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父亲的生平

5  父亲的生平

 

清晨，睡梦中被妈妈叫醒，妈妈和姐姐已经穿戴整齐，看样子妈妈要带我们出门。无论到哪里去，我都会高兴的，整天闷在这阴沉沉的屋子里，心都要发霉了！姐姐帮我穿衣服，我伏在姐姐的耳朵上问：“上哪儿去？”姐姐悄声说：“不知道，不要问。”在压抑的气氛中，我们习惯了这样说悄悄话，连妈妈说话也是小声细气的。仿佛惟恐冲破这我们并不喜欢的寂静，仿佛大声比寂静更可怕。

妈妈把一个盖着毛巾的竹篮子叫姐姐挎着，妈妈提着一套四节的搪瓷食盒，就领着我们出门了。

太阳还没有从东山上爬上来，空气是清凉的，带着露水的芳香。我们走出巷子，走出叫作“沙滩”的一个旷场，就到了城门边。出了南门，走上一座三孔石桥，桥下浅浅的流水是清澈的，河两岸都是绿油油的菜田。我还看见了一大片开着红的、白的、粉红色的花的地段，漂亮极了，那样鲜亮，那样娇艳，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看的花儿！我和姐姐都高兴得眉开眼笑，恨不得跑过去亲一亲那花儿。妈妈却说：“那不是好东西，罂粟花就是大烟的花，是有毒的花，是害人的花。”我想起在横山见过的半死不活的大烟鬼来，谁能想到这样好看的花会把人弄得那样肮脏、那样丑陋，弄得变成了又讨厌又可怕的鬼呢！美丽的面容里竟然藏着一颗有毒的心！

东边山岗上矗立着一座十三层的砖塔——凌霄塔，好像是支撑着天宇的一根粗壮的擎天柱，仰头望去，塔尖都插进蓝天了。它是榆林的标志，远来的客商在几十里以外的官道上就能望见它了，它能使疲惫不堪的旅人得到安慰。

过了南关阁就到了三义庙。继父的灵柩从横山运回时曾暂寄在三义庙戏楼下的拱形隧洞里，做过道场之后才安葬到郭家的祖坟里去的。不知妈妈要带我们到哪儿去，我心里是惴惴的，看见三义庙就不由得想起慈祥的爹爹来，再往前走，尽是荒山野岭、沙丘草地，荒凉得让人发怵！

妈妈领着我们走进了三义庙前的义地。这儿密密麻麻地挤着不计其数的荒坟，我们在坟茔之间穿行寻找。我明白了，一定是来找亲爹爹的坟墓，我记起了姐姐告诉过我：“亲爹爹就葬在榆林城南的义地里。”我怯森森地紧跟在妈妈身后，在一座石灰封顶的墓旁停了下来，墓前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刻字我认得“胡公”和“春”三个字，我知道我猜对了，这圆丘下边埋着的就是我的亲爹爹。

妈妈把食盒打开，每节里盛着一样菜，一一摆开在碑前的石台上，从姐姐挎着的篮子里拿出香烛和烧纸。妈妈一撩裙子跪了下去，我和姐姐也连忙一边一个跪在妈妈身旁。妈妈一边点燃香烛和烧纸，一边颤声说：“我来看你了，带着你的儿女来看你了，我准备了几样你素常爱吃的菜……”妈妈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一阵咳呛之后号啕大哭起来，我和姐姐也“哇”地一声哭起来了。这是压抑了好久的感情的一次喷发，像是冲决堤坝汹涌澎湃的洪水一样再也拦不住了……

 

从那次上坟，妈妈逐渐讲起湖南老家的事和生父生前的事来。不过只是在谈到相关的话题时才涉及父亲的生活片断，从来没有系统地介绍过父亲的生平。经过许多年从母亲嘴里点点滴滴积累起来，我逐渐对父亲有了一个轮廓的印象，但依然是十分模糊和不完整的。

父亲胡翰春，湖南宁乡人，是一个世家子弟，祖父胡石庵（音），是甘肃粮道衙门的道台。经管着西北几省的粮秣。我推测可能是左宗棠平新疆叛乱时的后勤部。若不是军事需要，似乎就没有必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石庵公与胡林翼有血缘关系，不过不知道他们的辈分是叔侄关系还是兄弟关系。胡林翼是益阳人，而我们的原籍是宁乡，即使是同宗，也不是嫡系。

石庵公有四子，父亲行二，只有大伯父一人随祖父在兰州任上，父亲及两位叔叔都和祖母在一起留在家乡。父亲与继父一样同是秀才出身，没赶上参加乡试和会试。功名无望，父亲到兰州去找祖父想谋个公职。祖父很不以为然，对父亲说：“我为官从不用自己的权力给亲属谋私利。来求我谋职或求我举荐的亲戚同乡很多，我一概拒绝。你看你大哥跟我这么多年，我只让他随侍身边，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你若愿意留在这里，就和你大哥作伴，不愿留在这里，就回老家去侍奉你母亲。”父亲说：“我不是想利用爹爹的权力谋官做，我只是想做事，只因求告无门才来求爹爹。古人有‘举贤不避亲’之说。我不敢说自己‘贤’，但是多少也读过一点圣贤之书，懂得为人之道。我做事决不会坑害百姓，辱没祖先。”祖父说：“古人‘举贤不避亲’是向朝廷举贤，所举之人能否被用由朝廷决定。我不能向朝廷举荐你，只能向朋友或下属推荐，朋友碍于情面不得不用，下属畏于我的权势不敢不用，甚至要给予特别照顾。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这不是一个正直人的为官之道。何况借父祖的荫庇求得一官半职，并不光彩。自己的事业应由自己营建。”父亲说：“爹爹教训的是，不过……”他还想申辩，被大伯父用眼神止住，大伯父立起来说：“二弟刚到，一切事容爹爹慢慢安排，爹爹该午休了，我陪二弟出去逛逛。”大伯父把父亲拉了出来。大伯父告诉父亲，他跟随祖父多年，深知祖父的为人，在这方面祖父是很坚定的，多说无益。

