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年华：妈妈终于解脱了

 

2011年清明节的前两天，一个普通的星期四晚上，朋友临时请了我们和另外一个朋友全家一起吃饭聊天，因为都是熟朋友，大人和小孩都非常尽兴。回到家已经夜深了，家里的电话录音里有三个留言，都是远方的哥哥打来的，最后一个是在长途客车上，他正在急速赶赴爸妈的家，因为妈妈已经在两个小时前过世了。我急忙查看手机，心里埋怨他怎么不及时打我的手机呢？一看才知道我的手机整个晚上莫名其妙地关了机。再看看时间，妈妈咽气的时候，正是我们和朋友谈笑最欢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妈妈，一生都自强自尊自重，从来不愿意给任何人添加任何负担，即使在生命完结之后，都不愿意她远方小儿子的平静生活受到骚扰。

 

     妈妈的一生可以说是坎坷的一生。只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她才算是真正的享受了一点生活，但是偏偏又体弱多病，最后两年可以说是完全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连翻个身梳个头都要仰赖别人帮助，对于她这么爱整齐爱干净的人来说，心里的痛苦远比身体上的疼痛要难受万倍。在这两年里，妈妈多次出入医院，也有过病危的时候，虽然每次都凭她顽强的生命力挺了过来，但是，这也延长了病魔对她的折磨。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如果妈妈一生不要对自己这么自信，不要对生活这么执着，不要对身边的人和事有这么高的要求，她的人生一定会更平稳，也更容易。

 

今年三月初，妈妈再一次病危，早就束手无策的医生也不能有什么方案，心脏科和肿瘤科的医生会诊，后来加上肠胃科和泌尿科，得出的结果，是让我爸爸签署了一张病危通知书，表示医生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爸爸和哥哥无奈，只好要求医生每天给妈妈注射两剂白蛋白，勉强拖延生命，等候我们回去见她最后一面。同时，我们全家也迅速订好机票，打点行装，星夜赶回老家，在妈妈的病床前盘桓了两个星期。妈妈的情况渐渐稳定下来，但是身体功能却是慢慢的恶化，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

 

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比凌迟还要残忍。我每天来到病榻前面陪伴妈妈，她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精力说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闭上眼睛休息，我凝望着她深陷下去的眼眶、因为水肿而丰腴的面颊、还有那一头稀疏的白发，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哀怜，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在人生到了尽头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好好的看看她、陪陪她。我这才发现，其实我对她了解得很少，或者说，我一直没有企图去好好地了解她，但是我的性格里、生活习惯里又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因为她一直都是把她生命中最好的精华，去奉献给她身边最亲爱的人。她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对亲子关系也不是处理得很好，我从小对她都是敬畏多于亲近，大学毕业之后就跑来美国，其实潜意识里也有离开老家越远越好的意思。等自己也有孩子了，才慢慢体会到妈妈的付出和辛苦。如今我虽然回到她的身边，但是我除了能坐在她床边默默为她祁祷，什么也做不了。

 

妈妈出生于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家，姥爷和姥姥共育有十个儿女，妈妈在兄弟姐妹之中排第五，从小有算命的说她命带煞星，刑克父母，于是姥爷和姥姥把她寄养在家附近的尼姑庵里，尽管只是一街之隔，也得要过年过节才能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上学的时候，妈妈常常被同学取笑，说她是“九点”（尼姑头上都有九点香疤）。妈妈没有说过她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是从后来她的性格来看，她当时一定是一言不发地忍过去了。中专毕业的时候，真是抗美援朝如火如荼的时候，妈妈和其他一腔热血的同学一起，毅然报名参军，准备报效祖国。组织上安排她们去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护士技能，预备将来好上前线照顾伤员。没想到刚上了学，韩战很快就结束了，于是妈妈就留在西安军医大学继续读书。在那里，她认识了我的爸爸。奇怪，从小到大，我竟没有怎么打听过他们当初相恋的经过，只知道爸爸比妈妈大四届，是她们班上的政治委员，用90后的话来说，就是师兄“泡”师妹了吧。看他们当时的照片，可以想象，那一段青春无悔的岁月一定是妈妈一生里最美满、最怀念的日子，不然，她不会为了这一段感情，历尽艰苦磨难而无怨无悔。

 

