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霆《中国与狼共舞》出版发行！

中文国际出版社，2011ISBN 978-2-9810784-5-2定价：20.00加元样章“九二南巡”的随想 当时间的指针按照它自己固有的，不受任何外力影响的节奏，将世界拨进1978年的时候，中国，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化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却以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怀着国家初建创造历史的热情与探索自身发展建设的莽撞，进入到了第29个年头。这个年头对人来说是已近“而立之年”，这“而立”二字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所言不虚。就在这一年，一群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已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以几番风雨沉浮之后积淀下来的睿智与气魄，主持召开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将国家引领到了发展与创新的轨道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总战略。中国又一次迎来了一个在探索中寻求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 兵法云：大兵未动，粮草先行。人吃饱了当然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人要是吃不饱却能引发更多的事情。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所以，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了这次战略实施后的第一个目标，共产党当然地选择了自己的老根据地——农村。在头十年里，农村改革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对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力，焕发农业人员生产的积极性，解决粮食及生活必需物资的匮乏与人民需求的矛盾。中国人口众多，群众的吃饭问题不知困扰了多少朝代的君主，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和近代的每届政府，都把吃饭问题看成是重中之重。即使这样，由于人和土地之间的所有关系的限制，没有几届政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与局部地区的大胆尝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过去的土地拥有农民，变成了农民拥有土地。各家各户有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土地在农民积极经营的热情下，其产能与实际产出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家的物资供应逐渐地变得不再那么紧张。改革后不久，各种凭票购买制度相继退出历史舞台，那些“票证”也就成为收藏家或对历史充满感悟之人的最爱。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给接下来在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与社会支持。 历史如果就这样四平八稳地发展下去，那就不叫历史了。当中国还在按照自己的既定时间表，一步步实施着改革战略的时候，在1992年，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连中国自己都不知道的分水岭。之所以称之为分水岭，是因为在这以后，中国的改革步伐完全采用了另外一种节奏。这个分水岭虽然在一些人看来颇有戏剧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戏剧性”放到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就不难看出它的必然性。 冷战后期，美国人选了里根作为国家的总统，继续着与苏联的对抗。这个好莱坞的演员，虽然改行从了政，但看家的本事可是一点没丢。当他以一个演员的职业眼光来审视国际间的对抗游戏的时候，发现国际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就如同好莱坞知名编剧手里的一个剧本，著名制片人正在投资的一部科幻大片一样，会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而角色的能否成功则来自于演员的演技。看到了这一层，他把一个原本只存在于幻想当中的“星球大战”计划搬下了银幕，让“观众”自己带回家中继续把玩。而星球大战居然真地被观众自己玩转得活灵活现，以至于让素来以二战中的功绩而自诩为世界解放者的苏联，老是觉得自己的家门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黑暗武士”踢碎。在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危机感下，苏联倾其全力加强国防建设，自五十年代开始，几十年来的国防开支约占社会总产值的9—15%，并且保持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 而这还只是经过官方审察之后公布的数字。实际上前苏联时期，它的实际军费开支有时可以达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国际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导致前苏联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关系到居民日常生活的轻工产品反而成了奢侈品。终于有一天，当前苏联筋疲力尽地发现自己的舞伴正是自己的时候，而美国却正站在舞池的边上偷着乐。 终于，拥有的核弹与常规武器足以让世界毁灭十几次甚至是几十次的前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明显地露出了疲惫与不稳定。经济方面，完全以重工业和军工为主而忽视轻工业的不合理产业结构，使国内的日用必需品极度溃乏。那时候在苏联人的眼中，AK47射出的子弹穿不透柔软的毛巾，T80的履带压不碎芬芳细腻的香皂。如果把它们和可乐与耐克放在一起，苏联人更愿意喝着可乐、穿着耐克，而不是数着弹壳、开着坦克。AK47和T80在苏联民众心中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政治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和国家特务高压管制政策引起的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尤其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并剥夺了那些原本属于群众的利益，从而造成了群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种种矛盾的交织与相互影响，使当时的苏共政府就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随时都会被群众火山喷射出的岩浆烧为灰烬。