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兄弟

李兰从始至终是依附在男性身上的女人，她有过两次婚姻和一个儿子，她的荣辱紧紧地维系在这三个男人身上。第一个丈夫带给她耻辱，她很长时间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她的儿子因为偷看女人屁股而成名，被称为 “小流氓”“小王八蛋”。 她一生中唯一的辉煌与快乐的时间是和宋凡平结婚以后的时间，宋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男性英雄，爱妻子，照顾孩子，充满正义。 在余华的写作生涯中，宋是唯一一个被正面包装的男人，和以往的边缘人不同。无论是现实一种中的山峰兄弟，还是活着中的福贵，万喜，他们要么沉默寡言，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要么有着先天的政治，生理缺陷。 宋凡平不一样，他有能力，也敢于表达。在篮球场上，这一幕被认为是超出现实的捏造，我却认为不乏可取之处。作者让男女主角闪亮登场，这种浓重的幸福与欢乐，与后文的沉重的死亡相互呼应，其实，更说明政治的暴力和残酷。 一个无所畏人言的英雄，他的优秀只表现在体育场上，不是权力斗争的爱好者。他有爱他的女人，他不在乎别人的嘲笑。生逢乱世，这样的男性是家庭最好的保障。可是，他还是死了，他的死亡充满了暴力的“浪漫”，他坚持要买票去上海，不惜为此逃出监狱，在汽车站被人乱棍打死。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仍然充满了对爱人的怜惜和期待。

我介绍这么多男主角的情况，其实是为了说明，正是由于作者在这个男性身上投入了过多的雄性英雄主义色彩，他的 “爱人”也因此显得极为弱小和无力。女性的勇气和智慧完全淹没在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和敬仰之下。在等待宋凡平来接她的时候，她先是在医院的门口等，又在汽车站睡了一晚上，整个旅程伤心，无奈。作者化了大量笔墨描写一个女人在失去了男性指引的方向以后，被动接受命运的过程。在宋凡平死了以后，李兰不洗头长达七年，七年之后的一次洗头，让她的头发彻底变白，完全成为一个老妇人。其实，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国女性一向有着比男性更持久地智慧与坚韧。在同样表现单身女性带着儿子在文革中的经历的作品 “蓝风筝”中，铁头的妈妈，为了给儿子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尽最大努力完成工作，挑选铁头的继父。甚至在活着中，福贵离家多年，家珍也是尽全力抚养他们的一双儿女。 很奇怪的是，李兰和宋凡平的爱，好像宋一直是付出者，李是接纳者。宋把李从第一个丈夫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让她成为穿上水晶鞋的公主。李的唯一任务就是扮演好服从者的角色。她跟着宋在刘镇上展示自己的幸福，被宋送到上海去治病，等待宋来接她。我甚至没有看到她对自己和自己爱人的孩子的关心和照顾。在这个“浪漫爱情故事”里面，我只看到了合格的男主角，和几乎是个 “残疾”人的女主角。

正像我在序言中介绍的一样，共产主义对男性知识分子的压抑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余华的小说反复出现男性的主角和中心地位是以压抑女性为代价换得的。兄弟的上半部分，男主人公的格外有力是以女主人公的格外无力为基础的。更有意思的是共产党作为另一股力量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

 

人造处女膜和处美人大赛

在女性越来越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一个江湖骗子周游到刘镇来推销人造处女膜。余华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人造处女膜的销售和处美人大赛的情况。 我们来对比一下男人和女人对处女的不同含义来了解余华写作中的深层意义。

首先，这是人造处女膜，不是自然处女膜。余华还充满寓言的命名为 “圣女贞德”和 “孟姜女”牌。 传统意义上的处女膜是女性纯洁的象征，但是这种纯洁更多的是来自于男性的要求，和夫家的标准。换句话说，得到一个处女新娘，是男性家庭得到一个“高档产品”的标志。有人说，处女膜是男人的脸皮。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古代贞操观所养肥的男权思想的反映。在古代社会，女人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失贞”都是可耻的，一个女人如果婚前处女膜破裂，即使她长得如花似玉，也没有男人敢娶她做老婆。如果这个女人生活在一个对贞操约束更苛刻的地方，她甚至有可能被装进麻袋，同石头一起沉入山涧或深水潭。  女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处女膜来决定的。我在前文中提到的 《莺莺传》，女主人公之所以被抛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已经不是处女，不符合传统文人对处女新娘的要求。中共执政以后，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性的纯洁度的要求上，并未发生本质改变，或者说，西方女权主义者推崇的性解放，性自由的论调，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推广。真正改变中国女性性观念的，应该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粉碎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人们可以用鲜血来换取必要的生活物资的同时，女人们也发现了处女膜对于男人的交换价值。

对于男性而言的处女膜，周游在反复推销自己的人造处女膜时说，“比起医院手术的价格，圣女贞德牌可以上男性朋友在一个女人身上获得十次处女开苞的幸福，孟姜女牌更是可以获得三十次开苞的幸福！” (P 329) 性行为被简化成为经济帐，而且，我们发现，人造处女膜可以提升每次性生活的经济价值。

对于女性而言的处女膜，这里我们要结合美处女大赛来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