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天上掉馅饼

16  天上掉馅饼

暑假即将结束，医专准备招生和开学，我们不能在医专再住下去了，教育厅给我们找了另一个住处是“民众教育馆”。

民教馆坐落在南院门，地处繁华闹市，却是一座幽静的园林。有亭阁台榭，曲径长廊，花影遍地，绿树成阴，是避暑胜地，游憩佳处。可惜长久闲置，园门深锁。大概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并未开展什么“民教”活动，连管理人员都没有，是我们搬来时才打开园门的。园内落叶满阶，杂草丛生，显得有些荒凉。不过毕竟是一座有情趣的花园，如果我们是一些心无牵挂的游客，这儿未必不是一个放浪形骸、赏心悦目的去处。无如我们一个个忧心忡忡，哪儿有心情去聆听这鸟语虫鸣，观赏那花开花谢呢！

我们之中只有一位姓尚的同学投考了医专，其他的同学都准备暑假后到陕南城固去读“大学先修班”（大学办的落榜生复读班）。他们都是家庭经济宽裕无后顾之忧的。只有我茫然无措，等待着命运来裁决！

有一天，从外边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人来，梳着油光闪亮的飞机头，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这不是贾祥吗？”有人喊叫起来。真的是贾祥。两年不见，变得都不认识了！大家又惊又喜地把他围了起来。“这两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你现在在干什么？”七嘴八舌。贾祥不知道该回答谁好。他一屁股坐在床上，笑着嚷道：“一言难尽，听我慢慢道来。”他用的是唱戏的腔调，把大家逗得訇然大笑起来。

贾祥和我们在高一时同过一年学。他原是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比我要至少高出三四个年级，即是说我小学还没有毕业，他已经上了两三年初中了。他年年留级，到我上初一的时候，他才是初三学生。虽然我们不同校，但榆中的学生没有不知道贾祥的。他是职校足球队的主将，常到我们学校来赛球，因此他的故事，在我们同学中也传为佳话。他喜欢舞拳弄棒，勤于练功，经常在关帝庙的大柱子上抡胳膊踢腿、砸砖、劈瓦，练就一身硬工夫，自称是铁腿钢拳。他极好打架，不过不跟弱小者动手，专找强手对垒，路见不平，必定出手，真有点江湖豪杰的侠肝义胆的意味。他可以只身与一群人较量，他不在乎挨众人的暴打，却没有人经得起他的一拳一脚。凭着这份能耐，他到处寻衅闹事，总把学业置之度外，学校和家长对他都束手无策。

贾祥的家庭算得上是榆林的名门望族，亲属在北平上学和做事的不少，家长在对他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把他带到北平去读书，“易地疗养”或许能改他的脾气。“七七事变”后他从北平回到榆林，不便再到职校复学，就转学到榆中来上高一，于是就成了我们的同班同学。贾祥上了一年高一，没参加集训就离开了榆林不知去向。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怎能不使大家惊讶呢！

贾祥报出他的“字号”来，更使大家目瞪口呆，他现在居然是国立西北农学院的体育讲师了。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们围坐在他的周围，急切地想要听听他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一定伴随着一个极有趣的故事。

就在我们上高一的时候，贾祥不知怎的得到了一张什么人的师大体育系肄业两年的休学证明书。他带着这个证件离开榆林到西安来找师大复学。当时师大从北平迁到西安与平大、北洋工学院等几所北平的院校组成西北联大。那正是乱哄哄的时候，各地逃亡来西安的大学生很多，都在忙忙乱乱中到西北联大办理复学和转学手续。贾祥就利用了这个混乱的机会，鱼目混珠，插入师大体育系三年级。他随校迁往城固上了两年，恰好是我们高中毕业，贾祥是大学毕业。当时各大学都普遍缺少体育老师，师大体育系的毕业生供不应求，都被各大学抢聘了去，于是贾祥就名正言顺地被农学院聘为讲师了。

当初在榆中上高一时，贾祥和我们大家的关系都十分平淡，这次“他乡遇故知”彼此都感到非常亲切。贾祥几乎每天都来和我们相聚。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问长问短，很像个大哥哥的样子。闲聊的时候，喜欢向我们炫耀他在西安街头行侠仗义的故事，他惩治了个什么样的恶人，打翻了个什么军官，救了什么人等等。他拉架的事更多。每逢看见有人打架，他就像猫闻到了鱼腥一样，兴奋得汗毛都奓起来了，立刻凑上去看个究竟。看出个是非曲直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来抓住双方的手腕往外一分，这架就被他拉开了，再没有哪一方敢继续挥拳或踢腿，因为他已经在双方的手腕上都下了警告。自然那欺人的一方的手腕上将会留下一个难忘的标记。贾祥说：“用不着我动嘴劝说或评理，他们都乖乖地往后直退，架就没法打了。我顶多用三分劲给他留个记号，如果用六分劲，筋骨就得受点儿伤。”有人问：“用十分劲呢？”贾祥笑呵呵地拿起一支铅笔，像是不经意地三个指头一捏，铅笔“咔吧”一声折了两截。他说：“看见吗？用十分劲，那手腕就跟这铅笔一样了。”他说：“没人敢跟我掰手腕，我一握对方的手，对方就认输。信不？你们谁试试？”我们只是笑笑，没人肯干那种傻事，尽管我们相信他不会让我们受伤。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主意问贾祥：“你能不能帮我在农学院找个刻蜡版的临时工作？”他问：“干嘛想起刻蜡版来了？”我把我的家境向他介绍了一遍，我说：“现在考学是没指望了，只能等到明年再考，这个期间，我的生活没法维持，如果能找个临时工作，解决了吃住问题，我就可以安心地温习功课等一年了。我想农学院少不了要用油印机印讲义之类的东西吧，总要有人刻蜡版。别的活儿我干不了，刻蜡版还是可以的。”他说：“我知道你的字写得好，刻蜡版当然没问题。我想这事大概不难办到。即便农学院不行，西安市这么大，我不信就找不到个小职员的差事。我给你张罗张罗。”我知道他在西安有亲戚本家，他肯帮忙，我心里踏实多了。

