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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悲情往事》
我是1985年初春在重庆认识张枣的，算起来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那时我和老诗人彭燕郊和马高明正在筹备一本诗歌翻译杂志《国际诗坛》，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的可能性。除了张枣，我也见到了柏桦和其他几位年轻诗人。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关于那次见面，柏桦在他的回忆录《左边》有详尽的记载。张枣当时年仅 23岁，是四川外语学院的研究生，清瘦敏捷，才华横溢。记得他把他的一组诗给我看，包括《镜中》、《何人斯》。大约一年后他去了德国，走前到北京办手续，我和朋友们还接待过他。
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个月，我专程去张枣就读的特里尔大学，他在那儿读博士。他非常孤独，我也是，我们同病相怜。《今天》在海外复刊不久，我请他担任诗歌编辑，他前后编了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诗人和新手的诗作都是经过他发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没。
《今天》的另一位诗歌编辑是宋琳，住巴黎，而我先住丹麦，然后是荷兰，离得都不远。常常聚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到特里尔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别墅开编务会。德国女主人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在磨坊还见到一对教声乐的俄国夫妇，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红酒，大唱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们夫妇吓了一跳。
后来张枣拿到博士，到图宾根大学任教，安家落户。1995年夏天，我陪父母和女儿从巴黎去图宾根找张枣玩。他待老人和孩子很好，张枣通过一张Isaac Stern拉的一组小提琴名曲的唱盘，成了我女儿的音乐启蒙老师。直到现在我女儿还保存着这张唱盘。
张枣德文英文都好，但一直不怎么适应国外生活的寂寞，要说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比如，他从来不喜欢西餐，每回到他家做客都是湖南腊肉什么的，加上大把辣椒。我们也常去当地的中国餐馆。有一次，他甚至找朋友专程开车带我到卢森堡去吃晚饭，那有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他烟抽得凶，喜欢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
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春天，我去柏林参加活动，然后带老婆去图宾根看他。他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
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每次回来通电话，他都显得过度亢奋。大约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择，是否加入“海归”的队伍，彻底搬回去。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搬回北京后，我们还是通过几次电话，但发现可说的越来越少了，渐渐断了联系，有时能从朋友那儿得知他的行踪。去年12月，柏桦告诉我他得肺癌，让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他发了电邮，他简短回复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坚持的。”
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柏桦：《初识张枣，“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
3月9日下午北岛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张枣去世的消息，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不过，对于张枣的身体情况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去年11月我打电话给他，他正在休息是他儿子接的电话，后来张枣回了我电话，然后他就去了德国求医。在那最后一通电话中，我能感觉到他的不安，毕竟他的肺出了很大问题。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突然结束了。在朋友那里，张枣是一位非常开朗、随和的人，但我知道他骨子里是一个极其悲观的人，他有一种争分夺秒完成虚无的激情。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很寂寞。
我第一次见到张枣是在1983年10月，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武继平，在他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川外的英语系研究生。他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像是《娟娟》（献给他在长沙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1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强烈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他那时才21岁，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暗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傲慢而优雅，微笑洋溢着性感。
