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24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这正是骆屯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期。我这个外来的“阶级敌人”当然要在群众面前被抖搂一番的。斗争会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那是一个晚间。会场设在东院那个空场子上。我被专政组带进会场的时候，场子里坐满了男女老幼，大概是全村能走动的都来了。形式和普天下的斗争会没有两样。呼“打倒”的口号，念语录，然后专政组组长骆麦收命令我交代罪恶。斗争会开得松松垮垮，满场子的人都在嘁嘁喳喳说自己的话。他们是来挣工分（开会出席记工分）和“看戏”的，并不想难为我。后来跳出来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叫骆铁圈的（人们更愿意叫他“瞎圈”）大喊大叫地说我“极不老实”,他搬来了一条长凳，命令我跪在上边。我很惊讶：这里也有我的“天敌”！但是没有人附和他，他似乎也只学了这“一板斧”，没有更多的“武艺”，主持会的骆麦收只好领着大家呼几声口号，念几段语录，宣布散会了。

 

全村的专政对象被组成一个小组，由一个富农分子叫张纯的负责召集。其中有富农分子4人，历史反革命2人，坏分子2人，右派3人（包括我在内），还有两个在外村教学的小学教师被赶了回来，也参加进来。本来三嫂子和张士桢、张凤歧都是其中的成员，以年老有病的名义免于参加。

一连三天，这13个人在一起学习政策，写检查材料，并在组内作检查。来监督我们的除专政组的人员外，还有几个年轻人，却没有那个表现最积极的瞎圈。作检查很简单，就是各人把自己写的材料念一遍，然后把材料交给专政组。一般的是念完了就了事。到了骆庆通检讨的时候，情况大大的变了，那些来监督我们的人一个个显得气愤填膺、声讨、质问、批判、甚至恶语相加。我才意识到这次集合起来开会学习检查完全是针对骆庆通一个人的。

骆庆通50多岁，原来是小学教师，1957年打成右派，受开除处分，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他的检查没有什么可挑剔处，指责他的那些人所纠缠的问题都是过去私人间的纠纷和嫌隙，显然是以往的仇人，借运动的机会来进行报复。他的检查中引用了两句古文“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居然也变成了“罪状”，大加挞伐。我判断必然是他们不懂文意而产生了误解，我应当加以解释，为骆庆通解围。于是我插言说：“这两句是他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词》里的句子。”我作了解释，然后说：“他借用这两句话来表明他有悔改的诚意。”那些批斗他的人们居然像学生听讲课一样，静静地听我讲，之后就宣布散会。

回到家里，我不安起来，我又犯了政治运动的大忌，慢说我还是一个所谓的“专政对象”，即使是一般的群众，谁敢为被斗者开脱？如果是在青岛，我就难逃“同案犯”的罪责了！今天固然平安无事，安知以后不来找我的麻烦!我责备自己：又冒书呆子的傻气了！心里一直是惴惴的。

我不曾因此而招致麻烦，却也没有帮了骆庆通的忙。从此不再开会，我们这一帮人由张纯领着搞义务劳动，只是少了庆通，不再叫我们参加斗争会。后来听说他被单独看押起来，每天都挨斗，据说斗争会开得很残酷，多是夜间，有一次庆通被吊在一个冷屋子的房梁上冻了一夜，第二天他病倒了，一病不起，两个月后死了。他的劫难是几十年前分家时种下的祸根，亲弟兄结了仇，多年不来往，到了文革期间，他的侄子们借着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要整死这个老右派，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义务劳动没有正经活儿，只是扫扫街，垫垫路。指定的活儿干完了，张纯去请示，没有其他任务就解散回家。义务劳动干了3天停止了，有任务时临时由张纯挨家通知集合，如下了雪，集合起来去扫雪。公社开过一次批斗大会，我们被带到齐庄公社去“陪绑”。公社开社员大会，我们没有资格参加，开会期间，不能让我们闲在家里，由张纯召集起来搞义务劳动。任务完成了，还没到散会的时间，我们不能解散，只好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从闲话中我逐渐摸清了这一帮人的底细。

