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是政治桂帅，不是科学挂帅”

35 “是政治桂帅，不是科学挂帅”

春节的早晨，我们起得很早，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了。其实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习惯，是我国大多数地区过年的习惯。早起拜年，不能不早起。1958年以后，没人给我们拜年了，我们也无须给别人拜年，不过似乎早起才有年味儿，所以我们依然保持着这一习惯。

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洗漱之后煮饺子吃。我们还是吃上饺子了，因为秋收前我们吃的还是城市人口的供应粮，有一定的细粮比例，宗和早就为春节吃饺子储备了白面，因此我们家比一般社员家庭的细粮还丰富一些。

我们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我们怎能指望贫下中农来给我们拜年呢？何况上级早有指示：“过革命化的春节，禁止拜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屋里屋外拾掇得利索干净，每人换上一套干净衣服。这也是我们的民族传统：穿新衣，戴新帽，干干净净过大年。这样就多了一点喜幸的气氛，对自己是一种安慰。

我们还没来得及消停一会儿，柴门外就拥进一拨人来，一片声地嚷嚷：“给三姑拜年，给姑父拜年！”“给姑奶奶拜年，给姑爷拜年！”没想到这么热闹！一拨接一拨地来，先来的都是男的，后来的是年轻媳妇。拜年的队伍不停留，在屋里转一圈儿，前头的出去，后头的才能进来。据说过去都要跪下磕头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取消了磕头的礼节,只留下了历来的问候：“起五更吃了几碗饺子？”（春节早起叫作“起五更”）问候话全是这个版本。能吃饭，吃得多，是健康的标志。连辛弃疾的词里都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就把吃饭作为衡量健康的标准。在农村，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吃饭问题，以它作为新年第一句问候长辈的主题，是十分自然，也是十分恰当的。

来拜年的都是骆家一族里的人。按老规矩初一这天只是给族内的长辈拜年，出嫁的闺女就是外姓人了，辈分再高也不在今天的拜年之列，说明骆家的本家依然把宗和看成是族人。男女都是3拨，一拨来自南庄，一拨来自西头，一拨来自东头。他们都是先就近拜，每到一家，这一家的晚辈就参加进来，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我家在十字街，是中心地带，是三支队伍的交会点，显得特别热闹。我们在城市里还不曾见过这样规模庞大的拜年队伍，使我们兴奋不已。十年来，我们似乎是第一次回到了人间，尽管“人间”是如此贫穷，精神却如此富有！

拜年的人群里没有党团员和“吃皇粮”（农民对公职人员的戏称）的干部、教师。不过下午就有几个团员来补拜年了。晚间又来了几个教师，他们反而不是走形式，是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叙谈。

看来民族传统、民间风习，都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的。

 

喜气洋洋的春节倏忽之间已远去，春荒紧逼而来，上级又拨下来一批“借销粮”。“借销粮”与春节前的“返销粮”不同，“返销粮”是政府把农民缴的公粮有偿地返还给农民，不需要再还粮食给政府。“借销粮”是暂借政府的粮食，到秋后要如数无偿地还给政府，这是“借”字的意思。但农民却要掏钱购买，这是“销”字的意思，“借”与“销”合二而一，就出现了这个有趣的名词“借销粮”了。“借销粮”每人10斤，依然是杯水车薪。

旱情严重，整个春天滴雨未见，夏天来了，几乎每天都是晴空万里。有时看见几朵浮云像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从不驻足。“云朝西，淋死鸡！”“云朝北，满天黑！”这些农谚也都过时了，朝西朝北的云都很难聚合。偶尔也有阴云四合、雨意浓浓的时候，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喜色，然而笑口还没有合拢，浓云在空中就消化了。仿佛有多少水分也难以濡湿这干燥的空气，哪儿还有点滴的雨水降落到地面呢？天干了，人的心焦了，地里的庄稼枯了！麦地里的麦子长得像癞痢头上稀疏的头发，一尺来高就秀穗儿。这年夏收，每人分到了8斤小麦，这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

夏收如此，秋收与去年不相上下，这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大队总算能体谅我们的困难，把那笔安家费的剩余部分全交付给我们了。我们就是用这笔钱购买了“返销粮”和“借销粮”，又在集市上买了一批高价粮，才度过了这最困难的一年。算计起来，这一年添购粮食的总量，恰与去年秋收分配的口粮数近似，这使我们感到极大的恐慌，如果今后每年都是分多少买多少，我们的钱从哪里得来？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出工，争取在秋收结算时能多挣点现金。小潜显然要以一个男子汉的姿态挑起家庭生计的这副重担了，他不曾和我们商量，就在生产队里争取挖河的机会。挖河是最苦最累的重体力劳动，因而待遇高，每天不是记8分工，而是14分工，并且吃公家的饭，既可以多挣工，又能大量地节省家里的粮食。不过春季的挖河机会他没有争取到，秋季他终于走上了挖河这条路。一去两个多月，返回时已是冬季了。

