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归档
正文

胡锦涛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最伟大领导人?

(2006-06-30 14:54:07) 下一个

中国似乎正朝制订新财产法的方向迈进。在之前“胡锦涛宏观发展策略见小成”一文中,我们已指出了有此需要。
由于反对者众,且目前对“财产”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一时还难以统一,《物产法》草案也被推迟近两年。
如何定义“集体财产”,便是各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比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应该属于农民呢,还是该由村长来掌握?一旦所有权下放给农民们瓜分,土地可望获得更好的管理运用,但村长的权力却可能面临一场“政治”挑战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村民们要按什么准则,去声称拥有某一土地财产。目前,如果搬出村子,村民就会丧失之前的土地,也不会获得任何补偿;而搬进村里的人则自动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一些村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亲戚和朋友们都搬进村来,而把不顺眼的人赶出村子。这种情况必须纠正,但具体应如何操作,才不会引发村民与村官之间的利益争斗呢?
为“私有财产”下定义,引出了更大争议。尽管困难重重,但《物产法》必须出台。6月5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文章,建议中央政府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加快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因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在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文章同时主张“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过它并未明确指出由中央或省掌握的国有财产,同农村的集体财产是否存在区别。
中央希望通过有关私有财产的法律,但遭到了两批人的强烈反对。反对理由既有原则上的,又有出于实际利益的;两者互为补充,却不一致。
第一类反对者的理由比较开门见山,也比较正当。他们认为,若《物产法》获得通过,一些不法获得的财产将因此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人利用手中权力或家庭关系而获得土地等大量物产;而《物产法》将为这些巧取豪夺行为合法化。在体制改革期间,没有沾任何便宜或没无机会沾便宜的老实人,反倒成为穷人,并不因其老实而获得任何补偿。反对者因此批评,政府不但不纠正昔日的不公,反而立法予以合法化。
第二类则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而反对的。他们担心,《物产法》将剥夺他们目前享受的特权。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村长将很难再从地产发展商付给农民的徵地赔偿金中捞取油水。此外,腐败巨贾也不会因《物产法》出台而得益──他们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再以外来投资的方式“回流”,实际上早已“获足保障”;目前的财产权混淆不清情况延续下去,反而令他们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耍手段敛财。
的确,《物产法》将对这些“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而不是穷人,构成威胁。若目前的争议迟迟难以解决,穷人将会继续受苦,而“强盗大亨”将继续受惠。除非我们还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能在世上出现,否则摆在眼前的选择,就不是要么搞“平等主义”、要么完全将错就错下去,而是在错多些还是错少些之间。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去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苏联式计划经济,让人人都要当穷人呢?
实施《物产法》,还会涉及到一个政治问题。对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官员来讲,物产权合法化意味着民众向争取政治权利迈出了第一步。有了合法财产,人们当然会想尽办法来维护它;当产权有了法律保障后,他们的维护也就合法了,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利。
不难想像,这将引发一场大范围的政治变革;4月22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将在未来15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指出,到了2020年,中国的政治生态将得到大大“改善”,这意味1)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太好:2)届时我们可望有更大民主。
在本月举行的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比尔德堡组织召开的年会。有关比尔德堡组织的介绍见文末),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CSSM)副秘书长张毅,进一步演绎和发挥了胡锦涛耶鲁演说中所流露的观点,大谈未来深化民主和政治改革。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曾出版过《战略与管理》期刊,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既与政府关系密切,又保持高度的独立性。
若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暂且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在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国GDP达8万亿美元),人均GDP有望达到3,000美元。这在中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条件:当收入达到如此水平,人们自会希望争取权利去维护个人财产。
因此,理想的发展方向是:到2020年左右,焦点将渐渐从维护财产权益,转移到更加民主的制度建设上。
6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胡锦涛的顾问、前副校长郑必坚的文章《实现文明复兴和强国梦》。他在文章中写到,当代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的崛起,才能消除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他强调有必要深化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文章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因为要取得上述成果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
