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桃花源”不断“捣乱”的乐趣
我最初被关在“经济宿舍”的平房时，每日三餐是自己到食堂打饭，有两个战士押着。路上碰到人我就乱打招呼，有人害怕，也有人不在乎。我刚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有人造谣说我非常坏，还藏着匕首要杀人，所以看押我的新战士非常紧张，不知道这个“反革命”到底要干什么。我经常故意“捣乱”。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洗印车间的一个女同志，她母亲是苏联人，所以她是黄头发蓝眼睛。她同情地问：“你打饭了吗？”我故意小声说：“怎么样？”押我的战士没有听清，忙追问：“刚才同你讲话的是什么人？”我故意说：“是外国人，苏修。”马上汇报上去，严寄洲和苏修暗暗联络，弄得八一厂有关方面紧张了好一阵子。
关在桃园太无聊了，我就想消遣的方法。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当导演，所以根本不想什么艺术的事情。到外面劳动，我捡了个炮弹壳当烟灰缸。允许买一两毛钱的香烟，我抽烟时就把烟灰缸里的烟灰搓成细面。看守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还拿去化验。为了消磨时间，我决定先编一个月的菜谱。因为不能往纸上写，编了三天，第四天就忘了。我又想了一个点子，设计房子。我过去爱好设计，战争年代还设计过千人大礼堂。儿子严可该娶媳妇了，我给他设计一套房子，就设计成老北京简便的民房。一个方案耗费我好几天。捡点破纸，每天写交代的纸，都被我利用上，用铅笔画了好多图。看守发现了，左看右看，看不懂，如临大敌，连夜审问，要我交代“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一定有名堂”。我说：“这是房子设计图，这是门，这是窗户。”问了整整一夜，才算了事。我不断“捣乱”，也实在是缘于太苦恼、太无聊，“捣乱”也是一种乐趣吧。
桃园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一样戒备森严，我的刮胡子刀、菜刀都被他们收走，锁着，用时才给。墙上原来的几颗钉子也全拔走了，洗脸毛巾都没有地方挂。院子里有旧木箱，我就从木箱上拔几颗钉子，钉在墙上。我对看守说，你们这么“关心”我，我要死就是你们弄死的。我没有干坏事，我自己不会死。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脑子里老闪着一道亮光，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
坐在“沙发”上读毛选十二遍
比起过去关我的“黑楼”来，桃园里的日子实在是好过多了。桃园的仓库里木匠工具应有尽有，油漆也有，我可以随便动用。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舒服些，我从仓库翻出来破椅子，腿锯短，蒙上被套，搬到桃树下，就成了我的“沙发”。没有活干的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比在“黑楼”里坐空心砖“高级”多了。
不过这与神仙过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说是看书，却没有书，只有四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要说干体力活，我是老了，而干导演，我正年富力强，却只能成天翻《毛选》，我真是不甘心啊，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不瞒您说，四本《毛选》我前前后后看了12遍。最后一遍，我专门收集《毛选》里的“主义”，找出了好几百个“主义”，密密麻麻列在纸上。后来总算“恩准”我们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还是不能看《参考消息》。我不光想知道中国的事情，我也很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碰上好看守，我就偷偷要《参考消息》来看。有一次我在外面劳动，看见垃圾堆上有一张破烂的《参考消息》，乘看守不注意，我像宝贝一样藏到口袋里。虽然是一个月前的报纸，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还舍不得扔掉。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感觉明显松多了，我立刻得寸进尺。我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毛主席对鲁迅评价很高，我就“理直气壮”写报告，派人到我家把我的一套《鲁迅全集》拿来，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鲁迅，我当然要学习鲁迅。这个理由太正当了，看守没办法驳我，只能乖乖照办。这下我的日子好过多了。过去工作忙，我只零碎看过鲁迅的几篇文章，没时间认真通读。这一下有了这么多大部头的书，我高兴极了，一天看一段，真舍不得看快，日子长着呢。
陈播申请搬来他家的黑白电视
关在桃园里的时间多得“泛滥成灾”。我们两个“犯人”整天见面，可是不让说话，憋得实在难受。我老想捣点乱，一有点机会我就“闹”。抄家抄走我的一些钱，还顺手“牵”走了我的派克笔和高级手表。我对看守说：“你们革命派里有贼。”看守说：“干嘛乱说？”“你们里面至少有一个贼。”“我们可以查。”上哪儿查去？派克笔和高级手表丢了只能丢了。
有一天，我想了个点子，不让说话，下棋总可以吧？下棋可以不用说话。于是我立即行动，找一根铁锹把，锯成一堆圆木片，做成象棋。忙了半天，陈播怕挨训斥不敢下棋，只好算了。
仓库里废木料很多，我们自己再去拉点蜂窝煤，就有烧的了。到时间我们自己做饭，我变着法地琢磨吃，自己给自己改善伙食。大概是出生在江南的缘故吧，我特别馋，老想吃好吃的东西。过去当导演拍片每到一地，我都要把当地最有名的食品吃一遍。在“监狱”里我经常精神会餐，仔细回想吃过的美食。碰到对我们比较友好，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看守，我就托他们买点好吃的。有一天，我馋涮羊肉了。五六年没吃，馋得不行，怎么也要吃一次。我托同情我们的看守进城买羊肉片，六里桥买不到，我多给他六分钱，作为来回存自行车的车费，那时存车费一次三分钱。看守给我买回来两斤羊肉片，给陈播一斤。“牛鬼蛇神”嘛，当然不能公开吃，只能偷偷吃，吃得我心情舒畅极了。到下午，陈播远远伸出大拇指，表示真好吃。一个星期后，陈播问我还吃不吃？他要请我的客了。我说：“今天不吃涮羊肉了，换一样，要吃炸糕。”炸糕我也多少年没吃了，我知道牛街口上的回民小吃店，那里的炸糕最好吃，就托看守买了五六个，吃得开心极了。
我们快放出来之前，我又想了一个点子。那时电视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物，我知道陈播家有两台黑白电视机，一大一小。陈播到苏联去带回来一台，以后又买了一台九吋的。我让陈播打个报告，说我们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对学习党的政策不利，希望把电视拿来。看守同意了。那时可不像现在家家都有电视，那时几乎没有人家里有电视，看守成天看着我们也很枯燥，有电视看，对他们来说何乐不为？那时的电视节目白天没有，只有到晚上7点以后才有，新闻联播后有时会放一个电影。虽然是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什么的，那我也像从地狱到了天堂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那个年代，幸亏还有“参考消息”
唯有此种心态才能熬过文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