小潜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有苦自己吃，有罪自己受。他从不向我们坦露挖河那种难以承受的超体力负荷和艰苦而苛刻的生活待遇。但他那又黑又瘦、形容枯槁、疲惫萎顿的精神面貌，已经把挖河的苦况表露无遗了！他才17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却承担了一个壮劳力也难以承受的艰苦劳动！每天不明天就起床，晚上摸黑收工，其间只有15分钟吃饭的时间，一天连续十三、四个小时，都是推载重500斤以上的小车，一趟就要跑650米的长度，攀登高10米的陡坡。连长（以公社为单位组成一个连，约160人，连长是公社派遣的领导和监工的干部）为了邀功，还要额外延长劳动时间，提前出工和晚收工。河工们睡的是潮湿、带露、带霜、结冰的帆布帐篷，吃的是以高梁面为主的又黑又硬难以下咽的窝头。在超强劳动中把河工的肚子都撑大了，每人每天吃粮食在4斤左右。如此骇人听闻的饭量，就可以推知体力严重消耗的程度了。

我们明知儿子在受苦，但为了求生，又有什么办法？从1969年秋季到1974年为止，一年两季挖河，小潜一次不拉地参加了。挖河把他锻炼成铁打的汉子，练就了比一般人更高的推小车的技术。在一次小伙子们打赌比赛中，他居然推起了900斤超高限度的小车，使一些年轻精壮的社员看着咋舌。

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对于挖河颇有微词，他们说，自从挖河以来，就闹旱灾，旱情一年比一年重。他们把干旱归咎于连年不断地挖河。“老是挖，挖深、挖宽，破坏了水脉，还能不闹荒旱！”他们用极简单的语言，道出了颇为深刻的科学论断。1986年我在杭州疗养，同室的一位铁道部设计院的同志，谈到当年的海河工程，他说他听过几位水利专家的看法，都对海河工程持否定态度。他们说：“根治海河是政治挂帅，不是科学挂帅。只服从‘根治水患’的政治口号，忘掉了‘兴利除弊’的科学原则。所谓‘根治’就是从根本上清除水患。为了达到‘根治’的目的，领导工程的干部只能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大量的河水排入海中。不是把河水看作国家的宝贵资源，而把海河水系看作是万恶的‘阶级敌人’，于是一味地把河床加深再加深，加宽再加宽，河堤筑得比城墙还高，导致了水资源的大量流失。几年来，海河水系已经全变成了干河。因此海河工程不是水利工程，而是‘排水工程’。海河干了，海河流域怎能不干旱？这是河北平原连年干旱的原因。”据说当时曾有专家提出异议，有的因此而戴上了“右派”帽子，有的被封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海河工程确实是“排水工程”，仅小潜参加的挖河，就在平地上挖出两条人工河来，一条是永定新河，一条是章卫新河。这是在海河水系中增加了两条通畅的排水渠。新河宽800米，河堤高10米。两条人工排水渠就具有如此的规模，整个海河工程的浩大就可想而知了。

海河工程是河北农民的沉重负担，每年两季要抽调大量的精壮劳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挖河大军，以千军万马的人海战术与海河水系进行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河北的农民还要无偿地供应挖河大军的充足的粮食（仅小小的骆屯每年支付的粮食不下万斤）及一切必要的物资。

旱情严重，老农民们坐在一起聊天，不免怀念起过去发大水的日子来。他们说以往骆屯三、五年就要发一次大水。村里的地势高，大水淹不到村里，村外的低洼地都泡在水里了。村南的大坑里可以行船。发大水的当年，庄稼有损失，不过是局部损失，不像旱灾，一来就是全面损失，以至于颗粒不收。而且大水过后，接连能有一两年的大丰收，因为经过水涝的土地特别肥沃，大水淹没的动植物都沤成了极好的有机肥。所以合计起来，丰收的结果大大超过了水灾的损失，还是划算的。现在连年荒旱，越旱土地越沙化、盐碱化，越失去了肥性，越来越薄，越不好种庄稼了。

年年干旱，水位继续下降，大部分的井都干涸了，村西口最大最深的一口砖井也难打上水来。每天早晨，人们早早起来去抢水，只能从井底刮起半桶泥浆来，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用。直到村东南大队打的一眼机井成功了，才解救了全村的干渴。机井抽上来的是地下水，又清又甜，人们真是喜不自胜。机井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生活用水，更重要的是使抗旱保丰收有了保证。所以1970年的秋收，虽不能说是丰产，社员们分到的口粮基本上够吃了。人们欢欣鼓舞，庆幸有了这眼救命的机井。一眼机井供应全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显然并不富裕，所以各生产队都筹集资金，先后都打了机井。生产队用上了机井，购买了化肥，社员的日子就比以前有所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