这一切都表明国家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面对日益激化难以可调和的国内矛盾，国际对抗又日趋尖锐复杂的形势，苏联已深感身心交瘁，力不从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以意识形态差异为旗号的美、苏“冷战”末期，苏联采取了主动地在对抗中逐渐淡化意识形态成分的策略，也许是基于中国改革激发出的灵感，当年的戈尔巴乔夫经过一番思考与权衡，提出了“新思维”，试图为国家指出一条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相比，“新思维”式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政体改革为先导的。面对长期的西方对苏联政制体制的诟病，他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开始倡导“党政分开”，提出还政“苏维埃”，试图解决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希望以此能够得到西方及国内反对势力的认可与让步。“新思维”究其实质，就是想在资本主义政体与社会主义政体之间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来平衡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事实上，西方及国内反对势力的胃口大大超出他的想象，西方不仅要求苏联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且还要将苏联纳入到自由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在犹如将手按在弹簧上一般的国际对抗中，“新思维”式的妥协，只能让西方及敌对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结果，还政“苏维埃”成了一道大堤上的口子，最终导致了苏联政党制度的根本转变，“苏共”不得不和其他政党一道，走到街上去玩起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游戏——拉选票，结果预先设想的“还政”，反倒成了“失政”。一国之政体，就犹如一道拦河大堤，一旦建成，日后只能是不断地加固和维修。戈尔巴乔夫显然是在这道大堤上开了一个不可弥补的大口子，最终的后果是必然导致了国家局势的混乱。 戈氏显然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缺乏清醒和透彻的认识，他的“新思维”式改革并没有让民众需要的面包和土豆有所增加，国家特务和秘密警察照样可以打开普通百姓的家门。戈尔巴乔夫的速度满足不了民众的要求，当他还在不紧不慢地在各派势力之间打着太极的时候，激进的叶利钦利用当时的各种矛盾，众目睽睽之下，就让那个软弱的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走下了主席台。从此，这个国度进入到了“叶利钦时代”。他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而是旗帜鲜明地，在西方阵营的搀扶下，走上了用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的大道。苏联的巨变，在东欧盟国中引起了一串的连锁反应，没过多久，曾经是世界两大军事同盟之一的华沙条约组织，宣布解散了。东方阵营解体之迅速，使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种胜利不期而至的错愕，一时间还真地难以适应，甚至不相信这真地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至此，这场以意识形态的差异产生的“冷战”，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而谢幕。 冷战结束后，苏联进入到了“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使用了极具民族色彩的名称——俄罗斯联邦。其次，抛弃了一切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经济制度，采取了西方自认完美的政党选举制度，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被写进了宪法，原有的国企开始大规模并快速地转为私有。那些所作所为就像个席卷了所有家当急着跟情夫私奔的少妇。一时间，一夜暴富的神话在俄罗斯成了很平常的事情，但更多的却是普通民众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西方对这个衣着寒酸，但家底还算厚实的少妇大抛橄榄枝，专家的各种经济提振计划，各种优惠贷款，各种货币改革计划，接踵而至，解体后的苏联以俄罗斯的名义迅速地与西方进入了蜜月期，叶利钦成为西方国家的座上宾，在当时还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 然而，西方的务实与急功近利的本性，让它很快就撕下了自己的面具。就在他们与叶利钦在家庭宴会上喝着烈性酒的时候，先前的承诺被代之以“北约东扩”，那些优厚的贷款计划都变成了空头支票，俄罗斯的国际生存与发展空间不但没有转到平稳的轨道上来，反而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对生存空间的打压。事实表明西方决不会在经济上扶持、在政治上放纵这个将来极有可能重新成为对手的超级大国，它的真实目的是要让这个能够随时把导弹打到美国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不高兴就用鞋底来敲打桌面的超级大国，永远失去与西方阵营抗衡的能力。一个原本想要私奔去寻求自己幸福的少妇，却不幸地碰上了一个盯着自己那点家当不放，想财色兼收的情场骗子。在西方的短视下，对俄罗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国际生存环境的打压，成功地瘫痪了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民族理性与气势。飞涨的物价，一夜之间的暴富与一无所有，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就此消沉，民众在现实的政策中看不到未来与希望。面对家里一天天减少的面包，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民众，只有到酒精中去寻找国家与民族过去的辉煌。那时期的禁酒令，贴的就如同街头广告。然而就连叶利钦本人，有时也不得不靠酒精来麻醉一下自己，来摆脱现实与西方人对自己的烦扰。一个靠酒精支配行为的社会，其形势之动荡和民众之涣散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历史可以像AB剧一样去演绎，那么就让我们抛开上述真实的A剧情节，来演绎一个或许会发生的B剧情节。