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 08年蒸发掉30场北京奥运会

有成群结队撤回中国，以致生意地几成空城；亦有原地坚守，但生意几近停滞，选择短期回国休眠；还有选择逆流直上，转移阵地……
所有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撤退数据和完整的撤退路线，但几乎所有人又都无奈地承认，这次“撤退”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史无先例
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缩水约三分之一，相当于蒸发掉近三十场北京奥运会
“一些认真的(中国)公司留了下来，我对它们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只占原来在这里的中国企业的10%”
眼下，如果有人想制作一幅准确的海外华商分布图，最好每周甚至每日更新一次，否则趁早死心。
自2008下半年开始，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小华商行踪变动剧烈而频繁。这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浙江、福建人偷渡出境，继而成家族地向西迁徙；也不似90年代区域性金融危机或异国打压政策影响下，俄罗斯与东欧华商一度的集体撤退。
所有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撤退数据和完整的撤退路线，但几乎所有人又都无奈地承认，这次“撤退”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史无先例。更要命的是，没有人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甚至，连撤退的描述都已不尽准确。事实上，有成群结队撤回中国，以致生意地几成空城；亦有原地坚守，但生意几近停滞，选择短期回国休眠；还有选择逆流直上，转移阵地……但华商们最初的原点——中国，仍是密集的归处，而相较于各自的出发点，又无一不具有败退意味。
这幅箭头指向纷杂的海外中小华商撤退不完整地图，源于这场仍在延续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份名为《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公开资料指出，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缩水约三分之一，相当于蒸发掉近三十场北京奥运会。“这是史无前例的。”研究组一成员说。
一县知秋(
金融危机前，回乡华侨因为懒得打扫房子而住县城最豪华的四星级酒店，现在改住家中。
若将这张海外中小华商撤退地图局部放大，锁定位于中国浙江西北部的青田县，这座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县城城区遍布全球华商境遇的“显示器”，它可以是一座宾馆、一幢住宅、一家银行甚至是一间咖啡馆。
青田算得上是中国距离世界最近的县城，海外华侨人数二十三万余，是目前常驻人口总数的70%，其96%集中于欧洲。这还是一座资源贫瘠的县城，其经济拉动及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海外华商的反哺。出国厨师培训班、欧洲小语种速成班等服务随处可见。这几天欧元升值，位于县中心的工商银行[3.99 0.50%]和中国银行[3.52 0.86%]里，赶来兑换的人从柜台前排到了马路上，其中不乏回撤的华商。
3月27日，开元大酒店。俄罗斯服装贸易商张锦华(化名)孤零零地坐在豪华而冷清的大堂咖啡区里，整个下午，他是仅有的四五位客人之一。
金融危机前，这座全县最顶级的四星级酒店是当地冠盖云集之地，以往春节前后是旺季，五百元一天的普通客房全部客满，多是衣锦还乡的华商。白天，归国华商们坐在咖啡区里会客访亲，讲一口难懂的青田话，却钟情于纯正的意大利浓咖。
如今，整座县城笼罩在华商“异国败退”的阴霾下，开元也冷清许多。张锦华1月份回国前，像往年一样提前订房，却被告知“即到即住”。这并不是因为无人回国的缘故。
青田侨务办公室吴小玥告诉本报记者，青田华侨在欧洲主要从事餐饮业和贸易，因金融危机引发货币贬值及消费低迷，打击惨重，“许多华侨把店铺关了，或留守一两人，回国休假”。
但绝大多数人改住家中，“以前，他们因为懒得打扫房子而动辄住开元酒店”。2009年春节后，当地诸如香溢花园等高档楼盘在夜幕中难得地灯光闪烁。
回来的人数难以统计，没人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吴小玥给一些侨商打电话，对方不是沉默，便是唉声叹气，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更明显的萧条是县里暂停的地产工地。当地绝大多数楼盘、物业，包括开元大酒店，均是华侨单独投资或融资修建的，买房、炒楼者也多半是华侨。金融危机前，这座居民人均年收入18478元的县城，楼价最高炒到了两万多一平方米，夜晚，这些楼盘常常几无亮灯，因为它们的主人常年在外。而眼下，有的楼盘因开发商资金断裂而暂停建设，那些天价楼盘已是有价无市。
3月底，县侨办主任徐向春陪同县领导赴欧洲，“给青田老乡打气。”“这是青田华商最艰难的年份，谁知道它会持续多久。”吴说。告别“奶牛”