两人来到后花园，坐在假山石上畅叙别情。父亲向大伯父吐露了他的志向，很想做一番事业，不甘心当“衙内”。正谈得起劲，假山背后转出一长者来，捻髯笑道：“二位世兄各怀大志，可钦可佩！”大伯父连忙行礼问候。并向父亲介绍“这是郑伯伯。”父亲亦连忙行礼问候。这位长者是一位商务督办，名郑侗，专管清政府与中亚各国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他见父亲少年英俊，一表人才，谈吐不俗，心下十分喜爱，于是说：“世兄若不嫌委屈就随老夫到国外走走，如何？”父亲一听大喜，他正想见世面、增阅历、广见识，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能跟随这位长者出国历练历练，真是求之不得的机遇，于是一口答应：“愿效犬马之劳。”

父亲就跟随这位商务督办出国，负责文秘工作。当时统称为“师爷”。至于到过哪几国、历时多久都不清楚。辛亥革命后，那个官商机构随着清廷的倒台而撤消，父亲经由西伯利亚大铁道从满洲里回国，大约是1912—1913年间的事。父亲与母亲幼时定亲，父亲回国已过而立之年，母亲也已二十五岁才完婚。

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是金条，据说数量不少。父亲把金条交给两位叔叔，请他们到长沙去兑换现银。不料两位叔叔不重亲情，见利忘义，交还父亲银两不足金条价值的十分之一。父亲十分震怒，要与叔叔们去对簿公堂。妈妈极力劝阻，妈妈说：“老母在堂，若兄弟反目，老人如何受得了，万一因此而有个好歹，你难免落个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名声。何况空口无凭，如何能打赢官司？岂不是自找烦恼！财物总归是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丢掉了，还可以挣回来。”父亲原是一时气恼才说出“对簿公堂”的话来，听母亲深明大义的一番劝告，也就忍了这口气不再追究了。

1915年姐姐出生。就在这一年，父亲的一个朋友从榆林写信给他，希望他到榆林去工作。父亲本来就不安于家乡的平静生活，他志在四方，只想外出闯荡，做出一番事业来。料想榆林地处边陲，是一待开发之地，必定是百事待举，用人孔急之时，何不就去以求发展。于是毫不踌躇就启程去了榆林。

在榆林两年多的时间，寄给母亲的信总说外边一切均好，让母亲放心。谁知他竟是报喜不报忧。母亲见他无意回转家乡，念及他在外孤身一人，生活上诸多不便。既然外边很好，何不去榆林合家团聚呢？母亲也不曾去信与父亲商量，就毅然决然变卖了全部家当，带着三岁的姐姐，千里跋涉到了榆林，没料到父亲正处在赋闲落魄难以为继的困境。至于何以落得如此地步，父亲却绝口不谈。父亲性格刚强好胜，失意之事宁肯闷在心中也不愿让别人为自己分忧，或者其中还有难言之隐不便诉说也未可知。

从他在榆林所交往的人来看，他不是一开始就失意潦倒的。母亲到达榆林时，他寄居在一个姓朱的官宦人家，主人家对他待如上宾，对母亲的到来也表现出格外的热情。父亲交往的另一位是当时榆林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任副官长，且与他交情不浅。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从横山回到榆林，任副官长早已过世。任太太还常邀请母亲和我们姐弟到她家去作客，总是盛情招待。从这些情况可以推知父亲在榆林曾经是一位有地位有声望的人。那么最后何以潦倒到无法维生的境地？有种传言可能有一定的可信度。说是榆林的权贵搜刮民财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引起一些有良心的读书人的愤慨，众人共议写诉状向省政府控告其罪行。据说父亲是诉状的起草人。诉状未出榆林就落入当权者之手，因而父亲被革职且任何机关不得任用。这一传说虽然无法证实，但从母亲描述的父亲的性格：耿直、刚烈、疾恶如仇等特征看，参与这样的事件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从他一直无法找到工作的处境看，也与传言相吻合。至于他失业后何以不尽快离开榆林，极有可能是他已失去出境的自由了。后来有人为他谋得一个到三皇峁收税的工作，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屈就。在去三皇峁的途中，被人打得奄奄一息。当地老乡发现他爬在野地里抠草根充饥，那时他已不能说话，神志尚清醒，他在地上用手指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榆林家庭的地址。好心的乡民们用门板将他抬回榆林家中，总算与母亲见了一面，不曾留下片言只语就溘然长逝了！父亲的惨死也是一疑案，若说是遭遇土匪，土匪截道为的是抢劫财物，父亲一文弱书生决无与之争斗的可能，无冤无仇，土匪何必一定要伤人性命？有人猜测是当权者设计谋害，似乎更合乎情理。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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