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第二次遣返

30 第二次遣返

 

在青岛等了一年半的时间，等呀，盼呀，等来盼来的却是第二次遣返！

1968年8月，四方区指示群力中学和铁路二小派员遣送我们3口回原遣返地。群力派了一位教师周士良，铁二小派了一位教师刘朝礼“押送”。这两位没有把我们视为寇仇，也不把我们作为囚犯押解。与第一次刘玉明的态度大不相同。在当时越左越革命的形势下，这种友善的态度，是使我们既震惊又感动的。

我和刘朝礼原来并不认识，和周士良以前也很少接触。1964年我初到群力中学时，周士良就是该校的政治教师兼教职员团支部书记。我自从有了右派头衔之后，对于政治干部总是敬而远之。周士良当然也没有理由来接近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谦虚、老诚的人，没有表现出一般政治干部那种咄咄逼人的优越感来。在集训期间，斗争我的大小会上，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我们刚上火车，不到开车的时刻，周士良走下车去，在站台的售货亭买了两盒香烟从车窗递给我，用手势表示叫我不要声张。我自然明白，这是声张不得的。他的馈赠表明了他的一片心意，有怜悯与同情，也有信任与尊重。两盒烟的馈赠，现在看来是“礼轻人意重”，而在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的当时看来，可以说是“礼重人意更重”呢！香烟是紧俏商品，计划供应，凭票购买，吸烟族人人感到烟荒。周士良要克制自己的烟瘾，才能挤出这珍贵的两盒来；一个民办教师，在工薪阶层中是处在底层的低收入者，他的月工资不会超过40元，两盒烟在当时的人际交往中也算是不小的人情了！在他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拿出两盒烟来送给一个并无深交的难中人，这份情义，又岂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呢？何况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举动是要冒政治风险的。给阶级敌人送礼，轻则是立场不稳，右倾；若无限上纲，什么罪名不可以加上呢？两盒烟所表达的是比黄金更贵重的情义啊！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浪潮早已过去，火车能正常运行了。车厢里也不像第一次遣返时那样逃难似的拥挤，由于两位遣返人员的善待，我们经历了一段平和而轻松的旅行生活。到达肃宁后，也不像当年刘玉明那样催命似地把我们赶到骆屯以卸“包袱”，而是把我们安顿到招待所住下，他俩先去骆屯与大队联系。

第二天在招待所吃过早餐才动身回骆屯。骆屯一个“五保”老人在不久前去世了，她在十字街留下了两间土坯屋，大队就把这两间屋拨给我们安家。两位遣返教师看着我们有了落脚之处才告辞。

 

这是两间北屋，东边与东邻一墙之隔，南边是南邻正房的后墙，西边没有院墙，正对着十字街。大队派工替我们垒了西墙，开了一张地道的柴门。

大队把我们划归第五生产队，生产队按规定分给我们每人1.5分土地，全家4口共6分地作为我们的自留地。现在我们有了可以安身的家，有了生产队的归属，有了自留地，具备了在农村生活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心情就与第一次遣返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这一年多的颠沛，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回城的设想，做长期留在农村的打算。

垒院墙剩下了不少土坯，在宗和的设计下，我们利用这些土坯在院子的南头盖了一个小屋，全家齐动手，和泥、砌墙山、砌出门和窗，用树枝当椽子，搭上秫秸箔，抹泥封顶，小屋就建成了。分割成里外两间，里间用纸糊了墙壁，拾掇干净还可以住人，热天小潜就住在这里，外间堆放柴草。在农村，柴草棚子是生活所必须的，以防柴草着雨，点不着火。

要安一个适应农村生活的家，比在城市安家复杂得多，储存粮食需要容器，生产劳动需要工具。秋收后队里分配的粮食和自留地的收成，这是全年的粮食，同时进家，就需要较大的容器来贮存。买大缸大瓮固然好，但是我们没有那样雄厚的资金。而且当地人没有一家能那样奢侈，家家都是自力更生，亲自动手制做“壳拉”和“斗子”之类的容器。“壳拉”的体积小，用来放置加工后的米面。“斗子”体积大，是盛放原粮的工具。壳拉是用纸浆打制的。把废纸浸泡后捣烂成粘稠的纸浆，用瓷盆作模具，扣在桌上，外边均匀地敷上一层纸浆，用木条捶拍结实，晾干后脱离瓷盆即成。壳拉里外裱糊上白纸，外面往往要剪贴上彩色图案和花边，装饰得漂漂亮亮，摆在屋里也是一件美观的摆设。斗子的用料以胶泥为主，加入纸浆和麻刀（碎麻）。纸浆为了减轻斗子的重量，麻刀为了增强粘土的拉力。制法与壳拉相似。

制做这类工具，宗和虽无实践经验，但在童年耳濡目染也熟知其制做的全过程。所以她毫不迟疑地动起手来，好几个大小壳拉，都是她独力完成的。打斗子时，三嫂子来帮了不少忙。此外宗和还用莛秆（高梁秆最上部的一段）穿盖帘，用麦秸草编蒲囤儿（盛熟食的用具），缧蒲墩儿（坐垫），还做调味的豆酱。

我这才惊奇地发现与我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竟然如此手巧、能干，有如此多不为我知的技能、技巧和技艺！来到农村才使她发挥出埋没了多年的潜能。她在农村生活真是游刃有余，可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举重若轻地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如果这个家里换一个和我一样笨拙无能的城市妇女，盲人骑瞎马，真不知如何打发这艰难的岁月？

添置农具是必须花钱的，我们总算把一些必需的农具置备齐全了。最昂贵的是独轮小推车。小推车的用途很广，是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的重要工具。队里的许多活儿要有小车才能干，如送粪，运输庄稼、粮食等；麦收、秋收分配的粮食、柴火都要用小车才能运回家。自留地里的活儿，和队里的一样要用到小车。所以这是必备的工具。我们还买了一架纺车。纺车在30年前宗和离开老家之前已经淘汰了。那时的农民都买洋布做衣服，比自己纺线织土布合算，纺车就失去了效用，被束之高阁了。然而30年后的人民公社时代，纺车又复活了，而且成为家庭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重要工具。社员们无钱买布，只能用自己种的棉花自家纺线、织布、染色，自家缝制衣服。政府供应的布票本应是无价证券，在社员手里变成了商品，卖给那些“外援户”或筹办婚嫁的家庭，算是社员的一点小小的收入。

同时纺车也是家庭副业的生产工具。有的公社办起了一种副业，到城市中去收集成衣店、被服厂的下脚料（布边、布头、碎布），不分丝、毛、棉、麻以及人造纤维，混合一起用弹棉花的弓子弹成棉絮状纤维，把这种杂色杂种棉絮分发给愿意纺线的人家去纺成线，合并几股，绕成线桄儿，样子很像粗毛线，居然在一些小城镇里畅销。于是女社员们趋之若骛，去领取杂种棉絮来纺，挣手工钱，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

宗和居然也是纺线能手，她纺出的线又细又匀。纺线既是生活的需要，也是谋生的手段之一，我们全家就要学会、学好。不久，我们就人人掌握了这一技术。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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