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惊人的整齐划一----革命样板城市一瞥
前年集训的时候,我曾一心一意地要找死,却是求死不得;现在有充分的自由去死,我却不肯死了。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正在上演的是一台缺乏真实感的戏,我想要看到大幕落下之后的真实景象,因此我不能死。
我判断回迁已完全无望,而我的灾难才刚刚开始,斗争形势正在向更凶猛、更残酷的方向发展,市里、区里和各大单位都开始建立更“革命”的武装权力组织----“文攻武卫师”和“文攻武卫团”。从那个学生主任和他的伙伴们的随意闲谈中,透露出的有关“文攻武卫”的片断,就够令人不寒而栗了。主任说:“文攻武卫打人的工具是钢丝鞭,外边套的是胶皮管子,里边是用细钢丝拧成的鞭子。打在人身上外伤不显著,内伤却十分厉害,两鞭子下去,没有不吐血的!”主任说:“文攻武卫指挥一切,权力比公安局、法院大得多。”有人问:“文攻武卫也能领导革委会?”主任说:“革委会算老几?你不见满街的小字报都在糟蹋杨葆华(原青岛市革委会主任)。说什么:谁说杨葆华卖花生米是一毛钱10粒?不对,是8粒。谁再敢说杨葆华卖花生米一毛钱10粒,就砸烂他的狗头!”孩子们訇然大笑起来。
我琢磨着:文攻武卫这样强大的实力组织,只有主动的“攻”,哪儿还需要被动的“卫”呢?被他们攻的都只能束手待毙,哪儿还有对抗或还击的力量?还需要“卫”吗?手持钢鞭的“攻”还能叫作“文攻”?分明是一个不需要“温良恭俭让”的“武攻队”却要冠以温文尔雅的“文攻”雅号,可见恃强凌弱毕竟不是光彩的事,还不能不加以粉饰和伪装!
从“文攻武卫”的建立,可以预测形势的发展。攻击的目标首先选择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总不能等着死在钢丝鞭下吧!不,我要活下去。要活就要逃离这险恶的环境。
我就这样当机立断,于
我身上只有刚领到的6元钱和24斤粮票。6元钱不够支付全程的火车和汽车的费用,只好对不起铁路了,我买了一张到沧口的短程火车票,沧口与沧州一字之差,也许可以蒙混过关吧!我坐上了火车,并没有脱离危险的安全感,一则是不敢逆料骆屯的革命派将怎样对待我这个“逃兵”,再则如何安排农村的生活心中无数。真的是落荒而逃,茫然不知所措。
今天是“五四运动”49周年纪念日,“五四”的先驱们追求的是“科学与民主”,中国人民为民主与科学奋斗了半个世纪,取得的是怎样的科学与民主呢?我想起了我喜爱的歌曲《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那些在红五月里流尽了鲜血的志士们的在天之灵,面对当前的斗争形势,该作何感想呢?
……
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一路上不曾查票,顺利到达沧州。但是出站的时候,我的车票骗不了精明的检票员,我被他一把拉住,送进了出站口旁边的一间没有人的屋子。这间屋是个穿堂屋,前门通往站内,后门通向站外。两张门都大敞着,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步就跨出那张通往站外的门,我却迂腐得有点儿可笑了,端坐在对着那张门的椅子上,看着站外那熙熙攘攘的行人,却不敢立起来跨越那道门槛。我想过好多次应当行动,却像是检票员有定身法,把我钉在椅子上不能行动似的。这是长期受精神束缚形成的一种可悲的变态心理,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亲身经历使我相信历史上的“画地为牢”一定是确有其事,且行之有效的。那决不是什么仁政感召的结果,恰恰是专制暴政统治下精神奴役的结果。
等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后悔不该不早走,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似乎又不该走了,以免前功尽弃似的。大概那个检票员早把我忘了,出站口已关闭多时了,他却迟迟不来。终于他来了,看见我还坐在那里,先是一愣,大概是惊讶我愚蠢得超乎常情了吧!他只好向我招招手说:“你来吧。”把我领到车站派出所交给了一个铁路警察。警察盘问了我几句,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只说了一句:“以后别这样了。”就扬扬手打发我走了。我不禁在心里笑骂自己:“呆鸟,世界上少有的傻瓜!”
