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母爱对母亲的伤害

4 母爱对母亲的伤害

早饭后，张亚夫站在门厅里对着吃饭归来的大伙说：“谁有什么历史问题，譬如参加过什么组织或党派之类的事，就来找我谈谈，说明一下。”他讲得很简单，极轻松，没有更多的解释，说完就转身走进他的办公室去了。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上高中参加集中军训时被迫集体填过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的事来。那件事我已淡忘多年了。填那张表格的当时，我就把它叫作“政治强奸”，高中毕业离开榆林后，我对任何人没有提起过，所以我的同学、同事、至交好友甚至连宗和都不知道我有过那样的遭遇。那件事是否属于张亚夫刚才说的“历史问题”呢？那像是丢弃了11年的一包垃圾，还有必要找回来清理一番吗？我从思想上从来就不曾承认过我和国民党有什么瓜葛，尤其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曾在报纸上公告全国：凡国民党员必须到当地党部进行重新登记，不登记者以自动脱党论。我当然没有去登记。按照国民党的法令，即使我是正牌的国民党员，也由于未登记而失去了党员资格。那应该是完全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还有必要重提吗？

但是填表一事却是曾经发生过的，是客观存在，有200人和我同命运。如果我不提，别人交代了，我是否就有隐瞒之嫌呢？填表本身也许算不得什么历史问题，隐瞒却是不忠诚的表现。我有着入党的愿望，难道我能带着不忠诚的污点参加党吗？我对那件事本来不负有任何责任，如果从自己的嘴里谈出来，是否就意味着自己对它负有某种责任？

为什么要想得这样多，这样复杂？事情本来很简单，事无不可对人言，光明磊落，有什么不可以向组织说明的呢？交朋友尚且应该开诚相见，何况是对党呢？是非曲直，党自会明断，何必如此踌躇不决。我惊讶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优柔寡断了？

我走进了张亚夫的办公室，说：“有一件事不知道算不算历史问题，想和你谈谈。”他笑着拉过一张椅子来说：“坐下来慢慢说，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嘛！”我就向他谈了那件发生在我16岁时候的不愉快的事。张亚夫听完后说：“很好，你到底是接受过党的教育的同志，你是第一个来找我谈问题的。大小问题都应当向组织交代清楚，一时想不起来的，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谈。自己搞不清楚的，谈出来组织上可以替你查清楚。这么办吧，你把你谈的这件事详细写写交给我，好不好？”我说：“好，我这就去写。”

回到宿舍，我很快写出了事情的经过交给张亚夫，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叫我签上名还按了手印。然后说：“谈出来就轻松了，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对改造思想很有好处。”

我走出办公室反而觉得很不自在，我原来并没有什么思想包袱，经他这么一说，反而觉得有了一种压力，特别是按手印这个举动，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我的意识里，只有罪犯在供状上才按手印，只有卖儿卖女的人在卖身契上才按手印！张亚夫对这件事似乎看得很重，难道这果真是个严重问题吗？

不过这种感觉在我的心里只是一掠而过，不会长久地困扰我。我的这种性格，说好听点儿是豁达开朗，说难听点儿是没心没肺。任何事过去就过去了，不会老纠缠在心里。随便张亚夫或组织上怎么看待我，我问心无愧。

下午，宗和来了，她的眼红肿得很厉害，这几天一定没少哭，我能想像出来她在香山慈幼院和孩子分手的时候的情景。我不敢问到孩子，惟恐惹她伤心。好在为她的入学要办好多事情，领她去见张亚夫，帮她搬行李上楼，为她安排铺位，替她领校服，一方面忙这些琐事，一方面向她介绍革大的情况，这些都占住了我嘴，就连家务也一概不提。大概她也因为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新鲜感会转移部分情绪，还要和许多陌生人周旋，不能不打起精神来，一下午她都是有说有笑的。

晚饭后，大操场上演电影，吸引了大多数的学员去看，我和宗和都不感兴趣，何况分别了五天，各自都经历了一番不平常的生活，彼此都有一些话要告诉对方，所以我们踱出校门，在夜色浓浓的马路上漫步。宗和恨恨地说：“你真狠心，连问都不问一声孩子！”她早已在抹眼泪了，另一只手在轻轻地揉着胀得发痛的乳房。我说：“我敢问吗？我知道我一提孩子你就要伤心。”她哽咽着说：“孩子多可怜，才那么点儿就离开了妈妈，吃不上妈妈的奶，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子呢！饿也要饿坏的！”我说：“开始的时候难免要哭几声的，孩子哭几声不要紧，哭可以增大肺活量，更健康。饿是饿不着的，你尽可以放心，还能少得了牛奶或奶粉？”她生气地说：“我不像你那样，没事人似的！谁不知道我的奶好，催胖孩子，小涛刚生下来那么瘦，这才多少日子，白白胖胖的了，胳膊腿上的肉紧绷绷的，结实着呢！牛奶、奶粉，哪儿能比得上人奶！”我说：“那是自然。不过吃什么也耽误不了长。我小时侯妈妈的奶太少，家里穷，吃不起猪蹄子一类的营养品，很快就断了奶。我是用白面糨糊喂大的。”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说：“怎么没把你喂得满脑子糨糊？”我笑着说：“谁说不是呢，要不然，我怎么不如你聪明？”她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下说：“别挖苦人好不好？”气氛总算“阴转晴”。

每天晚饭后到熄灯之前的这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我们都用来逛马路和谈心。一直好多天，她都摆脱不了思念孩子的痛苦。每次奶胀得发痛的时候，她一边用撮奶器吸奶，一边就扑簌簌地流眼泪。她说：她的奶一胀，就听见女儿在哭，她就禁不住要哭一场。这种情况持续到她回了奶，丢开了撮奶器，情绪才逐渐平复下来。我无法劝慰，只能默默地陪着她，听她的抱怨、惋惜、长吁短叹。这就是母爱，母爱对母亲来说竟是一种伤害！

 

有一天，我们刚走出校门，迎面走来一个瘦削的，带眼镜的学员，一照面，我和他都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我激动地叫出了：“萧金平！”他也几乎同时喊出了我的名字，我俩的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同时互问着：“你也来了？”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我连忙向宗和介绍：“这位萧金平同志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在学校时我俩没有交往，同学4年，见面打招呼的次数都很少。萧金平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一贯独来独往，从不曾见他和谁结伴走在一起。他是四川人，我们班的四川同学不少，他和他的那些同乡都很少接触。他不理人，别人当然也不理他。每天他夹着一摞书走进教室，找一个没人的位子坐下来，别人也不凑到他身边去，因此他总是独占一张双人桌。没课的时候，他不是独自留在教室里，就是坐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任何游乐场所都见不到他的影子。在大家的眼里，他是个孤高自傲有点儿不近情理的人，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尽管在学校时我们是那样“老死不相往来”，5年之后，千里之外意外重逢竟是无比亲切，我发现他变得活泼了。我问：“何时到达北平？”他说：“不久。”原来他是随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来的，和谈失败后，这个代表团留了下来。据他说：张治中曾宣布：愿意回南京的可以回去，解放军提供一切方便条件。他没有回去，就来参加学习了。真想不到，像他这样孤僻的书呆子，怎会混到国民党的政界里去？在代表团里，他只是个随员，但那个代表团毕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随员也一定不是随随便便的人物。这些问题只能在我的脑里盘旋，是不便发问的。

“本性难移”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不过是5年的时间，萧金平已变得判若两人了！他健谈、开朗，极重同学之谊，往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总是来找我们一块儿散步，聊天。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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