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改恶从善”

11 “改恶从善”

1961年11月，宗和第二次来看望我，为我带来了呢子大衣和中山装，这是为我的解除劳教作准备，以免我穿得破破烂烂像个叫花子似的回青岛。这是一种带着良好愿望的未雨绸缪，没想到竟是喜兆。

宗和住了一天半，中午离开，我送她到大门口告别。当我走进大门的时候管教科的一个干部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告诉我解除教养的消息，下午即将召开“改恶从善大会”宣布。我大喜过望，却也感到遗憾，可惜宗和早走了一步，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否则她可以带着喜悦回青岛，那该多好啊！早走这一步至少要推迟3天才能收到我的喜讯！现在我们是度日如年啊！

解除教养是一喜，随之而来的却是忧和愁，大会上宣布：家在城市的一律不得回去，尤其是沿海城市，只能在本厂就业；家在农村的则必须回去，不得在本厂就业。真是事与愿违，来自城市的无不希望立刻回去；来自农村的恰恰是希望留厂就业，农村没有就业机会，回到农村只能当农民。

在这样强制性的规定下，只好暂时打消回青岛的念头，服从就业了。就业后称为“职工”以有别于干部。职工有了一点人身自由：非工作时间，可以到王村所辖的范围内自由活动，无须请假；离开王村则须有正当理由请假，经批准后才能离去。另设职工伙房，按工矿企业职工的供应标准供应粮食和副食品，有了一定比例的细粮，节假日可以吃到馒头了，菜里也见了油花儿，改善生活时还可以吃到炸鱼。

有了一点自由就像除掉了身上的枷锁一样感到轻松和舒畅，这是不曾失掉过自由的人无法体会的。我要充分利用这一点自由去会见可能见到的朋友。一同入所的青岛铁中的10位同事都分散得不知去向了，只知道刘永铭在苏里庄，离技研室很近，我决定首先去看望刘永铭。

共患难的朋友劫后重逢，自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刘永铭已经解除教养，而且担任着职工队的队长。解除教养之前，他就是小队长。他能做到使中队长信任和依赖，又能得到小队成员的拥护和爱戴，真是上下和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我没想到一个性情耿直的体育教师竟有如此出色的才干！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原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小队成员。他以自身的遭遇体察到每个教养员都是值得同情的同类，不能使他们再受到伤害和委屈，上边交代下来的任务只要能交代过去就尽可能地减轻大家的劳动负担。对于害群之马的“告密者”，他是坚决打击，决不留情。他发现小队里有一条“狗”，专门搜集同伴中的片言只语，添枝加叶地向中队长打小报告以讨好中队长，不少人因此而受到中队长的训斥或警告，一时间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搅得神鬼不安。他经过了一番调查，发现了告密者，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发动大家检举这条狗的言行举止，让每人写出书面材料，汇集起来交给中队长。中队长看了材料十分震怒，授权他召开小队会斗争告密者。会上群情激愤，把个告密者整得趴在地上向大家磕头，痛哭流涕地发誓不再敢打小报告了。从此小队里相安无事，大家感激他，拥护他，于是工作顺利，完成任务好。这个小队屡屡得到表扬，中队长对他更加倚重了，遇事首先和他商量。

他和伙房的关系也很好，他说他没挨过饿。现在职工食堂也归他管，他留我吃饭，而且说：“一定要你吃顿饱饭。”果然他让我吃得很饱，这在社会上如不交粮票也是做不到的事。他在教养所里居然做到了，使我又惊讶，又钦佩。

刘永铭的作风与我在宝山遇到的那个姓杨的年轻小队长的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以自己的敏感洞悉了当前的形势，又善于适应这种形势，堪称识时务者了。