回到骆屯,先去看望三嫂子。我不便向她详细叙述青岛的情况,只是说现在回迁的手续还没有办妥,我先回来看看。
借用张士桢家的那间南房已经退还本主了,我连个栖身的地方也没有,暂时和小潜一起住在三嫂子院外夹道里一间柴草棚子里。村里还没有把我们这一家安排在哪个生产队,没有生产队就不能参加劳动,不能挣工分,秋收时也不能分配口粮。今后将怎样生活?宗和不在身边,我像瞎子离开手杖一样,将寸步难行,不免恐慌起来,后悔仅凭一时的冲动,贸然行事,落得个进退两难!不禁惶惶然不可终日。
第三天上午,有人来叫我到大队部去一趟。我走进门一眼就看见刘仁民坐在屋里,旁边还有一个学生。我明白,群力中学还不肯放过我去,心里反而踏实了许多,似乎是刘仁民替我解决了难题。刘仁民说:“跟我回学校吧!”我说:“好。”他见我很驯顺,也就放心了。嗣后对我说:他一进村,先和村里的民兵组织取得联系,如果我不顺从,就由民兵帮助他强制执行。
我们当即离开了骆屯到肃宁来。本来应当买东去沧州的车票,他却买票西去保定,自然是为了借机作一次公费旅游。
和刘仁民一道来的那个学生姓徐。刘仁民说:学校成立了护校连,徐是护校连的连长,他暗示我,回校以后我归护校连监管。一路上我观察这个连长,文静而善良,和我和睦相处,没有敌意。我暗忖:如果真的是由他负责监管,可能不会过分难为我。
到达保定,刘仁民不急于买车票南下,就得先找旅馆,当时全国各地的旅馆床位都是供不应求。我们找了几家都已满员。旅馆里的人指点说:只有到澡塘去或许能找到床位。于是刘仁民领着我们穿街走巷去找澡塘,一路寻问打听,好不容易才在一条陋巷中找到了一家澡塘,答称:要等到晚上10点浴客散尽后才接纳住宿客人。刘仁民预定了三张床位,然后去逛街。
我无心观看路旁景,保定也确实没有可供游览观赏的去处,我只觉得到处是乱哄哄、闹嚷嚷,令人烦躁不安。我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随着他俩在人群中穿梭,感到疲惫不堪。
晚饭到一家小饭馆去吃“照饼”,据说是保定的特色食品。饭馆还是那种老式布局,厨灶设在门脸儿上,我们的座位就在厨灶的旁边,因此参观了制做照饼的全过程。饼就是一般城市里都有的那种大饼,饼切成条儿,和其他城市的烩饼、焖饼的切法无异,只是不放进锅里去烩或焖,而是装在碗里用锅里沸腾的汤一遍遍地浇,浇上滗去,再浇再滗,反复多次即成。我长期吃的是粗食淡饭,今天吃照饼应该是一种享受,无奈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竟毫无食欲,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走出饭馆,才到下午8时,离澡塘接纳住宿还有两个小时,如何在昏暗的大街上消磨这两个小时?连一直兴味盎然的刘仁民也犯了愁。人困马乏,无处可去,只好遛到澡塘门前的台阶上去坐等。无事可做、无话可说、无景可观,百无聊赖中,苦闷、伤痛、怨怒、愤懑、懊恼、忧愁一起涌上我的心头,真是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
澡塘门前来等待住宿的旅客越聚越多,刘仁民早定了床位,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此刻才来,难免要露宿街头了。10点后,浴客散尽,浴池才向旅客开放。室内那种公共浴池特有的恶浊气味浓烈得令人窒息作呕。我躺在肮脏、潮湿、狭窄的铺位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黎明前我们登上了从北京开来的京汉直快车南下,于早晨七时到达石家庄。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当时是著名的革命样板城市,全国都在向石家庄学习,各地的革命派都派专人来“取经”,这是石家庄的鼎盛时期。我们走出火车站立刻就感到了浓浓的、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革命”气氛。车站外的十字路口建立着一座
石家庄整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惊人的整齐划一。看到一条街,就看到了所有的街,看到一家商店,也就看到了所有的商店。大街两侧是两排同一形式,同一色调,同一高矮的灰砖灰瓦平房。一门两窗就是一家商店,同一规格的玻璃窗和镶着半截玻璃的风门,一律不挂牌匾,不贴招贴,没有陈列商品的橱窗。每家商店门上,在同一位置,同一高度,贴着一张统一印制的大红纸斗方,印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忠”字。每一住户的门上也同样贴着这样的斗方。中国的传统道德已经随着“破四旧”破除殆尽,只有这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的“忠”,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推崇到了极致。可谓“取之有道,用之有方”了!
