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老吴
友风子雨，明月入怀。
这部影片，改编自我于2008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土楼岁月》，记录了一个牧师家庭在闽西南土楼山区下乡的真实命运。
很多人知道，出生在石码的著名作家舒婷曾写过一篇广为传诵的散文《到石码去》。她在文中这样写道：“我在我自己的热爱中，吮吸爸爸妈妈的回想，丰满了我出生的那一块热土。” 这句话我至今记得——因为它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石码孩子的共同心声？在那个时代，我们从父母身上继承的不只是血脉，还有他们对土地的情感，对信仰的执守，对苦难的默默承受。 对我来说，石码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它更是一块被记忆与命运深深铭刻的地方。
我是1951年出生的，家里有七个孩子，我排在中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非常幸运。我的父亲是这个礼拜堂的牧师，从1949年起就在这里服侍。我们全家就住在礼拜堂里的牧师楼，一个两层六套间的小骑楼，二楼还有走廊和阳台。
母亲既要照顾我们七个孩子，还负责儿童主日学，忙得不可开交，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每天清晨，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煮好一大锅地瓜粥，再一个个轻声唤醒我们七个孩子。白天，她忙不完的事，却从不显得慌乱。家里有一台祖父在四十年代买下的圣家牌缝纫机，那是她最常待的位置。她一边熟练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一边轻声背诵主日学要讲的圣经故事，那声音如水流一样平静，也伴着我们成长。
……
这是一段安静而华丽的成长背景，也注定充满矛盾与挣扎。一边是神的恩典、爱与宽恕；一边是红色口号、阶级斗争。我的童年，在这两种价值观中拉扯——没有爆炸性的冲突，却是一种长年累月的撕裂与怀疑。
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样面对社会的异样眼光，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在为教会默默地奉献。他们也把人间的大爱献给社会。
……
邻里都说我父母是“天下最善良的人”。
但这种“善良”还是不能排除社会对我们的偏见。我也常常被同学“另眼相看”。他们问我：“你们家是地主吗？怎么住那么大的教堂？”其实那是公共财产，只是教会安排牧师的家属的住所，那时在中国，教堂都配备牧师家庭的住所。但羡慕和误解，常常伴随着我们。
果然，风暴来了。当文革来临，教堂不再是“圣地”，而是“封建迷信”的象征。我们一家人的身份成了问题。曾经受人敬重的牧师，如今成了批斗对象。我童年时仰望的钟楼的大钟被拆下；圣经被焚毁，十字架也被扯下。我这才知道：我出生在一个不到万分之一的家庭——牧师家庭，我注定要过与众不同的人生。
所有教会活动被迫停办。教会没有活动，父亲自然没有收入。我们把牧师楼楼下一半让了出去，全家人挤在楼上的三个房间和楼下的一个边房里。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不仅被剃去半边头发、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还多次被拉去批斗、关押。最残忍的一次，是他们逼他在自己讲道几十年的教堂外围的果树下“刨地三尺”，说是要挖出“藏在地下的国民党枪支”。
烈日当头，他手拿锄头，一锄一锄地刨着，身后站着红卫兵高喊口号：“挖出来！你们这帮反动派的密室！”父亲没有争辩，只是低头刨着，额头的汗水滴在泥尘里。
最终，当然什么也没有挖出来。地下没有枪支，只有老鼠洞和一地破碎的尊严。 他的膝盖磨破，手掌起泡，衣服沾满尘土。等他从果树下走出来，我躲在围墙后，看着他那一身狼狈，心里像被刀剜了一块。
到1968年秋，我们全家被勒令三天之内滚出教堂。会友好心收留了我们一家七口，暂时住进了一座破旧的厅堂。
接下来，就是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十八岁，带着理想和泪水，离开九龙江畔，踏上前往闽西南山区的路。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十一年的“土楼岁月”。
今天我们讲的《土楼岁月》的“自序”，下一集我们会讲到我们一家是如何在三天之内被赶出教堂、流离失所的情形。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