我到南坡矿区去看望果泽生，也想打听吴造寰的消息，但没有人知道吴造寰。这位才华横溢的优秀教师，就此销声匿迹了。

我很容易找到了果泽生，他也在当小队长。他见到我高兴地说：“真巧，我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邮包，里边有黄豆和海带，我煮了招待你，祝贺你解除教养。”他在宿舍门外戳起两块砖来当火炉，用一个大茶缸子当锅，煮黄豆和海带，加一点唯一的调味品盐，就炖成美味食品了。他一再逼着我吃，说：“你不吃不够朋友。”我也只是尝尝而已，不能像在刘永铭那里尽兴地吃，这是他爱人千里迢迢寄给他的滋补身体的营养品，我怎忍心多吃呢！我深知只有对我，他才这样慷慨，我感激他的一片真情！我写此文的时候，他已去世十多年了，我依然在梦中常能会见他。

果泽生当小队长所持的原则与刘永铭截然不同，他绝对忠于工作，他以他特有的身强力壮的条件，在劳动中总是以身作则，当表率，以带动全小队的人员。他对小队人员的要求严格，讲求实效，无疑要增加大家的劳动强度和负担，这当然是很不得人心的。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讨好中队长，也不是为了表现良好争取早日解除教养，他知道表现好坏与教养期限的长短无关。认真负责是他的作人准则，是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习惯，是他对他的信仰的无限忠诚的表现。他信仰共产主义，他在教养所里也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用行动在证明自己是左派。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南坡干得很出色。小队经常得到表扬。我知道他的“出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消耗了过多的体力，也增加了小队成员对他的怨与恨。

 

算来已经有5年的时间不曾到济南探望母亲和姐姐了。母亲一定更加衰老了，姐姐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必然也失去了中年人应有的活力与光泽了吧！母亲的一生和姐姐的半生，都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她们的心始终是浸泡在生活的苦汁中的。她们都曾寄厚望于我，相信我能为她们营造快乐和幸福。然而恰恰是我，带给她们的是更多的惊恐和更深的灾难！我曾经在母亲面前编织过多少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美好图景，也曾有过多少郑重的承诺，然而即使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许诺居然也落空了，那是我离家到西安去准备投考大学，临行时对母亲说的一句话：“等我有了第一笔收入的时候，首先给您老人家买一架留声机。”因为在榆林那样缺少文化娱乐的环境里，听留声机唱片就是既有趣又高雅的享受了。母亲喜欢听广东音乐，家里没有留声机和唱片，只能借朋友家的来过过瘾，很不满足，也深感遗憾。所以我决心首先弥补这一缺憾，而且自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一件小事。然而20年过去了，我都没有能力实现这一小小的诺言，命运对我竟是如此无情！现在我有了探亲的自由，王村离济南不过150华里，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到了，我也只能两手空空，带着一张吃饭的嘴去探望母亲和姐姐，岂不愧煞人也！我也深知她们不会嫌弃我这个不肖子弟，只要我还囫囵着出现在她们眼前，她们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到达济南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呈现在我眼前的济南，失去了往昔的光彩，车站上没有如潮的旅客，灯光零落而黯淡，人影稀疏，散漫在冷风中，像几片飘零的落叶。这仅仅是初冬，不会冬眠的人居然也“入蛰”了！这是饥饿年月的写照。这种景象在劳教所里反而并不明显，教养员们包括我们这些“职工”在内，还没有蛰伏的权利啊！

二大马路是济南最繁华的街市，现在却显得异常冷清，商店全部关门闭户，稀稀落落的几盏路灯吐出昏黄的寒光，照不亮黑沉沉的柏油路。偶尔驶过一辆公交车，似乎也冲不破这深沉的寂寞。在灯影里卸下几个寥寥的人影儿，散漫在这空旷的大街上，更显得冷落凄清了。马路拐角处的路灯下，蹲着一个卖冰棍的老人，瑟缩在冷风中，发出一声声低微而嘶哑的颤音：“冰糕！”那凄凉的叫卖声更给人增加了几分寒意。我十分诧异，在这冷峭的寒夜，谁会买冰棍吃呢?然而，有卖必有买，我看见一对青年男女走过去买了两支。两人抱着膀子，缩着脖颈，吮着冰棍和我擦肩而过。我在惊异之余，也悟出了一点道理来，在这饥肠辘辘的年月，有东西入口大概就会产生一种吃的满足吧，纵然是凉水糖精制成的冰棍儿，对枵腹者仍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在饥寒交迫中，用“寒”来抵制“饥”，实在是时代的悲哀啊！