爸爸妈妈先后毕业后，都留在军医大学附属的医院里工作，当时，共产党号召广大官兵参加农垦战线，建设边疆，爸爸作为有海外背景的军官，第一批就被“自愿”并“批准”去了北大荒。从此，爸爸妈妈开始了十年的两地相思。这十年正是中国大陆波涛汹涌的十年，三反、四清、反右、文革，爸爸一场不漏的挨批挨斗，政治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妈妈在西安，因为办事认真积极、学习勤奋上进，很快就被升为护士长，正是前途无限光明的花样年华，不少同事和领导都来游说她和爸爸离婚，不要被这个有“特嫌”的海外华侨拖累终身。妈妈没有跟我们分享过她当时的心路历程，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行动表达了她的信念，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爱情，用行动教育我们应该怎么去爱。六七年底，她放弃了大城市医院里美好的前途，放弃了军人的荣誉，申请到北大荒的一个小县城的医院里以护代医，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组织上把我爸爸从农场里调回县城。

 

在北大荒的十年，虽然一家团聚了，但是自然环境的艰苦和政治的压力，却让这个杭州姑娘吃尽了苦头。到县城才两年，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毫无疑问地，我爸爸又被“批准”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着，刚从深山老林里回来的爸爸，加上我们全家又被发配到农村呆了两年。妈妈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每天都要步行几里路上下班，有时候半夜还要到社员家里出诊，爸妈累计了一下，这两年里面平均出诊一百多次。其实，不管是在县城还是在公社，生活上的艰苦都可以忍受，但是旁人怀疑的眼光和轻蔑的议论却叫人心里煎熬。爸爸这个海外关系的包袱，就像紧箍咒一样，紧紧的勒在爸爸的头上，刚到公社的时候，社员看到他们从县城带过去的煤油灯，竟然怀疑这是敌通外国的电报机！直到我上小学，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之间还流传着说我们家里有不少（海外送来的）金条！

 

这一切妈妈都忍了下来，凭着工作的认真和待人的真诚，赢得了身边人的尊敬，即使后来回到县城，常常还有公社的农民在进城的时候，顺便给我们带来一些乡下的土产。妈妈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格，不能容许我们有一点行为操守上的错误，在衣服仪容上也非常注意，不让我们像街头混混一样的埋汰邋遢。慢慢地，县城里街坊邻居对我们的敌视转变成真挚的友谊，大家都知道我爸爸的情况是政治上的莫须有，但也只能表示同情，在那个阶级斗争挂帅的年代，谁也爱莫能助。直到邓小平上台，对当年“海龟”建设祖国的海外华侨采取宽大政策，允许自由出入国境。爸爸考虑到自己为这个国家贡献了二十八年的青春，如今还是不明不白的连个科员都评不上，并且连带让妈妈也跟着受了二十年的苦难和逼迫。即使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委屈，但不能不考虑到他们两个孩子的前途。于是爸妈决定，全家申请去香港探亲，到了香港之后分別去信各自的工作单位办理退职手续，二十多年的工龄换回来几千块人民币的补偿，买断了前半生的辛苦和无奈。

 

刚到香港的时候，妈妈已经年过四十。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学历，于是为了生活，爸爸身兼两份工作，妈妈在工厂车间里做女工。每天晚上，我们一家晚饭后的娱乐就是围着饭桌做手工，把妈妈从工厂拿回家的活计加工，第二天妈妈拿去工厂，可以挣点外快。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一份私家护士的工作，这份工作薪水很好，但是也很辛苦，尤其碰到瘫痪的病人，伺候吃喝拉撒还算小事，掺扶着进进出出、躺着每小时还要帮忙翻身，这才累人。对于妈妈那不足一百斤的身体，是个很大的负荷。偏偏妈妈办事还是那么认真求全，病人要打电话，她就手举着话筒让病人说话，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也正因为她办事负责，病人的子女常常私底下给她补贴，唯恐她挺不住辛苦而辞职。

 