陈东东：他主动自我边缘化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张枣出国后我们通了近10年的信，知道他回来后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张枣的太太是上海人，所以他经常来上海。张枣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在诗歌写作向度上，目前几乎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是语言天才，懂好几国语言，这在国内诗人当中没人能企及。但在我看来，他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自己，他不太情愿动笔写诗和翻译，所以无论诗歌还是翻译，他的产量都很少。他说，他胆子小，所以写得很谨慎。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没有给他提供合适的舞台，“浪费”了他的天赋。2000年以后，张枣过得其实有点落寞，他说写诗反正没有知音，也很少参加诗歌活动。他说，反正诗歌已经边缘化了，那就主动自我边缘化吧。去年10月我住在他家，谈起将来的打算，他说准备翻译里尔克晚期的诗歌，另外编一部中国新诗选。
翟永明：他的诗歌天赋很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认识张枣，后来慢慢熟悉起来。1983、1984年第一次看到他的诗歌，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他，因为我在成都他那时也在成都。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诗人。他对语言、对诗歌都有很高的天赋。
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诗非常特别，有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气质，跟当时别的诗人有一些区别。当时的诗人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比较大，所以像他这样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诗歌不是很多。可能就是这种连接当代和古典的气质，是我比较喜欢的。
张枣出国后变化挺大，可能他有点不太适应吧，而张枣作为诗人是非常敏感的。张枣不太容易融入西方的那种生活。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中国人。
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里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他的诗歌，尤其是80年代的写作影响了很多人。我今天收到短信恨震惊，这太突然了，前一阵听说他生病，没有想到他会走得那么快。他还算比较年轻，还有很长的写作生命。(翟永明，诗人)
张立群：《怀念张枣》
惊闻当代著名诗人张枣去世，不禁感慨万千。第一次认识张枣是通过阅读，是在某本书上阅读到他获得奖项；第二次认识张枣是通过阅读诗集《春秋来信》，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知性和深邃，后来，我曾在一篇关于中国纯诗化写作的论文中引用过张枣《2000年安高诗歌奖受奖词》中的一段：“当代汉语先锋诗歌的自主自律精神源自美学态度上的不苟同精神，体现为纯诗艺的变革愿望。实际上，在任何处境中，没有比纯诗艺意义上的反驳更深刻的反驳命题。因为我认为，纯诗艺的批评精神同时也应该是元诗的批评精神。它不仅表达对权力的浅薄庸俗的美感的讥讽，同时也能揭露那些貌似的批评哗众取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纯诗艺的元诗方式也应包含对自己的写作的反思与批评，即时刻去追问……”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曾评价过很多90年代的诗人，然张枣却迟迟没有评价。但幸运的是，2008年4月，在苏州吴江同里第四届“三月三”诗会上，我有幸见到张枣本人。当时，张枣提交的朗读作品是《枯坐》。同里作为千年古镇，有很多景致。记得在游历退思园的时候，柏桦、陈东东、张枣等在一起走，经过一个厅堂的时候，张枣曾拿起里面墙壁旁的“回避”、“肃静”的木牌，像过去官兵队伍一样的在屋子里走，当时，随行的诗人们哈哈大笑……然而，物是人非，今天斯人已逝，不胜唏嘘与感慨——应当为诗人致敬，应当为生命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淼：《诗人张枣》
诗人张枣3月8日在图宾根去世，48岁。
张枣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但风格却是我欣赏的，他追求文字的极限，在力求现代性的同时，想回到中国诗歌的源头。通常，中文新诗追求旧诗典雅意蕴的被称为汉诗风，他的诗勉强可以这么划分吧。后期的诗非常晦涩，据说需要细读才能领会。
北岛说：“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我觉得比较中肯，虽然我并没有通读张枣所有可见的作品。有人说张枣的诗首首都好，我想那是溢美之言（还没见过即使是大诗人的诗首首都好的）。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又说：“然而，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河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
很多人觉得张枣做到了这两点。
我自己尝试写诗，我没有刻意去复古或者剥取某些传统的意境，但是汉语象形文字的特殊性已经规定你在写诗的时候不知觉地将一些传统融入。张枣则是自觉的，而且，有人说他是极端诗人，要将文字的排列的可能极端化。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就难度而言，恐怕只有他的同行杨炼可以攀比。” 我觉得北岛的评价中肯，所以张枣作为我的镜子就是，在追求极端的同时尽量不要让读者众说纷纭，虽然每个读者的领会可以不同。
