢立~写回信，他再给我回信，还说要到我家找我。他们的部队离我家石码镇只有20几公里，找我是太容易了。我非常害怕他来找我，因为我不是工农子弟，我爸爸是基督教堂的牧师，我们住在教堂里，我在给他回信的时候根本不敢说我家里的情况，我很难想象当他知道我是牧师儿子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会不会鄙视我？
那个年代，像我这种牧师的儿子，在中国不止是“百里挑一”，可能是“千里挑一”吧，比地主资本家子女还少。在很多人眼里，很难理解我们这种家庭，既不是出生好的“好人”，也不是出生不好的“坏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的这块土地上，怎么能容许耶稣的信徒？政府怎能容许教堂里活动？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我们似乎是一种“怪人”，是怪类，很多人避而远之。我的内心十分悲哀，那时出身不好就低人一等，我们只是比地富反坏右好一点点而已。如果我是一个工农子弟，可以坦坦荡荡地和他谢立~交往。连写一封信都那么难？
每次给他回信之后，我都如释重负，因为又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之间的通信来往一直持续了两三年，文革开始我住的教堂被占用，我们一家还是住在教堂的一角。他写信给我，说他要退伍了，在退伍之前一定要来找我。我很高兴回信，希望能见到他，但是他找我的时间不能确哪一天？那时我天天到学校参加文革活动，写大字报，发传单，上街游行，一直没有看到他来。
有一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说他找到我家了，找不到我，所以回去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他，但是这样也好，相见不如不见，不见不如怀念。 我再也没有给他回信，我们之前的联系就此中断，直到现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革那段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中国人再也没有阶级出身的等级束缚，我们那代人心里承受的压力早已烟消云散，但有的还不能释怀，生怕有一天还会有文革。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开放，中国人的心灵越来越自由，人际交往再也不用钢笔写书信了，在电脑打出来的字，全世界都一样，用钢笔刻画一封信，每个字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充满生命的活力的。
要不是历史的原因，我和谢立~不会错过相见的喜悦。他是我在少年时代认识的一位未曾见面的好叔叔，一个神秘的军人。希望谢先生还健在，不管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都祝愿他老人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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