张纯这个富农分子，土改时才4岁，土改后不久，父母相继去世，他没有弟兄姊妹，房子、土地都被分掉了，这顶富农分子帽子却没有人替他戴，于是他从不懂事的时候，就戴上富农分子帽子了。他被这顶帽子压得完全没了个性，没有喜怒哀乐、不会表情，只会吃饭和干指定的活儿和睡觉，是个会说话而无话可说的工具。另一个富农分子骆铁梁的年龄和张纯差不多，不过他是父母抚养大的，娶了妻，生了子，过着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有一个哥哥，就是那个瞎圈。父亲死后，哥儿俩同时继承了富农分子帽子，但不知瞎圈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能把富农分子帽子摘掉了。据说富农摘帽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我这才明白那天瞎圈之所以要跳出来表演一番的理由了。历史反革命是父子俩人，父亲叫骆杏芳，儿子叫俊民。解放前俊民在归绥铁路局任警务段长，当年二哥写信到归绥去探询我的家庭情况，信就是写给他的。解放后，他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回到骆屯，至今他走路还是迈着在监狱里蹚镣的步子，脚还有点微跛。50多岁的年纪，沉默寡言，面无表情，带着明显的服刑罪人的特征。杏芳当年随儿子住在归绥，我们曾会过面，现已年逾古稀，开会时有他，劳动则免于参加。另一个右派骆兆年是小学教师，曾教过宗和，也因年老免于参加劳动。那两个在职教师都是兆年的堂弟，兆基和兆花，大概是受了右派堂兄的株连而被赶回村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尽管在这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我们在农村受到的政治压力远比青岛为轻。绝大多数乡亲对我们并不歧视。农村里不以年龄分大小，只以辈分论高低。不同姓的也都排了辈。宗和辈分较高，她的长辈已寥寥无几，晚辈却数不胜数。叫“姑”、叫“姑奶奶”的大有人在。对我也不外待，该叫姑父的叫姑父，该叫姑爷的叫姑爷。有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人称我姑父，甚至姑爷，初听时我心里老大不安，日子久了，也习以为常了。村里当权的干部避免了这类称呼，至于在公社里、县里供职的干部、教师、都尽量避免和我们接触。其中也有例外，如一个侄子辈的在县里担任中学领导的党员干部鸿涛就不避嫌疑，到我家来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谈得很轻松，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之所以我们在村里不受歧视，与前辈积德使后辈受到荫庇是分不开的。

宗和的父亲名巨川，字月亭。敏于接受新事物、新理论,思想超前。于民国初年,在闭塞的农村,开风气之先,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女子应当受教育,且身体力行,在自家的南院创办了肃宁县第一所女学,让自己的女儿(宗和的大姐)和她要好的几个女伴带头入学。他亲自到各家各户去做说服工作,劝说家长送女儿上学。他义务执教,学校不收费。后来肃宁县开办了女子高级小学,岳父送大姐和几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到高小去深造.大姐高小毕业后回村接替了他的工作,他又在附近的村落中去兴办女学,因此他是肃宁县女学的创始人之一。

岳父在村里深孚众望,那时村里没有村长之类的专职管理人员。村里有事,众人就请他出来主事,或他主动出面解决。村里的事无非是调解纠纷、主持弟兄分家、办理婚丧大事之类。他处事公道,无亲疏之分,无远近之别,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公平合理,赢得了赞誉和爱戴。每到年关岁末,有困难户过不了年,他主动送米送面,并约请一些盈实户捐助粮米,使之度过难关。当年吴大锅带着妻子逃荒到骆屯,无处落脚,岳父收留了他,把南院的一间屋腾出来让他安家。直到土改后吴大锅分了房子,才搬出那间屋.

岳父对天资聪颖的小女儿宗和十分钟爱,大姐出阁后,他决心培养宗和继承他的事业,宗和8岁时,岳父就让她在启蒙班中试教,当小先生。11岁时,经肃宁县教育局考试合格,被聘为正式教师,在本村女学执教,有月薪。直到“七七事变”，她21岁，因农村不靖，才到北平去投奔二哥，她已是具有10年教龄的农村小学教师了。

岳母贤惠，善于理家，也乐于助人，怜贫惜老，善待亲戚邻里，在村里口碑甚佳。有一年村里流行瘟疫，病了不少人，也死了不少人。她不避传染的危险，到病人家去帮忙，尤其对孤寡老人和人丁不旺的人家，她承担了大部甚至全部的煎汤熬药、服侍病人以及死后的净身、穿衣等杂务。去时鼻子上抹点儿白酒，回家后用白酒漱口，就用这样简单而原始的消毒方法，居然能使她平安地穿梭于病魔与死神之间。人们赞道：“善人有神保佑！”

我们回到骆屯，常能听到一些老年人念念不忘地谈到两位老人的德行。

封闭的农村社会中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后人沾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因果关系分外明显。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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