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调八大军区司令?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他提议八个大军区司令对调。陈锡联(原沈阳军区)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原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原济南军区)跟曾思玉(原武汉军区)对调；许世友(原南京军区)跟丁盛(原广州军区)对调；韩先楚(原福州军区)跟皮定均(原兰州军区)对调。新疆、成都、昆明军区不动。同时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政治局会议拥护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意见，并讨论了贯彻实施的办法。 　　 　　那么1973年12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明说的理由是“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制度上讲，军队或是地方主官应该实行任期制和*换制。但在当时，显然还有别的原因。这是从毛泽东说的另一些话中可以意会到的。在12月21日，毛泽东当着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面就说，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这几位同志，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李德生、曾思玉、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 　　从12月12日到21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谈话五次。几乎每次都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次都特别强调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不能不使在场的人联想到1971年月间，他老人家南巡时也是如此。 　　毛泽东12月五次谈话中说的许多话，听来更是怵目惊心。毛泽东说： 　　——我还可以打几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专指外国。 　　什么事情使毛泽东如此警觉，如此愤怒？ 　　分析一下八大军区司令员中的一位——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情况，可能提供部分的答案。 　　李德生是一员战将。1930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在刘邓大军中当到师长。“抗美援朝”中任志愿军师长、副师长。真是战功赫赫。1955年，39岁的李德生任十二军军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李在安徽支左。为制止两派斗争，他指挥战士挥舞红宝书把一触即发的两派群众组织分开，他不顾个人安危爬到造反派堡垒做工作。有胆有识，智勇双全。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向全国通报他的经验。1968年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在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让李德生站出来同毛泽东和大家相认。毛泽东当众夸奖他“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啊”、“整芜湖整得不错嘛”。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会的李德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国政坛升起的新星。1969年5月任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激烈斗争。李深得毛的信任，会议期间被派下山，主持军委办事组工作。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于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办事组各同志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特地注明“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 　　华北会议(1970.12.22～1971.1.24)揭发批判陈伯达后，党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作为“掺沙子”的重要一员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宣布之前，毛泽东把李德生从合肥召来北京，亲自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他交待任务，面授机宜。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李德生被派到第一线，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指挥，接连几个昼夜，胜利完成任务。事后，他是中央专案组成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再度擢升，经毛泽东、周恩来提名，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进入领导核心。毫无疑问，他是毛泽东看中的接班人。 　　可是，到1973年12月，风云突变。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不到三年，当党中央副主席才三个月，李德生就被调回北京。他兼任的总政治部主任，只“不要兼了吧”一句话，就抹掉了。 　　个中缘由，现在还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但从《李德生回忆录》所披露的材料可以得知，是“四人帮”诬陷所致。江青诬蔑李德生是“大军阀”。她伙同王洪文等说李德生“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为李德生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有一段话说得分明：“1974年9月间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在会议上，‘四人帮’强迫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以推倒。”尽管李德生1980年得到平反，还以清白，但在当时，问题的严重性是怎么样设想都不过分的。 　　不幸中之大幸是毛泽东并没有做出过度的反应。 　　他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首先对自己这些年“听一面之辞”错整了人，做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要翻案。又说，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这一番话，说得很恳切，确实是接受教训以后的肺腑之言。而且，显然还有弦外之音：这一次不会再听一面之辞。 　　毛泽东采取的措施是：对调。只调司令，不动政委，不再兼任地方职务；同时，“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照样革命”。实际上对怀疑与林彪集团有某种牵连的司令员采取背靠背弄清事实的办法。应该说，其反应警惕而又适度。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好几个大军区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等方式，揭发有关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人和事，主要对象是几位军区领导干部。到5 月，在王洪文主持下，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具体负责，在钓鱼台成立两个小组，从大军区会议简报、大字报汇编、各种揭发材料、林彪死党的笔记本和交代材料、九届二中全会记录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等，分头整理选编材料。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九?一三”外逃摔死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到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以及苏州等地活动的情况。材料涉及十大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上述几个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到7月，王洪文把这些所谓军队领导干部与林彪关系的材料报送给毛泽东，并发给政治局委员。7月间，江青对人说这些人问题严重，唆使他们向毛泽东报告。 8月中旬，王洪文主持召开军队高干会，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出席。王洪文不向到会成员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对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不置可否，把会议的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邓小平等9月4日乘陪同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一行会见毛泽东的机会，在会见后报告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作了重要指示。他还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毛泽东这样说过以后，王洪文不能再向大军区司令、政委封锁毛泽东指示了，不得不把毛泽东8月间几次谈话中所作指示向大家传达。 　　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指示：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听说会议气氛紧张，他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 　　 　关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毛泽东回顾同林彪集团斗争的经过，肯定打招呼的作用。毛泽东说，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四千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毛泽东就此重申一条政策界线：还是我周游历国的时候说了的，以那个时候为界。也就是说，在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谈话，向党内军内打招呼，是一条界线。 　　关于对人的方针，毛泽东重申，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到会同志得到解放。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于9月8日对李德生的信作了批示：“已阅，改了就好。”说明李德生的嫌疑从根本上已经被排除了。 　　最为重要的一条，是毛泽东对今后全党全军全国总方针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