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6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中午，中队文书送来一个新教养员，长着一身蛮肉，粗黑粗黑的。他走进宿舍旁若无人地把肩上的行李卸下来扔到指定的炕头上，睁着一双充满仇恨的血丝盘绕的大圆眼环顾了一遭。中队文书刚出门，他就大喊大叫起来：“凭什么把我押到这鬼地方来，我要上告……”一边嚷叫，一边奔了出去，大概是去追送他来的人。

我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议论这一离奇的突兀事件。在教养所里何曾见过如此胆大妄为的人！我们这些教养员只能低首下心众口一词地宣称自己有罪，都要以感激涕零的虔诚态度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对我们是一种挽救。即使像我和果泽生这样的朋友，在私下里谈话，彼此也不敢吐露半个“冤”字。

下午出工，队长和两个武警把那人押到工地上来了，我们全体被集合起来，队长宣布：“这个新来的不认罪，不服管，要当众处罚，也给那些口是心非不诚心认罪的作个榜样。”

处罚的办法是“大筐压”，队长从别的小队选来两个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加上果泽生三个人轮流和那人抬大筐。队长挑了两个新筐，命令装筐，装得冒了尖，摞在一起，用一根又粗又长的杠子抬，叫那人台前杠，让一个选来的健将抬后杠，双筐摆在紧靠那人的脚后跟刚碰不到的位置上，队长一声大喝：“抬走！”那人居然晃晃悠悠地抬起来了，艰难地蹒跚着。我估计两筐石头至少有300斤的重量几乎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一趟走回来，那人已经像从汤锅里捞上来的一样，满头满脸滴滴嗒嗒地流汗，头上蒸腾着白气，脸变成了猪肝色。第二趟，队长叫在双筐上再加一筐。3筐石头摞起来的高度快与肩平了。那人咬着牙抬了两抬没能抬起来，再一努劲儿，一口鲜血喷出来，他一头栽倒了。幸亏那一摞筐没有倒，否则筐里的石头倒出来会把他砸死的！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情不自禁地吁出一口气。那人被两个武警架走了。收工后，不见那人回来，他扔在炕头的行李也不见了。大家猜测一定是关进了“严管队”。

严管队是教养所里的监狱，设在宿舍大院外边右侧的半山上，高墙围着，铁栅栏门上经常挂着大铁锁，还有武警站岗，高墙上布着铁丝网，俨然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有一天，我望见严管队出工，有十几个人，排成一路纵队，有半数人蹚着镣，前后都有武装看押。我看见了那个人，一张大圆脸变成了驴脸，更黑了，腰也不那么挺直了，脖子却还梗梗着，眼睛依然露着凶光，他脚上的镣似乎比别人的更重一些，步履十分艰难。不过五六天的时间，人就大大变样儿了！俗话说：“光棍不吃眼前亏”，他何必一定要以鸡蛋去碰石头呢？我为他惋惜！

 

有两个月没歇大礼拜了，好不容易又到了一个大礼拜，大家都盼着能休息一天，但是吃过早饭，要命的哨子就吹响了，说是全矿区集合听报告。也算是差强人意，总比加班去抬石头强得多。

作报告的是所部的一个科长，中等个儿，瘦长脸儿，却长了一个又肥又圆的酒糟鼻子，别看其貌不扬，讲话倒很生动。他讲：形势一片大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社会大炼钢铁，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窗下都建起了炼铁的小高炉。钢铁生产要超英国，赶美国。全国城乡都已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光景，各家各户把门窗上的钌铞也拆下来和锁钥一起都送进了炼铁炉，就是极好的证明。农村首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中国就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吃饭不花钱的国家。这样就解除了“半边天”的家务劳动，可以和男子一样全力以赴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吃食堂，家里不用起伙了，锅、瓢、勺、铲、刀之类的铁器都没用了，也都当了炼铁的原料。城市里先进一点的街道也开始建立公共食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科长讲得眉飞色舞，我们这些教养员听得热血沸腾。下午座谈讨论的时候，人人振奋，纷纷表态：要快马加鞭地改造自己，以迎接伟大的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尽一份绵薄之力。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是过时的黄历了。