我看着石家庄的这整齐划一的一片灰色,却产生了与参观秦始皇陵墓中排列整齐的灰色兵马俑时有相似的感觉。
刘仁民想买烟,但不知该推哪家商店的门为妥。如果不推开那一律关闭着的风门看看,就不知道是绸布店还是理发店,是百货店还是药店。踌躇再三,他硬着头皮推开了一家的门,真巧,正是一家卖烟酒糖茶的杂货店。店堂正中的神龛里,贴着毛泽东的彩色标准像,下方的供桌上规规矩矩地摆着4卷《毛泽东选集》,用一条红丝带十字交叉地捆在一起,上边绾了一个硕大的蝴蝶结,说明这是供品而不是读物(这是标准的“革命化”陈设,我们走过好几家不同的商店,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售货员一见有顾客进门,立刻态度严肃地说:“毛主席万岁!”这是打招呼的意思。刘仁民不愧当过几天革委会主任,反应极灵敏,答道:“毛主席万岁!”售货员问:“毛主席万岁,你买什么?”刘仁民说:“毛主席万岁,我买一盒烟。”问:“毛主席万岁,什么牌子?”答:“一支笔。”售货员瞪了他一眼,他立刻补上了一句:“毛主席万岁,一支笔。”售货员拿出一盒一支笔烟卷来,一手递烟,一边说:“毛主席万岁!”刘仁民已经烟瘾大发了,一见烟,恨不得一手夺过来。他伸手去接,售货员却把手缩了回去,刘仁民这才悟到自己又犯禁了,连忙说:“毛主席万岁!”接着他把手里的一张5毛钱的钞票递过去,这次他牢牢地记住了抢先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把找零的钱递给他说:“毛主席万岁,找你三毛一。”刘仁民熟练地说:“毛主席万岁!”才接过钱来。
走出商店,刘仁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来檫脑门子上急出来的一层汗。经过这一次的实习,我们再进商店,就懂得用“毛主席万岁!”作“敲门砖”、“挡箭牌”和“通行证”了。而且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万岁!”
我们找到了新华书店,知识分子都有逛书店的瘾,尤其到了革命样板城市,总要看看这里的书店的特色,它大概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的。新华书店的神龛和供桌上的陈设除与所有的商店相同之外,红宝书的旁边还多了一只金色的花瓶里插着一束绢花。货架上空落落的情况也与其他商店相仿,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只有正面的4个书架上有书,两侧的书架全是空的。正面左侧的书架上全是《毛泽东选集》,有中文版的两个版本,有英文版译本。右侧则是零零落落的马恩列斯的著作。店堂中央的台子上陈列着《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几本《红旗》杂志,再没有其他书籍了。我们仿佛走进了一座“文化沙漠”,我久久地望着那瓶绢花,它是这荒漠中的唯一亮点。 我不禁从心地涌出了一首《咏绢花》的歪诗来:
群芳尽去绢花来,
独占金瓯上瑶台。
有色无香无风韵,
侬家生就是王牌!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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