报纸上登出来省立政治学院的招生简章。这是一所新建立的专科学校，学制三年，待遇是全部公费，设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四个系。公费对我是有诱惑力的，不是大学本科，我有点不甘心，但是比去刻蜡版等待并无把握的来年统考，似乎好一些，是个不该放弃的机会。我踌躇再三，觉得不妨去试试。那么该选择什么志愿呢？政治、法律，我不感兴趣，继父也有过遗言，政界污浊腐败，不宜涉足。我也无意于做经济工作，只有教育可以考虑，于是我报考了政治学院的教育系，被录取了。我辞别了同学们，离开民教馆，住进了政治学院。

敌机对西安进行“疲劳轰炸”，白天警报不断，有月亮的夜晚也不肯放松。政治学院几乎很难上一堂完整的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频繁的空袭使人们的神经麻木了，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上，对一切都看得淡漠了，教师们无心教好学，学生也无心听好课。

这是个星期天，趁着还没拉警报，我到民教馆去找我的那些伙伴，像出嫁的女儿牵挂着娘家一样，有机会就往回跑。有三个同学先到城固去了，留在这儿的也都在整装待发，近期就要离开西安，看着大家兴高采烈的神态，我不免有点沮丧，显然我与他们拉开了距离，分出了层次，从来不甘心示弱的我，今天不能不承认自己在人前矮了半截！

贾祥一阵旋风似地跑了进来，把一张报纸仍到人堆儿里，没头没脑地嚷道：“保送名单，快看看有谁？”原来是陕西省教育厅公布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考成绩优秀的学生保送入大学的名单，贾祥只看了个标题，没顾得仔细看名单就买了一张报跑来了。大家围拢过去看报，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想看，又怕看，我极力在抑制自己的情绪，告戒自己：镇静，镇静，不要奢望就不会失望，不会有我的名字……

有人念出了“杨渊”，又有人叫出了“黄洁”，我的心猛跳了两下，我似乎冷静了一些，我们班有了两名，不少，不会再有了，我很想打起精神来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的失态，我应该笑着去祝贺他们两位，尤其是黄洁和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同学，一直到现在没有分开过，我俩是同乘一乘骡轿来到西安的。他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应该向他祝贺。但是我的身子却软得站不起来，我笑不出来，只想哭！

就在这时，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脯，身子有点儿发颤，眼里涌出泪来，当同学们把报纸塞给我的时候，在一大片名字中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还是别的同学指给我的，我才看见我的名字在第一行的最末。我的视线一直不曾触及前边的几行。

对于我和黄洁、杨渊来说，这是天赐的福音，对于其他同学显然是又一次打击。虽然事前谁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谁也不可能盼望天上会掉馅饼，但是意外毕竟发生了，难免要引起波动，刚才我已经真切地体验过了，那种猝不及防滋长起来的殷切希望接连着迅猛的失望，是十分强烈，很难承受的。屋里的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三人都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大喜过望的激动，不敢表现出高兴来。我们不忍心刺伤我们的伙伴，我们之间至少有三年的同窗之谊，有的是六年或者更长，岁月已经把我们的感情熔铸在一起了！

保送入大学可以任选全国的高校。我没有别的选择，在全国的大学里只有师大一校是全部公费。其实我早就向往师大了，我的老师大部分是师大毕业，我敬重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那样被学生仰慕和爱戴的人。杨渊和黄洁也不打算走得太远，因为大学都已开学半个月了，如果跋山涉水到昆明去上西南联大或到重庆去上中央大学，要耽搁更多的功课，所以决定就近到陕南去。杨渊选择了西北工学院电机系，在汉中的古路坝，黄洁选择了西北大学的商学院，在城固，和师范学院在一起（这时西北联大已经解体，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医学院等院校）。

我回到政治学院，有两位同系的同学牛振业和郭联芬来向我道贺，他们在报上看见了我的名字，原来他俩也在这次保送之列。他俩也决定上师院。三个同命运者立刻就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商量着明天一道去教育厅领取保送的介绍信，然后回来办理退学手续。估计要退缴半个月的生活费的。

第二天我们到教育厅顺利地拿到了介绍信，赶回政治学院注册科来办理退学手续，不料竟遇到了麻烦，注册科的负责人要我们退缴的不是半个月的生活费，而是三年的全部费用，包括三年的伙食费、住宿费、学杂费、书籍讲义费等等名目繁多的费用，那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简直是讹诈！是毫无道理的留难。我们入学不过半个月，为什么要缴三年的费用？我们据理力争，对方的口气很硬，强调“这是规定，谁也无权改变。”没有丝毫的通融余地。我们负气离开了註册科。

我们只好采取不辞而别的办法了。我们经过一番磋商暂且按兵不动，照常上课，捱到傍晚，我们捆好行李，等到夜幕落下的时候，把行李搬到临马路的西墙根，留下牛振业一个人看行李，我和郭联芬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转到西墙外，敲墙为号，牛振业就把行李一件件扔过墙来。我们毫不迟疑地雇车拉着行李直奔火车站。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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