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名家”的做派

11 “名家”的做派

1937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升入高中。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年月。我很难安下心来埋头读书了。课间我就跑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看当天的报纸，学校里能看到报纸的地方只有阅览室。每天的报上都带来触目惊心的消息，日寇又向前推进了多远，又有多少国土沦于敌手。从那些沦陷了的地方传来的是血腥屠杀的消息。有被奸杀后的妇女尸体的照片，有被肢解的婴儿的尸体挂在树上的照片，有集体屠杀后现场的惨不忍睹的照片，所有这些滴血的记录都扭痛了我的心！我的心里在燃烧着忿怒与仇恨的火焰，我哪儿有心情去背诵“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呢？！

然而像我一样到阅览室来看报的同学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同学对“SinA+CosB=？”比对战况更关注。当时榆林还没有广播一类传递信息的媒介，学校里的报纸也不多，怎样让全校同学及时了解战况呢？我决定每天用一大张有光纸摘抄当日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张贴在校门内的影壁上，使同学们在走进校门的时候首先看到它。这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份壁报，当时在榆林还没有见过任何形式的壁报。我在壁报上画了一个狮子头的图案作为报头，题名《怒吼》。外国人说中国是“睡狮”，现在狮子该醒来了，该怒吼了。旁边我配了一张地图，画出战线和日寇进攻的方向。学校很支持我的这一创举，供给我笔墨纸张。

我扩大了《怒吼》的篇幅，增添了内容。除当前的战况外，加上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每天加一条，如甲午战争始末、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而引发“五四运动”、1927年为阻止中国北伐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日帝企图阻止北伐军北上，杀害了北伐军派去的谈判代表蔡公时，是为“五三惨案”）、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四省、1935年培植冀东汉奸政府推行“华北五省自治”等等，意在用这些铁证如山的史实使读者认清日寇灭亡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怒吼》简陋而粗糙，既不排版，也没有装饰点缀，只求快速，却赢得了全校同学的普遍关心。

榆林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由各界代表组成，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募捐支前工作。该会创办了一份杂志《抗敌旬刊》，我是这一刊物的积极投稿人。我把写稿看作是一种战斗，是我为抗战尽的一点绵薄之力。我查阅资料，翻看报纸，把我的忿怒、仇恨、激情倾注在文章中。《抗敌旬刊》每期都刊有我的文章，有一期曾发表我的两篇作品。

这年秋天，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到了榆林。学校请李先生来讲演，同学们都很激动，大家敬佩这位因“爱国有罪”而入狱的名人。我对李先生更不陌生，1936年我订阅了一年《申报副刊》（也许是《生活周刊》），这份杂志上曾连篇累牍地刊载过记者到苏州监狱采访“七君子”的报道，而且刊出许多张“七君子”在狱中的生活照，因此李先生的名字早就铭刻在我的心中了。

现在李先生就站在我面前的讲台上，激昂慷慨地讲着“抗日救国”的大义，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李先生叫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禽兽不如的日本强盗终将淹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难苦的战斗历程，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李先生说：读书人的武器是笔，文章是唤起民众的号角，是投向敌人的炸弹。李先生说：“拿起我们的武器去讨伐敌人吧！我们写吧，写出来就印发。没有铅印，我们用石印，没有石印用油印，没有油印用笔写，用毛笔、钢笔、铅笔、粉笔。如果连粉笔也没有了，用石子和土块我们也要写下去……”

他的语言铿锵有力，使听的人热血沸腾，跃跃欲动。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要写，要写下去！我已不是在做作家梦了，我仿佛是一个战士，在接受战斗的号令。

每逢节假日或什么地方有庙会的时候，同学们就组织起来去到群众中进行宣传，有以班为单位的，有几个班联合起来的，也有和其他学校(女师和工业职业学校)的同学联合组织的。到街头或集会上去讲演，去唱救亡歌曲,去写标语。所有这些活动我都是参与者或发起人之一。

所有的宣传组织都是临时性质的，搞过一些活动后就自行解散了。只有我们的歌咏队长期存在了下来，后来扩展到和职业学校的同学们联合了起来。歌咏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歌迷，我们在班里唱，在学校里唱，以扩大影响，普及救亡歌曲，把学校变成歌声的海洋。我们也到唯一的公园——莲花池去，把公园中央的亭子作为歌坛引吭高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旗正飘飘，马正啸啸，枪在肩，刀出鞘，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我们唱得热血沸腾，游人被吸引过来了。我们不是为了赢得掌声，而是为了在人们的心头点燃同仇敌忾的怒火。

