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283)
2010 (239)
2011 (277)
2015 (64)
2016 (320)
2017 (153)
不知是不是上了年纪，近来我有一股写作的冲动。
小时候，觉着五十多岁的人就算是老人了，不想一转眼自己也年过半百好几年了。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经历的事，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发展。
我想写一些东西，但不知该给这些东西们起个什么名。暂且先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吧。在一大堆想写的人和事中，最先跃出的是这位吴厅长，前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放暑假后就没开学，大人们好像也都特别忙，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小鸟无人管束，自由飞翔。马路旁的电线杆上不知什么时候都装上了大喇叭，播放着雄壮的，听一遍就会唱的革命歌曲（不像现在的歌听几十遍也学不会）。广播员用高亢的嗓音喊着：“ ... 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 ... ” 那时文革主要还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开展。江苏省委及时抛出四个活靶子暂时阻止了大批判的烈火向上燃烧。他们是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省委宣传部长陶白和省哲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
我们居住的厅长大院还算平静。这是一个国民党溃退时官宦人家留下的大院，三幢别致的西式楼房配上三个漂亮的大花园，园艺工人定期把院子里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是我儿时的天堂。尽管当时南京的天气闷热难当，我们这些自由的小鸟们天天在院子里捉迷藏，打游击玩得天昏地暗。
八月五日早晨刚起床就感觉不对。厅长们，厅长夫人们，保姆们还有各家的年长子女们聚集在院子里，大家低声议论着什么，气氛压抑，紧张。我钻入人群探个究竟。“吴厅长去世了，还有他的爱人。”不知是谁在说。“太惨了。”“这些学生们太 ... ”人们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说。过了一会儿人群渐渐散去。回到家中我问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说：“南师的学生批斗吴厅长和他的爱人，把他们整死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家里死一般的寂静。父亲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就更不愿说什么，我也不敢再问。外面烈日当头，可我感觉天空不再晴朗，一场暴风雨正在向我们这个昨天似乎还很宁静的大院袭来，向我们家庭袭来。
在随之而来的“红八月”中，全国发生多起暴力致死人事件，教师被打死，学生被打死，干部被打死，工人被打死。八月十八日红司令登上天安门，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更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此后血雨腥风席卷神州大地达十年之久，学生暴力致死吴厅长夫妇事件是一个前奏。
后来造反派不让我们在那个大院住下去了，我们举院搬入一个曾是民政厅残废军人收容所的小院中。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下乡了，后来我的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后来复课闹革命，我进了中学。
一九七零年初，省文教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召集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组织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学习《敦促杜聿铭投降书》，鼓动我们给在干校的父母写信，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吴厅长的儿子跟我分在一组。上面开大会，我们开小会。他一遍遍对我们说：“我爸爸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一点事都没有。”说这话时他眼里充满悲哀和无奈。我在想这几年他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吴厅长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孩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统帅外逃摔死在蒙古荒凉的草原上，文革形势开始逆转。那时我已进了工厂。七二年后，政策明显宽松下来。父亲从干校回来的次数多了，每次在家呆的时间也长了些。差不多七四年初的时候，父亲从干校搬回了南京，闲赋在家。我们还是住在收容所的小院里。我们家的住房是一间库房改造而成，冬冷夏热。每逢夏天，南京天气酷热，房间里下半夜两三点仍像炕房一样，无法入睡。所以到了傍晚，我们就在房前的水泥地上浇上水，冲冲热气，再把小桌子凳子躺椅搬出来，在外面吃饭乘凉。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最好时间。这么多年来父亲和我难得能像这样长时间的在一起聊天，也因为他看我长大懂事了所以和我谈起了他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年代的跨度也很大，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发生在吴厅长夫妇身上的惨剧。在写这篇短文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了一篇王友琴写的《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描述了这一惨剧。我的记忆和此大致相同。
六六年八月三日晚上，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伙学生闯进吴厅长的家，他们本来是冲着吴厅长的夫人李敬仪来的。李当时是南师的干部处处长。学生们要带李到学校让她交出干部的档案，李拒绝。吴厅长正好在家，一个西瓜打开刚吃了几口。吴厅长知道他夫人身体不好，下楼来关心了几句。学生中有人认出了吴厅长并知道他是省委抛出的大批判对象。学生们不由分说揪住吴厅长夫妇去学校开批斗会。吴厅长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气闷热加上两位老人身体不好，他们被人推推搡搡，没走多远就休克了。学生们架着拖着他们往学校去。有学生说他们装死，从路边居民家中弄来凉水浇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也没能把他们浇醒。学生把他们拖上主席台，两位老人瘫坐在台上，昏迷不醒。就这样批判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省委的人赶到。省委的人把他们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两位老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八月五日双双去世。南师的这些学生们把八月三日当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八三师”。
这段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想起或关心在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那个闷热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场集体暴力狂欢中也很难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我很想知道的是这些“八三师”的小将们，现在都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每年八月三日这一天会不会在心里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忏悔呢？
下面是在网上查到的关于吴厅长的资料
吴天石，原名毓麟，笔名史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江苏南通市人。早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１９２９年，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书，积极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投身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著有《教育书简》，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
嘿嘿。
想起了《圣经》中耶稣受难时的原话:上帝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古狗了一把。“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黑格尔的原话。我说嘛，只有大师才有这种大师级的表述。
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即使找出一个或几个罪魁祸首，或由执政党扛下所有的责任，有用吗？前几天我看电视，听流行网络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听起来像绕口令，仔细想想很有道理。
可怕的年代,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知道一夜间永失双亲的吴家子女现在还好吗？那些在极权愚民统治下愚昧的施暴学生们怎么样了？谁应该为这场灭绝人性的浩劫负责呢？
谢谢分享！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罪行罄竹难书
送交者: 子禾 2008年5月02日20:44:41 于 [五味斋]
回 答: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吴厅长 由 长弓 于 2008年5月02日10:34:16:
我也是江苏省教育厅干部的子弟，父亲当年是普通教育处的视导员，经常随吴厅长到下面视察，了解情况，回来后为了贯彻吴厅长的指示，常常挑灯夜战，在《江苏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被称为吴厅长的笔杆子。
66年文革开始，吴厅长首当其冲，与夫人李敬仪双双被南京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斗死，我父亲也受牵连，被关进牛棚。
我母亲是中学音乐老师，非常担心父亲的命运，其后在学校带学生唱文革歌曲的时候，因为精神高度紧张，把词唱反了，“造反有理”唱成了“造反无理”，也当场被红卫兵打倒，剃了阴阳头（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去打扫厕所。记得有一天晚上，妈妈从学校回到家，当时她穿了一件黑灯芯绒的外套，从衣领到腰部，上上下下都是红卫兵吐的白花花粘腻腻的痰液，眼圈青一块紫一块，肯定是被红卫兵打的，当天夜里，她用锤子敲头自杀，被我姥姥救下来，第二天就精神失常，发疯了，整天哭哭笑笑，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我1968年作为初中毕业生，老三届，下乡插队，父亲1969年作为干部下放，也去了农村，我们爷俩住在茅草房里，相依为命，妈妈姥姥和两个妹妹留在南京，多年之后全家人才得以团聚。
我和妹妹在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读研，后来又相继来美国，终于安居乐业。
世界太小了，居然40年之后在北美网站上读到这样一篇触动心灵的好文，又勾起我埋藏心底的回忆，谢谢作者长弓。
为那人性泯灭的时代悲哀。
谢长弓兄纪念并分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