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夏天的旋律

32 夏天的旋律

 

农村的疾风暴雨式的运动高潮已经过去，这次回来，不曾开过斗争会，也不曾被召去参加义务劳动。政治气氛的松缓，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就越发正常了。

公社里召开了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我和社员们一样参加了大会。忆苦思甜不是让经历过旧社会的老农民去控诉旧社会的罪恶，而是由公社宣传队的一个青年干部宣读一篇《农民的血泪史》，那是一篇以一个受压迫的农民的口述历史的形式写出来的文章。叙述一个长工在地主家里受虐待的经历：吃的是猪狗食，还不让吃饱，被关在水牢里，戴着重镣，用粗大的铁链子捆着，蹚着一尺多深的水为地主推碾子，地主坐在旁边用皮鞭抽打他的光脊梁。那位宣传干部是用带哭腔的调子朗诵这篇作品，可惜他不是演员，他的哭腔不像哭，造作得很滑稽，引逗得满场子的群众发出一阵阵的哗笑，忆苦思甜变成了开心的滑稽表演。大会在笑声中结束，大家都轻松而愉快地挣得了半天的开会工。 归途中社员们说：公社领导学精了，不敢让贫下中农上台去忆苦思甜了，惟恐再出现一个吴大锅。我们这次回来，吴大锅老人已于年前去世了，但是他留下的忆苦思甜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下来，为社员们津津乐道，常到我家来串门的张眼（大花的弟弟）、骆大青都曾绘声会色地讲过这个故事，在大队里干活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似乎能给大家带来乐趣。

那是1964年搞“四清运动”的时候，公社里也召开了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请吴大锅上台去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吴大锅是全公社唯一的一个雇农，当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常年为大地主扛活，他的亲身经历必然是极好的阶级教育素材，公社领导选择他来主讲，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吴大锅也毫不含糊，上台就讲，讲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他说：他一直在肃宁城里的大财主王家扛活儿，给老主人赶轿车。他首先描述了财主的轿车多么阔绰，每年上一次油漆，油得像镜子一样能照见人。半人多高的铁皮木轱辘轮辐都旋成了葫芦状。冬天，车上套的是红毡套，挂上棉帘子，双套骡子。两匹一般高，一般黄里透红的毛色的高大骡子，养得膘肥毛亮，像是浑身披了缎子。头上顶着大红缨子，脖子上挂着两串鸡蛋大的白铜响铃，鞍子是嵌银镶景泰蓝的。他坐在车辕上，在空中打个响鞭，骡子就小跑起来，铃铛响得清脆悦耳。

吴大锅讲得兴奋起来，昂首挺胸十分得意，好像他是那轿车的主人似的。公社领导听不下去了，插话说：“你只讲讲地主老财给你吃的是什么、咋地待承你就行了。”吴大锅说：“平日早饭吃的是玉米面加豆面暄腾腾的窝头、馇子稠粥。中午是小米面窝头，有时是白饽饽，豆腐粉条烩菜。初一、十五都有肉，吃白饽饽。出车的日子必定是白饽饽、大烩菜。中午多半在财主的亲戚、朋友家吃，我虽在下房吃，也是有酒有肉好待承，最不济也是咱待客的煎鱼、烙饼、炒鸡蛋。每年过年，总要给我一个饽饽篮子，满满一篮子白饽饽、肉包子、炸油糕，够我和家里的吃十天，半个月的。”

公社领导的脸都气白了，一挥手说：“行了，你下去吧！”社员们听得津津有味，馋得直咽唾沫。吴大锅吃过的比他们见过的还多、还好。他们常常翻出来复述一番，正像我在劳教所里和教养员们一起回忆吃过的，见过的那些好吃的东西一样过瘾。

 