那儿的中国人只想把“牛奶”带回来，而从没想过要和奶牛生活一辈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如果设定一个告别指数，全球充满告别的地方前四位是刚果(金)、尼日利亚、迪拜和俄罗斯。数以万计的华商正从这四个国家集体出走，他们的目标一致，向东，回到中国。
合肥人孙宏伟是走得最坚决的一个，至少这辈子，他不想再看俄罗斯彼得罗夫斯克一眼。成百上千车木头、积满灰尘的厂房、停止转动的伐木锯，彼得罗夫斯克眼下只剩这些了。这座拥有大片原始森林的俄罗斯边陲小城，曾因紧挨中国满洲里而成为热闹非凡的双边木材贸易中心。现在，它重归寂寥。
孙宏伟与近万名在那儿以木材贸易为生的中国老板和打工者是被贬值幅度近60%的卢布(俄罗斯货币)和骤然冰冻的林木贸易逼走的。
回到合肥的他打算重操旧业，开发游戏软件，“经济是好是坏，总有人玩”。
聚集了近10万名华商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2008年连接遭遇“9·11”封仓和卢布大幅贬值的双重打击。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格尔博拉斯认为，数千华商将被迫回国。莫斯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宗伦说：“主要是俄方一些机构和个人把危机转嫁到弱势商业群体身上，比如华商。”
市场生意惨淡，心理压力大，很多华商选择了到赌场缓解压力。在莫斯科最大的几家卡西诺(赌场)如：阿尔巴特、小鹰及宇宙宾馆里，华商随处可见。阿尔巴特赌场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员工说：“我认识一位华商，莫斯科许多地方都没去过，但是他自己说可以从莫斯科任何一家赌场门口找到回家的路。”
尼日利亚也面临货币大幅贬值的危机。2008年圣诞节旺季过后，温州鞋商储海斌身边的同行80%都选择了离开，3月下旬，储也定了回国的机票。在拉格斯做中介服务的宁波人胡潇勇专为同胞提供证件代办、房屋租赁和车辆租借服务，此前他每天都会接到上百个咨询电话，而现在“电话半天都懒得响一声”。
与在俄罗斯及尼日利亚经营传统的日杂服装批零的同胞相比，进军迪拜与刚果(金)的中国商人则热衷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2006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因受疯狂飙升的房价与国际铜价刺激，分别涌入迪拜与刚果(金)淘金。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立马刺破这两团畸高的泡沫，两股狂热的人流再又集体回流。
温州开发商廖云凯(化名)在迪拜砸下的近千万美金被深度套牢，据他称，像他这样规模的开发商有六七个，如今基本已经撤回国内；而2007~2008上半年在迪拜炒房的中国人逾万，目前离开的人数数据不详，有的悄然回国，有的因身负巨债“人间蒸发”……
现在，遍布在这座奢华天堂的工地寂静无声，《纽约时报》说，“三千多辆豪华车被失去工作的车主抛弃在迪拜机场车库”，其房地产最火爆时，曾有10万中国劳工为其添砖加瓦，如今，他们成了海外撤军的大部队。
位于刚果(金)加丹加省鲁本巴希城的矿区眼下几成空城。2008年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矿业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世界最大钴矿之一MUKONDO矿停产，90%的中资冶金厂随即陆续撤走。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开设备公司的河南人李克不得不暂停选铜业务，这也意味着她暂时不必再到矿区受苦，“那根本不是正常人过的生活，空调、床甚至床垫都得从国内带，除了超过100%的利润，没人想在那儿多呆一秒钟！”
除去略带夸张的描述，刚果(金)与上述三个充满告别的国家有着共同点——非移民国家，国籍对中国人而言没多少吸引力。那儿的中国人只想把“牛奶”带回来，而从没想过要和奶牛生活一辈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事实证明，中国“挤奶工”不太可能与这些“奶牛场”同呼吸，永相随。这让加丹加省省长穆伊斯·卡腾比(MoiseKatumbi)很受伤，“一些认真的(中国)公司留了下来，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只占原来在这里的中国企业的10%，加丹加省并非野外丛林，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在丛林一样。”
不是地狱，不是天堂
“请你不要把我们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现在掉进了地狱，我们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即使我们无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着不错的福利和教育。”
情况还不是最糟，在欧美绝大多数华商还没打算轻言放弃，选择就地冬眠。
法国华商会会长卓旭光、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会长周林光不约而同地告诉本报记者，当地华商的生意受影响很严重，但不会集体撤退，“撤了，家庭怎么办？撤到哪里？”
这也是青田的宾馆、楼市沉寂，但始终未出现返乡潮的原因。对于绝大多数赴欧洲的华人而言，除了赚钱，他们还带去一个“欧洲梦”，梦里有房子、车子、孩子的教育、绿卡、及高福利的公民待遇。他们大多是整个家族都搬到欧洲去的移民。即便短暂的撤回，更多的是基于国内生活费用低廉的考虑，类似于休假避冬。