这个期间的榆林，真可谓是名人荟萃。继李公仆之后，名画家沈逸千来了，接着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塞上风云》摄影队到蒙古去拍摄外景，在榆林安营扎寨。随摄影队来的演员有电影明星舒绣文和吴茵。还有名歌唱家，唱《夜半歌声》的盛家伦。我们这些歌迷们最为瞩目的当然是盛家伦了。我们希望听到他的歌声，更希望他能到歌咏队来给我们一些指导。我们怀着敬意、热情和希望去拜访盛家伦，没想到被拒之门外。摄影队出来一个中年人婉转地解释说：“盛先生很忙，没有时间会见你们。摄影队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派人去帮助你们。”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位叫井淼的先生。很热情，首先听了我们的齐唱和独唱，然后给我们讲解练声的方法，他做示范然后领着我们练。我得益不少。此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总是尽量抽时间练声。

井淼送给我们一些摄影队印制的歌篇，其中有一首《草原牧歌》是《塞上风云》的插曲，词曲作者署名“一石”，井淼说：“一石是盛家伦的笔名。”歌词很简单：“青青草，跃跃羊，鲁伦河畔歌声扬，挥着鞭儿想着郎，哎嗨哎，但愿常在郎身旁。”曲调也还好听，只是没有蒙古草原歌曲那种粗犷、豪迈的风格，却很像江南民歌的柔媚、缠绵。我猜想这位“盛大家”可能是南国人，没有听过蒙古歌曲，甚至连陕北民歌、晋北民歌也很少接触，是在“象牙之塔”里吟哦出来的吧！

为了欢迎摄影队，榆林各界召开了一个茶话会。会场就设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大教室里。各界名流都到了。榆林的最高军事长官X集团军总司令邓宝珊也出席了（他解放后邓担任甘肃省省长）。

我、我们这些歌迷们都很兴奋，想必今天一定能听到盛家伦的歌声。于是围在会场外，扒在窗户上往里张望。终于会场里有人提议：“欢迎盛先生唱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附和。我们在场外激动得使劲鼓掌，但盛家伦却连眼皮也不曾撩一下，面无表情地盯着眼前的茶杯，仿佛是一位不为声色所动的“四大皆空”的高僧在参禅入定似的。欢迎者们不肯罢休，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和邀请，前后有四次欢迎的高潮。最后邓宝珊亲自出面相邀：“盛先生还是满足一下大家的热情欢迎，唱一个吧！”盛家伦也不曾赏面子给他。能有如此“修养”，着实令人钦佩和吃惊，这大概就是“名家”的做派吧！

处在僵局中的茶会主持人尴尬地说：“既然盛先生不肯赏脸，我们大家就来个齐唱，请盛先生定个音总可以吧？”盛家伦终于点头同意了。这总算是给主持人和他自己找了个“下台”的机会。

这时我们才知道当初拜访盛家伦的想法有多么狂妄，多么可笑！

我感到很扫兴，对盛家伦这位名人也很不理解，是孤芳自赏呢，还是待价而沽？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盛家伦这个名字了，他唱的《夜半歌声》也未必有人去复制使之广为流传吧！一代歌星，身后如此寂寞，难道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如果他能以他的响遏云霄的歌喉为抗日救亡而大唱特唱，去唤起民众，激励战士，鞭笞敌人，人民不会忘掉他，历史也会记住他的。

摄影队带来了几部影片，在榆林引起了哄动。此前榆林人还不曾看过电影，摄影队起到了文化拓荒的作用。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影片是《八百壮士》，真实地反映了日寇进攻上海时，谢晋元团长率领他的部队守卫四行仓库，以八百人的微薄兵力抵抗着十万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坚持到弹尽粮绝，四行仓库已被敌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无险可守的情况下才从英租界撤退。影片也表现了上海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日将士的英雄气魄。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首壮丽的史诗！八百壮士以其英勇姿态冲破了当时汉奸们散布的“抗日亡国论”的妖风迷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会亡！

我们一遍遍地唱着《八百壮士》的主题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英勇奋战东战场……”我们总是满含着热泪唱出来的！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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