走到估衣市大街，有一个商店例外地开着门，店里的灯光在人行道上布下一片耀眼的白光，衬托得四外的夜色更浓了。在灯影里排着长长一串顾客，人们保持着同一姿势——佝偻着腰肢，手抄在袖筒里，缩着脖颈抗拒着夜风的侵袭，悄无声息地等待着，向前挪蹭着。我好奇地走拢去张望，心想：如有可买的物品，不妨排在队尾买上一份，以免空手回家的尴尬。我探头望去，见售货员正在用台秤称山里红，每人限购一斤。我觉得这种能助消化的水果是当前最不合时宜的商品了，居然还有人不避夜寒来排队购买，真有点儿不可思议！后来我曾给姐姐谈到这一怪现象，姐姐说：“现在这类事并不奇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要发现商店里有东西可买，就去排队买一份，留待不时之需。有时甚至于要抢购。”她给我讲了一些可笑的怪事，譬如有一天百货公司卖皮鞋，只敞开了窄窄的一条门缝发售货物，门外等着抢购的顾客已经是人山人海，顾客挤到门缝前，递进去一份钱，店里就从门缝中扔出一双鞋来，有一个顾客接到手的竟是两只左脚鞋。店里的规定是“货物出门概不退换”，那位顾客只好等着别人买到两只右脚鞋时互相交换。顾客们拿到的鞋，多半不合脚，于是许多人都蹲在路边上，眼前摆着鞋，等别人来交换，有的经过好几个人换来换去，才能得到一双可以上脚的鞋。真该写一部新《今古奇观》了。在无物购买的时候，大概购买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需求或欲望了。

母亲和姐姐都是用笑脸迎接我的。母亲显得衰老多了，不过精神依旧，一双眼睛仍然神采奕奕，说话很少，底气却很足，语音依然清朗动听。这是长寿的象征，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在政治上的沉沦与整个社会在经济上的衰败是同步发展的。这一时期母亲的生活陷入一生中最艰苦最不幸的深谷。姐姐尽力不让她老人家挨饿，但粗粝的食物实在难以下咽，老人家只能凭辣椒下饭了。辣椒素有“送糠王”之雅号。市面上很难买到辣椒，母亲就用花盆来自己栽种最辣的“朝天椒”。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她老人家艰苦生活的一斑了。

姐姐一接到我解除教养的喜讯，就开始为我这一次的探亲做物质上的准备。这种准备自然是极端艰难的，她只能刻薄自己，把那少得可怜的供应品一点点克扣下来积攒着，为我端上餐桌来的，居然有久违的红烧肉。她显得那样慷慨大方，我心里却老大的不安，深知那慷慨背后的辛酸与苦涩！

我的大女儿涛已经12岁了，她没有被接回青岛去，因为她是奶奶和大姑带大的，奶奶和大姑都舍不得让她离开，所以留在济南上小学。已经是一个小姑娘模样儿了，先天性的近视也已十分显著。

这次探亲的意外收获是见到了外甥媳妇。外甥鹏举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在汶上县教中学，他爱人是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生。我和这位外甥媳妇是初次见面。她说：“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是您在我的耳朵里并不陌生。”她说早在她和鹏举认识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了，因为在师院上学时有两个同屋的女同学是青岛铁中毕业的，她们经常谈到我。后来得到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她们一听就哭了。我听了很受感动，我的学生居然还这样怀念我，同情我！教师无他求，不求名誉，没有奖赏，学生心中的纪念就是最高的荣誉，最大的安慰了。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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