张枣的成名作是《镜中》，我先引在下面。另有一首负有盛名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则需要细读，我附在最后。中间转贴北岛和顾彬的文章。
《镜 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顾彬：《综合的心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
人们都在谈论诗歌受到的危害，在中国，甚至谈到了“诗歌的危机”。真的，到了２０世纪，诗歌，这所有文化中人类精神史的发轫者，似乎走到了末日，政治与媒体看好的只是大众，而大众并不需要诗歌，于是，诗歌艺术这一类门便由于内在的美学原因走向了边缘，站在自绝于人的悬崖上。但更令人吃惊的却是：在２１世纪来临之际，诗人并未死绝，而且，尽管现代诗高蹈晦涩，复杂难懂，读者乃至倾听者，仍有人在。甚至中国现代诗也是这样，只是似乎出现了一个重心的转移：读者和倾听者与其说在中国，还不如说在国外，对中文诗关注的人与其说是中国人，还不如说是洋人。为何？因为西方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仅仅只是生活的一半，而在中国，市场经济作为生活方式刚刚被允许，人们不想知道那另一半是什么。物质的利欲熏心导向自我麻痹的可能，面不是导向诘问。现代诗，或准确地说当代诗，正是这诘问的表达，备受国际瞩目的中国诗人也正是置身在诘问与批评者的行列中。在这情形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个从民族重要性向国际重要性转移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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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近代开始前（１１世纪）一直以诗歌艺术为主。直到中世纪结束之际（１０世纪）其他新的文类在走向舞台。然而，诗歌作为中国精神最精致优雅的体现直到现代的最终出现即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来正式解体。小说与戏剧成了批评与辨析中国的更受偏爱的文类。诗的引退原因颇多，从语言形式和内容上讲，要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实不容易。突破直到很后来即文革之后才发生，而且与利用或滥用文学的体制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体制总是要求艺术成功地起巩固体制本身的作用。而文革后随共和国长大的一代人却要打破精神和社会的窒息，加强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这衔接了自１９１９年来透过翻译散播又被遏制的现代性。１９７９年后的新诗承接了欧洲艺术的晦涩主义而与其他文类体裁成功地走向变革，同时，新诗在国际上获得的重要性又使当代中国文学其他的类别大为逊色。
海外人们谈论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谈到的是朦胧诗的北岛，顾城，杨炼，舒婷和多多等以及后朦胧诗的张枣，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等，将这些诗人分成两波当然是很有问题的，不过这样倒是方便，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区别。粗说起来，朦胧诗有政治色彩，其对象过去常常是而且仍然是而历史即中国历史，其声音更多是要示变革的一代新人的而不是个体的。怪不得一位评论家曾讥讽道朦胧诗的真正读者是中国历史。朦胧诗的政治色彩在１９８３－４年也遇到政治上的反馈。虽然它在海外续存下来，其最重要代表的作品以有很大改变。后朦胧诗的诞生以及对时势和意识形态的远离不仅有外在的社会的而且还有内蕴的美学原由。对朦胧诗进行纯诗艺批判的后朦胧诗人关注的是文学的自主和书写的独立，诗艺的语言化和个体的不可混淆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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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自１９８９年来越来越四分五裂了。许多优秀诗人，以朦胧诗人为主，也有部分后朦胧诗人移居到海外。批评家随意动用的一些观念常常很难描述中国文化场景的复杂。绝大多数旅居海外的诗人可以自由往返于中西之间，常常回国与出版者见面，商谈出书事宜，观望找工作的可能，同时也乐于把海外当作新家园。如此获得的美学自治使诗歌回归到语言。此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与外来文化和语种的相遇。张枣是最好的例案。他是中文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他不仅可以用多种语文交流，也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因而对他而言，用汉语写作必定意味着去与非汉语文化和语言进行辨析。这类辨析直接作用于他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上。
张枣１９８６年赴德留学。他出生于湖南长沙，至硕士的教育是在长沙和重庆获得的。他在四川，这当代诗的重镇，一举成名，被视为“四川五君”之一（其他四位是翟永明，欧阳江河，钟鸣和柏桦）。目前，他和他家室的居地的是图宾根，一个极度幸运的诗歌之地，这当然是因为他十分偏爱荷尔德林，读他的原著，并基于原文向中文读者传递出反应。对德国和中国文化双方而言，有了张枣，可谓是一桩大幸事，可惜太稀有。