正在大家兴高采烈地表态的时候，中队长插进来一个主要的座谈内容：让大家讨论粮食定量问题。他说：“现在老百姓对教养所很有意见，全国上下都在节约粮食，老百姓的定量不过20斤，教养员却吃五六十斤，犯了错误犯了罪的人，反而受到优待，这不是鼓励犯罪吗？所以你们的定量一定要减下来，否则不能平民愤。这也是对你们的一次考验，减不减，减多少，都表现着你们改造的诚意和觉悟的程度……

我们这些还经常和饥饿相伴的人，听了队长的训话，一个个蔫了，看来共产主义这碗饭真不容易吃啊！为了表现好，首先要挨饿。我想起了古人云：“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谁敢不减？大家纷纷表态，大幅度地降自己的定量，果泽生自报30斤，不少人降到了20斤，我向来是全小队定量最低的，显然不能停留在20斤的水平上，狠了狠心，我自报了15斤。

队长满意地表扬了大家的积极性，并说：“定量减下来后一定吃不饱，伙房里给大家准备野菜补充。”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伙食大大变样了，主要粮食是地瓜面，偶尔吃一顿玉米面，蒸成了所谓的“增量窝头”，就是大量地增加窝头的含水量，玉米面先用水泡，泡得几乎每一个淀粉粒儿都吸足了水分胀大了，然后再蒸，蒸成的窝头都拿不成个儿了，吃起来像嚼烂泥巴，没一点儿粮食味道。接着又发明了“无粮淀粉”，就是把玉米棒子心儿在粉碎机上粉碎之后掺上地瓜面蒸窝头，粉碎后的棒子心儿不能成粉末状，依然是带棱角带刺的柴火，能把舌头和咽喉拉破，实在难以下咽。此外每餐都蒸几笼野菜，可以随意取用。第一顿野菜我们都盛来试着吃，以后就不再敢尝试了，那哪儿是什么野菜，分明是野草，不是嚼不烂，就是有令人作呕的异味。据说已经发明了“人造肉”，不久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不过始终不曾露面。

我的定量降到15斤，每天只有半斤地瓜面，如果整天躺着睡觉，也许能勉强维持生命，然而我们的重体力劳动丝毫没有减轻，将如何支撑下去？我感到了恐慌。定饭的时候，发现别人大都超支定量，我受到了启发，对，先顾眼前，不能一开始就把自己饿死。于是我按一天6两定饭。就在我超支定量的第一天下午，我晕倒在工地上了，队长命果泽生和一位姓翟的把我扶回宿舍。翟说：“你是饿的。”他把他珍藏的家里寄来的花生饼（榨过花生油的油渣）掰了一小块和一角地瓜面饼子送给我，我慢慢地嚼着那珍贵的花生饼，觉得是有生以来不曾吃过的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教养所的领导干部中毕竟还有头脑清醒的人，大概觉得如此克扣粮食是要死人的，也一定要减产，死人事小，减产可是大事，正在全国“大放卫星”的时候，教养所出现减产情况，不仅影响他们的升迁，恐怕头上的“乌纱”都难保了。于是时间不长就给我们增加了定量，我的定量提到了30斤。总算可以勉强维持了。

就在那个期间，我听到了一位也是青岛来的教师的噩耗。据说是他的家属来探望他，带来了一些食物，他饿得失掉了理智，吃了过量的食物，胃破裂而亡。我能想象出他临终时的可怕景象。我们刚从清水泊转移到王村的第一天，吃饭不定量，同屋一个姓杜的壮得像头牛似的小伙子，贪吃了过多的玉米面窝头，饭后就嚷胃痛，双手捂住胃口扒在炕上呻吟，一个劲儿地打嗝、放屁，眼睛里不住地流泪，嘴角上直冒白沫。夜间他的胃痛越来越严重，大声哭喊嚎叫了起来，那声音凄厉而惨烈，就像一个受重伤的垂死的野兽的哀嚎一样，使人听了毛骨悚然，整整一夜不曾停歇。幸而他年轻，胃也结实，第二天早晨逐渐平静下来，早午两顿饭都没吃，下午才爬起来。

