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群 魔 乱 舞

10 群 魔 乱 舞

在一片向苏学习的声浪中，铁道部门是走在最前列的，因为有便利的条件，那就是“中国长春铁路局”（简称“中长局”）所辖的东北铁路还在苏联掌握之中，关内各局向中长局学习就是向苏学习。

1950年冬天，铁道部教育局组织关内各路局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团到哈尔滨去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济南路局派4个代表参加，我是代表之一。

这是一个罕见奇冷的冬天，哈尔滨的气温在摄氏零下50度左右，北去齐齐哈尔的铁轨都冻断了，火车中断了好几天。我看到从齐齐哈尔开来的火车披挂了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冰凌铠甲。哈尔滨街头的积雪也不像关内的雪有粘性，呈粉末状，好像是洋灰，被风吹得在结冰的地面上滑来滑去。我们这些关内来的人都包裹得很严实，几乎只露着一双眼睛。这裸露的眼睛也有异样的感觉，眼睑总有一种往一块儿粘的感觉。如果不眨眼的话，就似乎要冻结在一起了。

我们这个代表团共50多人，被招待在哈尔滨铁路中学居住。室内温暖如春，我们反而愿意到马路上去观光。因为来之前一个个都做了充分的防寒准备。马路观光最使我们叹服的是那些苏联的女郎们，她们大都穿着厚厚的毛皮大衣，围着像桌布一样大的头巾，登着一双高统高跟皮靴，从靴口往上到大腿只穿着薄如蝉翼的长统丝袜，裸露在凛冽的寒风中。那腿上的抗寒工夫着实令人佩服，那两条腿运动的飞速，也使人惊叹不已。我们估计，即使我们跑步也未必能追上她们。

我的防寒装备，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次苦头儿。那是在苏联朋友欢迎我们的茶话会上，会场里的室温很高，苏联人男的穿着夹西装，女的穿着轻飘飘的袒胸露臂的连衣裙。我脱掉大衣，里边是棉袄、棉裤、皮背心加毛衣，这些层层包装都是见不得人的，脱出来不仅不礼貌，也实在丢人。只好忍受这燠热的煎熬，老老实实地端坐在椅子上。像是坐在蒸锅里一样，大汗湿透了好几层衣服。眼前摆着的丰盛的西点，都是平日难得一见的诱人的美食，此刻却引不起一点儿食欲。只盼着茶会快点儿结束，否则我快被蒸熟了！无奈苏联朋友过分热情，轮番走到面前来劝吃劝喝。虽然语言不通，从手势和笑容上足以表露其真诚了。我也不能不勉强装出高兴和感谢的模样儿，心里却在叫苦，暗自祈祷着：乖乖，饶了我吧，你们少一点热情就是对我的莫大恩惠了！

苏联朋友对我们确实热情，在哈尔滨的20多天里，自始至终他们都把关内的同志当贵宾接待。通过翻译，他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变成了主人，我们变成了客人。我每听到这样的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在另一次招待会上的感受更为强烈。

那是特为招待我们举行的一次舞会，我们到场的时候，会场还没有布置好。一位名叫切里曹娃的女专家（只要是到中国来的苏联人，都被称作“专家”）在任何场合，她都是个出头露面的人物。此刻她似乎是会场的总指挥，正在指挥那些中长局铁路学校的中国教师们搬桌子扛椅子布置会场。可能是看见我们这些“客人”已经光临了，而会场尚未布置好，丢了切里曹娃这位“主人”的面子，她气咻咻地板起面孔来对那些中国教师呼来喝去，一副颐指气使的架势，这与旧中国租界里的外国“主子”对待中国仆役的态度何其相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扬眉吐气的壮语在“苏联老大哥”面前还有效吗？面对着那些受屈辱的我们的东北同行们，我们这些在祖国的土地上扮演“客人”的人们的脸上有多少光彩呢？

会场终于布置好了，舞会开始，那些苏联女专家们殷勤地来邀请我们去跳舞，却没有一个人下场。我们只能木呆呆地观看苏联专家们一对对地翩翩起舞。我相信我们这些北方“土包子”们是真不会跳“洋舞”，但是上海局、广州局来的同志们未必不会跳舞吧？他们是否因切里曹娃那种霸气伤害了大家的感情而采取抵制态度呢？但愿如此。

我接受了上次欢迎会的教训，这次舞会之前在衣着上做了调整，不曾受苦热的熬煎，但内心的忿懑也使我如坐针毡，如果不是受着纪律和礼节的约束，我早已拂袖而去了。

我们是来“取经”的，苏联专家把“传经”的项目安排在最后，真是“压轴戏”在后头。这个项目就是参观苏联专家子弟学校、听课、和苏联教师座谈。

苏联学校是一栋建筑考究装潢豪华的洋房，门厅里迎门立着一个胖大的北极熊雕塑，陪在白熊两侧的是两盆虬曲的松树，绕过白熊走进一条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廊左右分布着教室、办公室、图书阅览室、游艺室等，尽头是体育馆。走进这座封闭式的学校，就忘记这是严冬了。全校学生不过百人，我们参观了两个班的教学，每班只有二十个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这所学校给人的突出感觉—是洁净无尘，一是安静。课间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喧嚣，打闹的噪音。学生们并不呆板、拘谨，都显得活泼大方，这样的教育效果不能不令人钦佩！

听了两堂课，一堂是地理，一堂是生物。我们像是看未经翻译也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一样。两位女教师都很年轻。地理课挂出一张欧洲地图，从教师的指示看，她在讲瑞士的自然环境。生物教师带进教室两束谷穗和麦穗标本发给学生们观察，大概是讲谷物的成熟。两种不同的课，教学的步骤却十分相似，开始都有一段时间叫几个学生到讲台上讲解什么，然后是教师讲课，最后还有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课后校长邀我们到会议室去与两位教师座谈。首先校长通过翻译向我们介绍了教学的形式和记分制度。