与原文相遇就是与语言相遇，与语言相遇即意味着交流或有意识的交流的可能。虽说所有的言谈和书写最终都是交谈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就会导向那孜孜以寻的尤其是平等的对话。对话形式正是张枣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下几则对话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诗人与家谱（《云》，１３３－１４０页），生者与死者（《死囚与道路》，１３１－１３２），现在与往昔（《楚王梦雨》，５４－５５页），东方与西方（《祖母》，１４３－１４５页）。由此可见，张枣是自传性的诗人，同时又是诗人中的诗人，在两种情境中他都是一个内化记忆或追忆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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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的读者殊不容易，无论是他原文的还是他译文的读者，无论是他中文的还是德文的读者，他们所面临的难度是同等的。将诗与政治和时势割断，使语言得以回缩。如何来理解这点呢？在当代中国，写作常常是大而无当，夸张胡来。而张枣却置身到汉语悠长的古典传统中，以简洁作为艺术之本。没有谁比他更一贯更系统地实践着对简明精确的回归。因此他把语言限定到最少：我们既不能期待读到传统意义上的鸿篇巨制，也不会遇到自鸣得意的不受传统语境约制的脱缰的诗流。我们看到的是那被克制的局部，即每个单独的词，不是可预测的词，而是看上去陌生化了的词，其陌生化效应不是随着文本的递进而削减反而是加深。这些初看似乎是随意排列的生词，其隐秘的统一只有对最耐心的读者才显现。论者常看好他大师般的转换手法，声调的凝重逼迫，语气的温柔清晰和在译文中无奈被丢失的文言古趣与现代口语的交相辉映。张枣爱谈及如何使德语的深沉与汉语的明丽与甜美相调和。他谈到对外来形式和语种化用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元诗原理，比如用莎氏比亚商赖体来创作与一个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对话。（参见《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１０６－１１７页）。正是在这一诗人与诗人交谈层面上，他拓展了普遍性，而我们也学会如何把他的“我”解读成一个诗学面具。
张枣似的诗学实践暗含着对在中国影响极大的现代主义的摈弃和对朦胧诗的远离。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就一个如此通晓外来语文和形式的诗人而论，这初听上去似乎很吊诡。不过这表面的矛盾可以通过这样的释读来化解：自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现代诗一直在寻求如何确立自身。保守地说，语言，形式和内容曾很少达到了全面的融合，除了少数例外，中国现代诗曾一直处于试验阶段。只有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才成功地完成了它。然而，当朦胧诗的意象世界和语汇选择至今还依赖西方和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而且还承担政治和社会的角色时，它就还不能把自身理解成纯语言或者纯汉语。不少批评家认定张枣作品体现了现代汉诗即纯诗的完善。我在这里不想深谈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只想就翻译和解读的难度再说几句。
张枣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南方人。他运用的汉语不是他的译者们在中国或海外的高校里所能学到的，不是课堂中文或标准语或普通话。他作为诗人的自由甚至扩大到对京腔规定的语言秩序不屑一顾。通晓中文的觉得有必要对照浏览原文和译文的读者常会感到惊奇。这不仅仅是因为每种译文都是一种解释，还因为多次被问询的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提供了阐读的可能。我妻子张穗子也帮助了我，她常常是标准语的捍卫者，她跟我一起吃了这些文本不少的苦头。译者尽管得到了各种可能的帮助，尽管想作为探路者试图穿过这新奇语言的丛林，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困难：真的，在译者漫长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中，这是最难的一次。因此，译者在这儿很想化用和补充评论界评述张枣的一句话：与其说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就难度而言，恐怕只有他的同行杨炼可以攀比。善意的读者尽可放心：译者可能的失败会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更多各自的译本和阐读的出现开启新的可能。
谢谢分享。
做了一点考证，从以下两段摘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的，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具体反映在顾城身上便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以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逊的天性屏弃道德的束缚和压制，将生活艺术化、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
“2000年以后，张枣过得其实有点落寞，他说写诗反正没有知音，也很少参加诗歌活动。他说，反正诗歌已经边缘化了，那就主动自我边缘化吧。2010年3月8日，张枣病故。”
如此可见，诗人幻化自己的倾向，已超越了创作的范畴。将生活诗化，从而实现诗人心目中所谓完美的人生，这种自我幻化和诗化的生活则被现实生活的实体击得粉碎。那么，投向天国的选择则成全了诗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的追求。
另一类诗人如张枣没有选择极端了断生命的方式，但在本来就已经是最弱势群体的诗人和诗歌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孤芳自赏，郁郁寡欢，自然伤了心也伤了身体，病恹恹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叹的是在精英荟萃的艺术家世界里，当其他艺术家们正大把大把地进银子时，清贫的诗人却最执著地为艺术献出了他们年青的生命。。。。。。
是个诗人，就已经很特别了。他的令诗人感觉特别的诗，就“特别”得非凡了。
愿张枣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