我一听到那位老师的噩耗，耳畔就出现了那个姓杜的那种凄惨的哀嚎，我想那位老师的痛苦恐怕比那姓杜的要更严重吧！

教养所里死人的消息是不能传播的。我们只见山坡上的新坟在不断增加，却从来不曾听过死人的消息。那位老师的死因特别，死时的惨烈必然震动很大，以至于消息不胫而走，才能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夏收季节，我们中队被调去支援“五一农场”麦收。“五一农场”是劳改农场，地理位置在王村正北，是哪个县的辖区就弄不清楚了。我们是又一次夜行军到达的。这里的地理环境与清水泊颇相似，也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在广袤的原野上，孤零零地耸起一座用红砖修建的城堡，高墙上拉着电网，4角矗立着4座圆柱形的岗楼。这里就是关押劳改犯的营地，森严的气氛使人望而生畏。我们住在高墙外的宿舍里，这是我们有别于劳改犯的政治待遇。

农场的麦田辽阔得仿佛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在明净的蓝天下起伏着金色的波浪。这一壮阔的景象，使我回忆起苏联影片《幸福生活》的镜头来，不禁感慨系之。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员是用联合收割机割麦，我们连镰刀也没有，只能用双手拔麦。苏联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大块肉、香肠、鸡蛋、牛奶和面包，我们却连地瓜面也不能果腹。然而苏联还停留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干涸板结的土地上拔麦子，手上没力气，攥不紧麦秸，麦秸在手里打滑，拔不了几把手掌就捋起了累累血泡，疼得钻心。队长见我远远地落在后边，他叫我去捆麦杆儿，总算是对我的照顾了。捆麦子是个技术活儿，先要学打要子，很费了一番工夫才捆得像那么回事了。我在心里叹息:知识分子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确实没有用，难怪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呢！早知如此，当初何必进学校，浪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还绞尽了脑汁！我突然想起了雷泽民来，那个领我去上学的大哥哥。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在育德药房站了好几年柜台了。有一次我去买药，他劝我：“别考中学了，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着我来学买卖。”我当时在心里很瞧不起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我现在当然远不如“燕雀”，说不定他才是“鸿鹄”呢：他是店员，是无产阶级，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可能是有权监督资方的工人代表或公方代表。出身成分好，也许已经是工会的某级领导干部了，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也搞不到他头上，他是“红五类”嘛！

我们的政治待遇与劳改犯不同，生活待遇是相同的，即伙食标准与劳改犯一样。收麦子却吃不上麦子面，只能吃地瓜面加野菜。野菜叫“黄须菜”，没邪味，不难吃，但吃了四五天就不见了，据说是当地老百姓也吃，吃光了，已无处采集。队长叫出我们6个身体瘦弱的跟他去找野菜，走了三四里路，来到一片河滩地，草长得很茂盛，我们在草丛里去寻觅野菜，队长指给我们一种像苦菜的野菜，说是“大苦菜”。叶片肥厚宽大，黑绿黑绿，很鲜嫩，草丛里到处都是。队长说：“大苦菜用开水一焯，去掉苦味，不难吃，营养价值很高，含百分之八十的蛋白质。”我们在心里窃笑：嘿，我们可要享福了，吃一斤大苦菜等于吃8两鸡蛋！我暗自判断：一定不能吃，否则为什么遍地都是而没人采摘呢？

没费多大劲儿，我们就拔满了两个竹筐。一个过路的当地人惊讶地问：“你们拔这玩意儿干什么？”我们说：“吃。”他连连摇头说：“这哪儿能吃？牲口都不吃。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叫‘苦死驴’，听听这名儿，能吃吗？”

当天晚饭，端来一笼屉蒸熟了的苦死驴，有人尝了一口，立刻就“呸，呸”地吐都吐不迭，赶紧跑到水龙头下去接水漱口，皱眉撮眼地说：“我的妈呀，苦得舌头都发麻了！”

 

 

©郭锦文 2009

(转载、出版需经作者书面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