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专稿：六四中的邓小平

六四后，官方有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当时老一辈的政治家还健在，中国可能挺不过这场风浪——在百万民众沸腾时，敢于挥军相向，或许确实只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牌政治家才能为之。但这只能证明邓小平的魄力，不能证明其果断。六四酿成如此大的风波，与邓小平的不够果断不无关系；最后酿成人道灾难，也有邓小平的一份责任。
人的思想是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始，一次次的成功鼓舞着邓小平，使他在“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时的邓小平，应该已经基本服膺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毕竟它所对应的现实是当时唯一的成功标本，而且也已经被他自己的改革实践所部分证明。邓努力的方向，实质是让中国越来越靠近西方。其间他虽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过是为了一方面应付当时左翼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为自己保留一张可以掌控变化节奏、从而保持秩序稳定的筹码而已，变化的方向并没有因此改变。在思想观念上，此时的邓小平至少已是半个自由主义者。
当时，邓小平的心态应该与同时期的戈尔巴乔夫类似。在外界的不断激励下，他们不断尝试靠向西方的可行之极限，并且相互之间形成竞赛。只不过，由于长期的政治历炼，尤其是亲历了文革教训，在邓小平的头脑中，有根弦比戈尔巴乔夫紧得多，那就是“社会稳定”。邓小平可以尝试用一切方法迈向西方，但前提是不能危及稳定，所以他需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威权主义的扶杖，以保持行驶中的稳定。
当一次次的政治放松带来一次次的失控危险后，邓小平放缓了寻求政治改革可行路径的步伐，但心中的“愿景”并未放下，仍然有着期待。所以他才会在89之初表现犹豫，反应迟缓。89运动愈演愈烈、雪球越滚越大，其间新闻舆论的高度自由开放，固然有赵紫阳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观望。无论从哪方面的信息看，邓那时都掌控大局，完全有能力在运动之初就将事态控制下来。不难想象，如果邓的反应既及时又足够强硬，89运动不会走到六四那一步，悲剧性惨案不会发生。89留给历史的印记，可能就象此前的民主墙事件、86学潮一样，不过是留下淡淡伤痕，不会形成长久的、难以愈合的伤口。这种程度地运用强制手段，也不会导致党内分裂。只有象六四这种被称为“重大考验”的危机，才会在高层引起巨大的分歧与紧张。
邓小平在六四后有个讲话，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共同决定的。这种讲法多少有为自己卸责之嫌。如果说风波不可避免，唯一解释就是邓小平及其周围人也早已被大、小气候所包围，甚至本身就成了这种气候的重要一部分。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主要氛围是改革开放，而邓小平正是改革开放的旗手和总设计师。在89运动之初，邓的观望、犹疑显而易见。他虽然根据经验和惯性，指示发表了4.26社论，但内心仍然想看看：这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原来的运行轨迹，直接与西方的快车道对接？他可能也想看看：这种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民众的广泛参入，究竟会将中国推向何方？六四使邓小平的最后幻想破灭了，他终于确凿无疑地肯定了一点：迈向西方标本的政治开放，与现政权的政治基础不相容；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每再向前走一步，自己的“气”就会被“紧”得少一口。不管内心是否有着不情愿，邓小平从此放下了政治改革的“愿景”。六四后，中国在执政方面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经济改革单足而行，政治改革纹丝不动，甚至不给外界、民间留下任何念想的空间；二是及早介入，尽力将危险扑灭在萌芽状态。后来江泽民的严打法轮功、清理社团组织，都是遵循此一思路。
六四的另一责任方是学生领袖。现在人们喜欢把民主化的台湾与威权主义的大陆相比较，从中揣度大陆民主化的前景。其实，二者在许多方面都无法相比。有台湾朋友介绍说：在去年红衫军倒扁的关键时刻，陈水扁的保安队伍早已作出预案，一旦群众冲入府邸，他们就撤退，绝不以武力对付民众——民选政府的抉择，确实与集权政府迥然不同。但是更重要的不同，或许是在民众方面：红衫军在最后一刻，并没有选择冲入，而是选择了撤退。不难想象，只要他们选择冲入，不管台府的回应是动用武力还是撤退，台湾的历史都将改变，台湾政治或许将从此拐入另一条轨道——此时此刻，主动权被掌握在民众手中。
而在89年的广场上，学生领袖说什么也不肯撤退。各界联席会议通过的撤退决议，很快就沦为一纸空文。所谓“学生运动不能被外界摆布”的说法，无非是领导权、分赃等预期心理在作祟。谁都不是天使或魔鬼，而只是七情六欲不缺的正常人，不过恰好在某一时刻作出了某种抉择而已。不能因为某一抉择成了历史的标志，就把这些人也符号化。那些为学生领袖作无过辩护的人，其逻辑是：学生领袖们只是拉开了水库的闸门，并没有要洪水冲出来，责任只能由洪水承担。当然他们还可以争辩说：如果闸门里面装的不是水，而是石头，岂不就不会冲出来了吗？——确实，在那个时刻，一些学生领袖赌的就是闸门后面的只是石头而不是洪水，但是这种赌徒心态能够成为免责的理由吗？
无论如何，六四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航道。邓小平的犹豫观望，让小溪汇成大浪；学生领袖们的坚持，使历史轨道的改变不可避免。此后政府的回应，强硬或软弱，不过是决定这种改变的方向而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邓小平和学生领袖来说，彼时彼刻都面对着他们从未遭遇的情境和选择，有所失误、有所迟疑在所难免。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应该尽快翻过这一页。
由于资讯不足，笔者无法判断六四时军队进城的必要性和避免流血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但有一点是明显的：最后呈现的结果是相关各方都不愿见到的，包括下命令让军队进城的人，这也是导致邓小平决策迟缓的一个因素。可能各方都曾设法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由于各自在一些方面的坚持，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成为全社会的悲剧。这件事的性质主要不在于触及了某种道德底线，没有什么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只看理由是否充足。杀人固然是罪恶，但如果是伤一人而救百命呢？自由主义的消极原则或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当然会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消极自由并非宇宙真理，无知之幕也只是一种虚拟存在；而民主制的多数原则或功利主义的福利总和考量，则可能支持这种行为。
对于六四各方来说，最无可辩驳的指责是：事情本来可以不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