假如当时西方有一个稍微有远见的政治家，协同其它国家对俄罗斯在经济、政治上施以援手，兑现那些空头支票。而以俄罗斯较高的整体国民素质，和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工业、农业、教育、科研实力，在西方资金的支持下，成就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这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国仍然坚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一向以先进的生产力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就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受到空前严峻的挑战。想想看，一个中国自建国起就一直作为参照的模板，抛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回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得到了国家的高速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去维护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执政地位？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考验。 幸运的是，历史不是可以简单地任意改写的AB剧。它没有预先设定的轨道，历史有它自己的、不受任何人任何势力左右的逻辑，任何想要阻挡和左右历史车轮前进方向的人，最终都要被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碾碎。而认清历史前进方向，为国家指引道路，则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历史使命。关于政治家的作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过这样的一番妙论：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会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会告诉你今天会发生什么。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会告诉你明天发生什么。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会告诉你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发生。政治家与平常之人的区别就在于，常人在危机当中看到的仍是危机，而政治家会在危机中振作，并有感知希望的敏锐和看到光明前途的洞察力，还有能够把原本的“应该发生”变成实际上的“没有发生”的操作能力。如果用我们非常熟知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妙论，就是坏事变好事。 就在西方的战略目光还锁定在欧洲事务，忙着争夺昔日对手地盘，全世界都认为曾经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东方阵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就要退出人们的视野，而成为一个冰冷的历史名词的时候，历史对积弱多年、渴求发展的中国，投来了近一百多年来尤为吝啬的微笑。中国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而成功地解读了这个微笑的人，正是那个在身高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却以站在珠穆朗玛峰上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世界的伟人——邓小平。他从前苏联解体的事件当中看到了危机的另外一面，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契机，甚至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需要以什么样的速度前进。那就是作为经济发展指标意义的数据，必须要比俄罗斯高，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绝不能落到俄罗斯的后面，中国与俄罗斯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绝对不能输的竞赛。如果这世上真有什么经济奇迹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奇迹就必须要发生在中国。 想到这些，邓小平在北京怎么也呆不住了。他选择了南巡，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并在那里，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听到了自己纲领性的讲话。“九二南巡讲话”，是可以让邓小平具有与毛泽东同等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他跻身伟人行列的标志性事件。当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如果看到却没有抓到，那说明是人的能力问题；如果连看都没有看到，那就是人的眼光问题。能力通过后天的培养和磨练是可以得到提高的，而“眼光”却有一种普通人想象中的那点与生俱来的神奇。也许这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另一番解释吧。世界上之所以会出现伟人，就在于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在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当中，只有他以穿越时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能够发现并抓住那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并以不容质疑的决策力，做出了合乎时势的正确策略。这就是伟人异于常人，令众生叹服之所在。 当“苏联”这面社会主义旗帜怆然倒下的时候，作为全球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然聚焦了全球的目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希望或预想到中国能够擎起这面旗帜，继续与西方对抗。西方也愿意看到中国能够继续前苏联的使命，而使自己不至于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独孤求败”。出人意料地，此时邓小平提出的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给中国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在当前形势下的让他们感到有些吃惊和迷惑的态度。 