刚回国的贾宏(化名)在巴黎93区(巴黎最大的中国商人批零区，以温州人居多)做日用品贸易28年，生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急转直下，不得不将两千多平方米的仓库转让。但他从没想过回国发展，如今，他一家四口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难道回来开外资企业？”
如今，法国及所有在欧洲开餐馆和做贸易的中小华商正在采用各种办法降低消耗，维持体温过冬——生意做得大的，关掉一两间超市或餐馆；生意难以为继的，转让仓库减少开销；从餐饮转做贸易仍没上手的，又转回去做餐饮；生意完全做不下去的，好歹还有亲友的接济。再不济，选择回国暂避，压缩自己的生活消费成本。
这段时间，欧洲各国当地华人报纸上登满了餐馆和仓库转让信息，尽管价钱仅是危机前的一半，仍然不好脱手。贾宏此次回国还顺便帮一个亲戚推销一个戴高乐机场附近一万多平方米的仓库，转让费每平方米仅340法郎，大多数人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恢复平静，“再低价，盘过来也亏，现在哪用得上那么大的仓库啊……”
《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描述欧洲状况时以意大利重要进出口港热那亚为例，“2008年下半年开始，200多家华人企业中，30%的企业目前入不敷出，60%的企业尚可维持，盈利的企业还不到10%。”
青田籍意大利华商林可可(化名)回国休整前，卖掉了两间餐馆中的一间。她告诉本报记者，前几年受SARS和禽流感影响，加上当地媒体对华人的攻击，她和老乡们的餐馆生意淡了许多，很多馆子关门，现在又摊上全球金融危机……
“但请你不要把我们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现在掉进了地狱，我们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即使我们无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着不错的福利和教育。”
“中国人命硬”
经济复苏后，有的人会重新返回，有的则有新的变动，“中国人命硬”。
在俄罗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宫姓老华商认为，即便情势严峻，此次全球华商回撤仍是一次例行调整，经济复苏后，有的人会重新返回，有的则有新的变动。“中国人命硬。”他说。
宫经历过1998年俄罗斯金融动荡，彼时一夜之间，卢布(旧)对美元的汇率从1∶5000跌到1∶24000，俄罗斯内务部同样查封了大批中国货，很多些人倾家荡产，有些人撤回了国。可十年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人的市场热闹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命硬”更多因为华商择木而栖的生存哲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东欧巨变后，东欧华商陆续迁居西欧发展，以青田人为例，巨变前，曾有2万多人积聚于俄罗斯、波兰及匈牙利，目前已减少到一千多人。离开的大部分人照样敏锐地寻找到了新的乐土，他们坚信，世界之大，岂无容身之地。
当然，“命硬”还意味着敢于逆流而上，主动寻求转型。与那些撤退路线并行的是不易察觉的华商在异国寻求新出路的转移路线，已经隐约成型。
男性奢侈品贸易商温敏琪(化名)的订货商均来自意大利，其产品的消费者是中产阶级和金融精英男。去年下半年开始，温的订单减少了四分之三，现在，她打算开拓消费能力不高的亚非拉市场，“哪个国家都有富人，关键要看市场有没饱和”。
在迪拜拥有四座大型商城的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今年打算进军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让他不停称赞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没什么不可包容的人”。
在尼日利亚的温州鞋商储海斌也有听说，在尼几个家大业大的华商春节后将家族事业转移到欧美去了，“中国人在尼日利亚的贸易结构太单一，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场，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转型”。
危机前，强者愈强愈安全的道理逼迫着中小华商们反思华商族群的发展路径——当年巴黎93区的温州人从事的日货、箱包、服装及鞋子的生意，基本都是从完成了“版本”升级的犹太人手中接过的盘，犹太人早已转型至相对规模和高端的产业，成为危机中抵抗力强的一部分。
尽管在当下海外中小华商大多身单力薄的背景下，这样的转型之路仍显艰难和个案，毕竟，资金雄厚者才有资本及机会开拓新天地。
对于他们大部分人而言，更现实和内在的期许寄予下一代，向经济条件更好、体制更优越的国家移民，或工作。在巴黎做生意的温州人贾宏的孩子正在大学念历史，他支持儿子的选择，“我们当年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出了国，现在小孩大学毕业，还做百货批发？那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