骆屯的夏天与冬天大不相同。冬天是那样冷清寂静，大街上轻易见不到几个人影儿，也很少听到嘈杂的人声，仿佛村子也有“冬眠”。夏天的骆屯被暑热蒸腾得沸腾了。上午早出工，早收工，下午晚出工晚收工。以避开当头烈日的炙烤，歇晌的时间不短。许多人都离开了闷热的家，到大街上、村边找树阴。男的铺下块草苫子倒头就睡。老头们的觉少，聚在一起抽烟啦呱儿，女人们坐在蒲墩儿上做活儿，媳妇们念叨婆婆的不是，婆婆们说道媳妇们的霸道。男人是一律光脊梁，40岁以上的娘儿们也都是上半身全裸。这一景象是城市里见不到的。只有三嫂子衣衫整齐，保持着旧家风。篮子家的在家里光着上身，每当我们到她家去，为了礼貌，她会扯出一件褂子来披在肩上，只遮住了后背依然敞着怀。她坐在街上也是这副打扮，以有别于其他的女人。这一风气本无可厚非，人体属于自然，遮与露无足轻重，在艰苦岁月中，省件衣服也是应该的。宗和守旧，看着不顺眼，总向我嘟哝：“越来越不像话，以前可不是这样，像卖肉似的！”

傍晚就更热闹了，各户的屋顶变成了家庭广播台，有站在屋顶“啷啷啷”叫猪的，“咕咕咕”叫鸡的，这是在招唤那些放养得满街跑的猪和鸡，该归圈进窝了；也有叫：“他爹，吃饭了！”“巴巴蛋，还野着不回家？快来家吃饭吧！”一片纷繁的女高音独唱。叫孩子的多一些，男孩子的名字千奇百怪，“屎蛋”、“小猪”、“石头”，越贱越好，越肮脏越好，肮脏得叫阎王爷嫌弃，贱得不像人样儿以哄骗阎王爷，这孩子就可能从生死簿上被注销掉而长命百岁。于是在这黄昏的交响乐中就充满了许多不堪入耳的怪名字。

更不堪入耳的是骂街。“骂街”一词我是熟悉的，却还不曾见识过真正的骂街。我是第二次遣返来骆屯才聆听到了的。骂街也是女人的专利。骂街一般不指名道姓，但却有所指。枣树上的枣子被人偷了，母鸡被人引诱着“跳窝”到别人家去下蛋了等等，都会成为骂街的内容。有的是指桑骂槐，借着骂自己的孩子发泄怨气，被骂的人自然能品出话中的滋味。有时单骂会发展成对骂，就更加热闹了。最热闹的一次是篮子家的和发嫂子在前后两座房顶上的对骂，那是一次没有主题、没有情节的对骂，是用最恶毒、最凶险的字眼儿和高分贝的声音力图压倒对方的持久战。若拼体力，篮子家的当然不是发嫂子的对手，凭伶牙俐齿则篮子家的就远胜一筹了，发嫂子只能演配角，好像说相声的捧哏角色，接对方的话把儿而已。这场“擂台赛”，让全村的男女老幼过足了看戏的瘾。我暗想难怪发哥和篮子都被人瞧不起，这妯娌俩的表演，就够人们背后里议论的了！宗和听着气得脸都白了，恨恨地说：“真是家门不幸，把祖宗的人都丢尽了！”

还有一件事使宗和耿耿于怀，自认为是在我面前丢了面子，就是宗和说过“我们骆屯的农民口头上也不带脏字。”那还是我们1949年刚到青岛的时候她说过的话，因为我们听到一些青岛人貌似文明，开口却难免带出脏话来。尤其是青岛的年轻女性，美的多，丑的少，然而就是这些打扮入时的美人儿，居然在公众场合都可以毫不在乎地满嘴出臭！我们听着大为惊骇，宗和才说出那番话的。但是这次回来，我们广泛地接触了骆屯的多方面的人，不说脏话的竟是凤毛麟角！宗和在吃惊之余，颇感尴尬，曾一再向我表白：“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

有一天一位老人满仓来串门，年近古稀，辈分却很小，是宗和的侄子辈，为人善良、儒雅。闲聊中谈到村里现在的风气，他跌足叹道：“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人越来越野了！”他对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吵嘴骂街、满嘴脏话，以及女人们的光脊梁现象等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满仓走后，宗和舒心地说：“听见了吧？我给你说过去不是这个样儿，你总不相信。”我笑着争辩道：“我几时说过不信你的话来？”她说：“别嘴上不说心里的话了！还用说出来，看你的神气就是不相信嘛！”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又要冤枉人了，你自己心虚，偏来怨我！”

对于那种被称作“国骂”的肮脏话的来源，我曾有过自己的解释，我认为那是被压迫者无法直接泄愤，只能用漫骂来替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宣泄方式，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衍化成风。那么骆屯的群众原来无此恶习，现在居然大多数人习以为常，又该怎样解释呢？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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