中国从前苏联的惨败当中认识到，突出地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作为一个阵营的首领，不但要负得起自己国家的责任，而且还要负得起其盟国的责任。这就如一个江湖大哥，面对手下的兄弟，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穿衣问题。当吃穿都成问题的时候，那么昔日维系和约束这个群体的江湖道义就要成为行为的绊脚石了。如果当时中国接替前苏联的位置，成为东方阵营的首领，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担负起自己国家十二亿人口的吃饭穿衣，还要担负起那些兄弟盟国几亿人口的吃饭穿衣。这对于家底并不殷实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前苏联发生巨变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农村已经初显成效，整个社会的物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缓解，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不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人们见面打招呼已由过去的“吃了吗”，逐渐换成了“你好”。但是，相比于农村的改革，城市范围内的改革却随着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而使大众陷入了彷徨，面对一些新生事物，人们仍习惯于首先要弄清楚它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有些来自基层干部与群众迸发出的创意和壮举，就淹没在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当中。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几次“严打”，给作为改革开放政策贯彻与执行最基本力量的“李向南”们，刚刚燃起还不够炽烈的改革开放热情带来的冲击，使当时的最高层又想起了文革的负面效应。但是，国际形势带来的压力已不容最高层在这个问题上裹足不前，患得患失。因此，“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迈得再快一些”，成了邓小平对干部与群众最殷切的期望，而“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则成了邓小平对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干部的最后通牒。自那以后，中国悄无声息地利用自己最具战略优势的，被经济学家称为廉价劳动力的人口资源，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生产的产品开始静悄悄地摆上了西方国家的货架，逐渐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当中。虽然有些西方人一辈子也没接触过中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的脑后还是梳着“辫子”，但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若说中国的抗日和解放战争靠的是小米加步枪，那么这场以改革开放为旗帜，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战争，靠的就是成衣和日用小商品等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这些商品在那些号称经济精英的眼中是附加值极低的低端产品，难登什么高端经济的大雅之堂，但是，作为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战略的第一个冲击波，生产这些商品的勤劳的民工，是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的功臣，他们的功绩不亚于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中国军威和国威的志愿军。二十多年前，这些廉价劳动力开始由农村进入城镇的时候，得到的不是欢呼与礼遇，而是市民的集团式的歧视与冷漠。但就是这些人，可以生产出几亿甚至十几亿条的牛仔裤，来换取中国至今还生产不了的大飞机。如果不是某些排华议员的反对，此时此刻，那些美军兄弟可能正头顶着这些中国民工生产的贝雷帽，在世界各地维护和平。 在当今产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等这些新名词叫得当当响的世纪之交，中国又打了一场漂亮的现代化的人民战争。五十多年前，毛泽东与蒋介石对抗的那个年代，蒋介石和西方，包括斯大林在内，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勇气、谋略和魄力。而毛泽东则凭着“人民战争”这个总战略，在武器装备、人员数量及素质和经济基础极不对称的情况下，赢得了最终胜利；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现代化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战争中，西方又一次重复着当年的错误，低估了中国人民的精明和智慧，鬼使神差般地让中国成就了另一个神话。人民战争这个思想，并不像那些肤浅的精英想象的那样落后。正相反，它仍然是弱势一方在不对称的对抗形势下能够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 倘若把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理解为一种竞争的话，那么现在这种竞争仍在继续，只不过是更多的人参与到了这场竞争中。是竞争，就要公平。如果人类还想在世界上找到一种绝对公平的东西，恐怕就只有时间了。任何事、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崇尚科技进步的我们，可以做到上天有路，入地有门，看似无所不能。但是，在时间面前，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秒一秒地在我们面前从容走过。任凭我们如何挣扎，都换不来时间的丝毫倒退，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停顿。在时间面前，即使圣人也要在无奈之下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社会的前进与发展，需要各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竞赛，竞争给人类提供了动力，也正因为这是一场有人参与的竞争或竞赛，公平似乎注定要变成一种奢求。要想得到公平，我们就只有求助于不受任何势力左右，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有任何偏袒的“时间”，去做这场竞争的裁判。用一句东、西方都能够明白的俗话说，“我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