他们采用的教学法叫做“五段教学法”，第一段是“复习旧课”就是叫学生到讲台上面向全班回答问题，问题概括了前一节课的主要内容，教师根据学生回答的水平当堂记分，作为平时考查的成绩；第二段是“由旧课引入新课”；第三段是“讲新课”；第四段是“巩固新课”即教师提出新课中的主要的、关键的问题让学生回答，这样就起到了巩固新课的作用；第五段是“布置作业”。我们问：是不是所有的课都采用“五段教学法”？回答是肯定的。

我国从兴办学校开始，就是学习外国的教学法。学过日本、学过欧洲各国，以学美国的最多。实行过“三段教学法”，也采用过“五段教学法”，模仿过“道尔顿制”，介绍过“温那特卡制”，改来改去究竟哪一种最好，似乎都没有成功的经验。我在师大学教育的时候，那种分段教学法的固定形式早已被扬弃了。现在又来学习苏联的“五段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究竟是从各国的众多教学法中优选出来的最佳教学法呢，还是墨守成规？我只能把它作为前者来消化吸收，因为这是我们这一批来自关内的铁路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能对新取的“经”抱怀疑态度。

接着校长向我们介绍了“五级记分制”。他首先批判了“百分制的不科学，他说：100个等级，似乎分得很精密，然而不可能列出100个等级的标准来，教师无所遵循，评分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很不科学，加之计算的繁琐，运用时的不方便，就很难作为考绩的一种有效记分法。五级记分制只有五个等级，每一等级都有明确的标准，评出的成绩客观而公正。他详细地介绍了五级记分制的每一等级的标准，都有一长串解释文字，概括起来：5分是优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2分是不及格，1分是对所学一无所知。实际上1分是不存在的，学校里没有白痴，怎能出现对所学一无所知的现象呢？

接着是那地理教师向我们介绍她的讲课内容，她讲的是瑞士的经济，在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中钟表经济占着很大比重。她挖掘了教材的思想性，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她对学生讲：“瑞士的钟表制造得很美观，很精巧，但是我们苏联公民不稀罕，我们更高兴购买我们苏联产的手表，戴国产表是我们苏联人的骄傲与光荣。”她说着一捋袖子，露出她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的一只比大个儿怀表还大的又厚又大的手表来。她在课堂上也曾这样一捋袖子，只是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不曾把她的这一动作与她的讲课联系起来。坐在旁边的校长和那位生物教师也同时向我们伸出胳膊来，得意地展示他们的大手表以炫耀他们的爱国主义。使我们大开眼界的是我们总算见识了苏联的大手表。

生物教师向我们介绍了她讲的是李森科的“大田轮作制”，贯彻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是讲米丘林不受美国的金钱诱惑，拒绝到美国去，米丘林说：“我的研究成果只能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最后两位女教师都请我们提意见，我们预先准备了两位同志代表大家赞扬了苏联女教师一番，说她们教态自然，表情丰富，板书清晰美观等等，使两位女教师高兴得眉开眼笑，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总算到了“西天”取到了“真经”。但是我总会产生一些与自己为难的想法：学东洋、学西洋、学苏联，什么时候才有我们自己的教育方法呢？我国是一个教育发达最早的国家，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他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完全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所追求、所研究的最新理论相吻合。现代教育理论主张重视儿童的个性差异和年龄特征，这就是“因材施教”。机械的程式化的分段教学法恰恰是违背“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孰是孰非，究竟应该如何判断？

我只能强制自己摆脱这种困扰，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嘛！要倒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掀起向苏学习的热潮，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切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我们的明天……

苏联的“主人”们又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欢送会，代表团推选我代表大家致答词，我讲得很干涩，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讲演，原因是我的情绪没有调整好，脑子里还起伏着难以澄清的感触，尤其是那位切里曹娃正坐在与讲台最近的正前方，她一直得意地张着嘴对着我笑，仿佛是我的每一句话都在赞美她似的。

我们乘哈尔滨到北京的直达快车返回的时候，中长局的苏联专家也没有忘记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特意为我们加挂了一辆软席卧车。我们很兴奋，都把带来的沉重的行李交给行李房托运了，轻装登车准备享受一夜软卧的幸福。谁能料到我们没福消受，这辆加挂车厢的暖气水管冻实了，暖气通不过来。车上为旅客准备的卧具只有一条薄毛毯，如何能抵御冰包车里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睡觉自然不敢奢望，连坐都坐不住，只能裹着毛毯一刻不停地满车厢蹦跳，真个是群魔乱舞！

列车每停靠一站，就听见车下检车工们在不停地敲打出“叮叮铛，叮叮铛”的声音。这声音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和安慰，我们殷切地盼望着他们能把水管敲开，然而一次次的希望又变成了一次次的失望，希望越来越渺茫，安慰变成了自嘲！铁轨都可以冻断的天气，冻实的水管还有望敲开吗？

我们50个人跳了一夜舞，曙色抹上车窗的时候，列车开进了山海关。也许是关里关外的气温有着明显的差异，也许是我们逐渐适应了严寒，也许是晨光带来了些许暖意，我们逐渐停止了狂跳，疲惫不堪地坐下来喘气，这一夜的“体育锻炼”，大概能抵得上几年的运动量吧！

车抵天津，太阳升起来了，我们一窝蜂地涌出车厢，到站台上迎接太阳。冬天的太阳竟是如此温暖，冬天的晨风抚摸着冻僵了的面颊居然如此轻柔、温软！我们感受到了关里关外气温的明显差异。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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