那时候爸妈和哥哥都忙工作，我学习之余也做手工挣零花钱。全家人这么同心合力的打拼，到香港才十年，我们就把房子贷款付清了。香港的亲戚们顿时对我们刮目相看，要知道，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是非常歧视大陆移民的，认为他们懒惰而愚蠢。电视电影里充斥着贬低大陆人的故事，这情况直到九七之后，大陆人携带着坚挺的人民币涌进香港观光旅游，才有所改进。当时爸妈说要买房子，许多亲戚朋友都在冷嘲热讽，说你们大陆人不知天高地厚，好高骛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但是妈妈还是忍了下来，她用事实证明，她能忍受北大荒零下四十度“堕指裂肤”的严寒，她也能忍受香港地憎富厌贫的人情冷暖。

 

妈妈没有什么做人处世的大道理，也没有刻意地要我们争气，努力向上出人头地。她对我们的要求也很生活化，不像现在望子成龙的父母那样要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功课要达到多少分，活动要拿什么奖等等。妈妈更多的时候是以身作则，默默地，用她自己都察觉不了的行动和处世智慧，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她的孩子们。她要求我们每天负担家务，每星期的零用钱能够收支平衡，再大一点，晚上出去晚了她就坐在客厅里等着我回家。这些在当时，都让我非常反感，母子之间也没少为了这些琐碎事情闹别扭，但是现在我很感谢她那么执着地要求我们。她对我们的爱，就体现在她对我们的期望，她要我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一定有多大的本事，不一定有多少的出息，但是，即使平凡，也必须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当时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缺乏。现在回想，妈妈理家理财的本事真不一般，用那有限的收入，不但要付贷款，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冰箱里从来不缺水果冰棍，食橱里满是点心饼干瓜子花生。家里的沙发、壁橱、电视、床架、书桌，都有计划地一个一个的更新，偶尔还可以出去打打牙祭。而且，居然还可以有余钱去投资股票，趁着九十年代世界大气候一片歌舞升平的好景，爸妈六十多岁，到了香港不过二十年，便相继退休了。退休之后这十年他们到各处旅游，以前军医大学的同学们也按期按届举行同学会，都是临近古稀之年，当年的多少辛酸事，见面都付笑谈中。

 

偏偏就在这个无限美好的黄昏岁月里，妈妈心脏渐渐衰歇，身体和内脏都越来越衰弱，最后两年已经没有力气自己走路，必须雇用保姆照顾，多么讽刺啊，我们现在也宁可多付点钱给保姆，好让她尽心尽力照顾妈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又怎么可能找到像妈妈从前那么认真负责的保姆呢？妈妈从小自强，现在这种仰赖别人的生活，对她来说，毋宁生不如死。但是她体内顽强的生命力又不允许她这么轻易地放弃自己，所以，多少次病危紧急情况她都挺过来了，但是她一直生活在自己内心痛苦的煎熬中，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对身边什么事情都不满意。爸爸总是跟我们说，她在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陪着他走过来，现在他受点气受点累，去陪着她走最后这一段人生之路，他很甘心乐意。

 

最近这一次我们回去了两个星期，我总是觉得没有好好的陪着她，大概是因为我们母子俩一直没有过对等的心灵交流。在我们这个男丁为主的家庭里，妈妈其实在心灵上是很孤独的，但是尽管我们没有很密切的沟通，我们身体里流淌的是一样的血，不自觉地发出来的脾气也是一样的厥，不管我怎么样的努力逃避，还是逃脱不了她对我的影响。临走时，我们对望着，我俯身下去病床帮她掖好被窝，就像她当初无限次帮我掖被窝一样。我抱一抱她，在她耳边说：人的力量已经到了尽头，仰赖神，你就会找到心里的平安。同样的话我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每次她都是无动于衷，这一次，她没有回避我的眼光，依然是默默的看着我，那个眼神直到现在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回到美国的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电话中最后一次通话，我女儿为奶奶唱了一首在教会新学会的诗歌，第二天早上，她如常的吃过稀饭，保姆收拾下去盥洗回来，发现妈妈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有痛苦挣扎的痕迹，也没有惶恐惧怕。我知道，她已经找到了她的平安、找到了她的路。

 

妈妈是解脱了，但是她并没有离开，原来她一直就跟我活在一起，我们身体里流淌着一样的血，一样的怪脾气。

[若敏思文]

我妈妈是归侨，我非常理解诗酒爸爸妈妈的处境。心痛的感觉。
老人家安息了！

[土豆沙拉]

在168上看到这篇文章，读后非常感动。

而且多了一分亲切感，那就是我也在诗酒的母亲工作过的地方也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