然而,现存的两股力量,却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有截然不同的时间表:一个希望改革步伐慢些,一个则渴望快些。
中国官僚似乎希望改革步伐慢些。这是一个相对近期所出现的现象,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当邓小平70年代末宣布改革开放时,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党政官员刚刚恢复原职,而一些在那场浩劫中爬上来的官员被迫让位。这两部分人都认为自己蒙了冤,都不满之前的意识形态。
因此,改革未受到来自任何官员的阻力。相反,改革变成了发财的好机会。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对错标准都是模糊的,官员经商并未被禁止。邓小平只说“致富光荣”,没说“依法致富光荣”。另外,在经历了长达30年、一切私人经济活动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后,大家对什么是诚实,什么是弄虚作假,似乎都有点模糊了。
而且,就连邓小平似乎也鼓励官员们经商,认为这样可令国家更富强,并为改革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让个人腰包鼓起来,官员们自然支持深入改革。当时,腐败非常严重,充斥整个官场,无论官大官小都捞一把。在当时,腐败成了直接启动和推进改革引擎的“燃料”。
腐败总是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混沌情况下产生的。哪里有可资买卖的特权,哪里就有腐败。但随着混沌逐渐消失,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产权得以巩固,腐败逐渐变为必须清除的障碍物。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有着特权的官员们一步步巩固了手中的权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财产权变得较为清晰,这些官员势将失去这些权力和特权。
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归给农民,农民就可以直接与地产开发商进行徵地赔偿金的谈判;这样,地方官员将很难再获得“低价收回-高价转卖”的充当中介人机会。届时,地方官员的职责就是,确保地产商和农民双方按规矩办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这跟目前的情况很不一样。现时地方官员把什么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辖区内像公司行政总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实财产权原则的官员似乎还不存在;不难想像,单靠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难提供这方面的人才,填补这一不足。
简言之,这里有大群手握特权的官僚,他们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不愿改变现状。
然而,没有了官僚机制,一个国家也难以运作。即使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30多年来的积习也很难清除乾净,因为官员们已当惯了百姓不得不讨好的土皇帝。对于管理国家这么久的官员,中央政府也无法狠下心来,而且国家也不能没有他们。在任何国家,官员们都构成了一个最强大的利益群体;在官僚制度发祥地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但另一股力量正推动变革。
因为台湾问题、因为马英九,中国必须变革。备受丑闻困扰的“台独总统”陈水扁实际已完蛋,即使他毋须下台,也将成为跛脚鸭。与此同时,被视为“亲统一”的马英九,行情大致仍然看好。
然而,对北京来讲,马英九带来的考验挑战,尤甚于陈水扁。台北当局宣布独立,虽然极之危险(因必将引发战争),但机会也极微。
谈到两岸统一问题,一大问题就是两地奉行截然不同的制度。如果统一整合理所当然地是选择较现代化的制度,那么台北绝对可强调其制度比现时大陆的优胜。此外,若真的实现统一,国民党也会尝试在大陆建立分部,招募党员。它会要求北京设立民主选举时间表,以便能同中共同台竞争。
当然,现时这些还仅停留在理论构思的层面。但当马英九2008年当选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后,两岸确有可能就统一问题展开对话。如果对话取得成功,胡锦涛将因解决前几任领导人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而名垂青史,但同时,他也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满足国民党提出的政治要求。
很显然,国民党所开列的政治制度要求,正是大陆官员最不希望的。这两股力量难免将发生冲突。假设马英九能执掌台湾8年(2008-2016),这将是北京难熬的8年;随后,很快就到了胡锦涛在演讲中所说的2020年。
在中国,人们几乎把两岸统一奉为某种宗教信仰,但实现统一的具体条件却异常的模糊。两岸要实现统一,大陆就不得不做出让步。中共元老紧盯着今天的新生代领导人,生怕他们做出过多妥协。他们认为,台北所得越多,他们的影响力就会越小;所以,他们常责駡那些负责对台事务的官员“背叛”、“出卖大陆利益”等。但统一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像走高空钢索一样,胡锦涛正率领着中国摸索着、蹒跚着走向未来。在这一历史关头,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事实上,就是迈出“财产法”这相较下已算“不太重要”的这一步,他也需要鼓足勇气踏出去。
编注:比尔德堡组织(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国际政治金融组织,目的是促进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其成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族成员。该组织在1954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创立。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参加创建该组织的美国人之一。比尔德堡集团还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有联系。

[ 打印 ]
阅读 ()评论 (5)
评论
BZH 回复 悄悄话 关于马英九执政后大路领导人更难处理的观点,本人
非常赞同.现在可以打压水扁,马上台后怎么压缩其空间.
马会打着统一旗号,活跃于国际舞台.国民党武力反攻大陆
已无可能,所以会用民主旗帜反攻大路,最终有可能实现
蒋介石反攻大陆目标.国人应注意,不要为假象迷惑.
点水蜻蜓 回复 悄悄话 有几点需要评论:一、中国法制的完善是一直进行的,包括老江任内。二、中国民主的进程也一直是并且应当是渐进的。三、稳健、负责任、最大的反对党不可能凭空产生,引进有着良好历史基础的国民党也是必然的。四、绝对不要打仗,否则就上了日本人的当。五、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为人父 回复 悄悄话 其实土地使用转让权的落实到农民头上是最实际最可行的一个利民和反腐败措施,不知中共为什么不推行。
samliu99 回复 悄悄话 希望看到那一天,尽管希望很渺茫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