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一个人物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从一个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此文带着我们穿越时空,真切地看到处在权力巅峰时王洪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张春桥的黑干将
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吹响了攻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角。“军师”张春桥等人旋即赴沪,策动以王洪文为首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掀起“一月夺权”的黑风暴,夺取
上海市委大权,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里。
按照当年的“老中青三结合”的说法,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张春桥当然应算“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任了“主任”之职;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之职;徐景贤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众”的代表,两人均为“副主任”。此后,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颠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当选为党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了。
权力欲望的膨胀
从一个造反派进入中枢机构,成为几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风光人物之后,王洪文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起来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权力,便成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结成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在这个“帮”中,王洪文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头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须需要另外三个人的继续栽培才成。在他的眼里,张、姚不用说了,江青虽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环足以使他觉得抢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这个帮派。在毛泽东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帮”的警告声中,王洪文虽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后,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时间在中央,1/3时间下基层,1/3时间作调查研究。他只好回到发迹之地上海“调研”去了。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天真地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
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到了1976年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4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奢侈浪费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从曾经接待过他的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王洪文“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运来;儿子要吃石榴,也派专人到苏州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酒芯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材料还揭露了王洪文挥霍浪费的情况: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1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万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就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
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当接班人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
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4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王洪文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
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现在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