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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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访问：

前国军巴新战俘幸存者李维恂访谈——《南太平洋祭》(68)

(2012-02-05 06:00:30) 下一个

附录(续1)

二口述访谈

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前国军巴新战俘幸存者李维恂访谈

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28)

鬼谷雄风

前言

在寻找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从中国战场俘获的一千五百多名战俘运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亚包埠(Rabaul)做苦工、以及战后幸存者被遣送回国的资料过程中，得知这些幸存者中，尚有三人健在，现在居住于台湾，这无疑是个大好消息。早在发现这批战俘资料时，我就期待着能有机会去访问他们。天遂人愿，机会终于到来。在搜狐网的资助下，于2009年8月1日至8日期间，由搜狐社区副总编辑梁春元先生陪同，我们分别从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出发，专程前往宝岛，一方面期望能在岛内查询相关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对这些仍健在的幸存者进行访谈，以期对在档案资料查询及现场勘查工程中遇到的种种疑问，予以解惑。

目前确定的居住在台湾的前国军巴新战俘的三位幸存者名单如下：

李维恂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少校）（江苏无锡人）

李焕文江苏保安第四支队（上等兵）（江苏武进人）

卢新芳 86军67师210团（上等兵）（浙江宁波人）

李维恂1949年摄于台南(李维恂提供)

访问李维恂，就当年国军战俘被运送到西南太平洋的孤岛以及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予以求证，可以说，是访问现仍健在的当年亚包国军战俘幸存者最具意义的一位。其一，虽然目前仍健在的三位前国军战俘幸存者都住在台湾，但其中的二位，李焕文居住在台北，经多次联络，都明确表明，不愿接受任何访问，谓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另一位卢新芳，虽愿意接受访问，但他双耳重听，且不识字，加上还带有浓厚的家乡口音，即使见到他，也基本上无法沟通(关于卢新芳的经历，将另文交代)。其二，李维恂当年军衔就是少校，换言之，即当年在亚包时，他就是国军中少有的几位少校级以上的军官之一，是中国军人营地的管理层的人物；他虽已年过90，且住在高雄，但仍然言语明白，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还很健谈，仅此一项，就足够吸引人们的注意了。其三，今年年初，当亚包前国军战俘之事经海峡两岸媒体披露而成为一热门话题，而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表示关注之后，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曾对上述三位健在的幸存者做过一个口述访谈，但他们并不愿意以此示人。尽管该部门当初曾设法与我联络过，希望多提供其资料及相互交流资料，他们如此做法，其来有自，可以理解。惟据李维恂公子称，史政编译室的人士对李的访谈，超过预定时间，欲罢不能；甚至连著名作家龙应台亦在知晓亚包前国军战俘事件之后，也介入进来，欲将这段历史，写进她即将杀青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中，因而她在高雄对李维恂的访问，也是远超其预定时间，一口气就连续进行了七小时之久，以致不仅将其之后的行程安排延后，甚至连午饭也来不及吃。由此可见，对李维恂的访谈是如何的重要。再者，李维恂本身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从1937年抗战初起而投身军旅，到1942年被俘而为日军转运到亚包做苦工，短短五年时间，就升至少校官阶，而且他所侧身的部队，又是与最具传奇色彩的军统有关，这本身就足以吸引人的眼球了。

下面所记述的，就是访问李维恂少校的一个记录。这个访问，从8月7日整天（下午曾去访问卢新芳，有约三个多小时的停顿，也是让李维恂先生有一个休息时间，到晚上继续进行）到次日上午，前后达14个小时之久，而这两天，也是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南部最烈之时。为便于对事件的了解，兹将访谈的相关问题，略做整理，故在访谈的时间顺序上，与录像上的记录，有些差别。但对李维恂的回忆和相关叙述，则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原意照录，以保持原貌。惟对于有疑问之处，会作一简要的说明。

很高兴接受访谈的李维恂先生。

一、我等你们已经很久了！

在来高雄之前，住在台北的上官百成(四行孤军少校团附上官志标之子)先生就与李维恂先生联络好，订在8月7日上午对其访谈。我们在上官百成的陪同下，于6日傍晚乘高铁抵达高雄，住在寒轩饭店。当天晚上，莫拉克台风就从台北一路追着我们的足迹，倾巢南下，来到高雄，狂风大雨，一夜未停。

7日上午，狂风暴雨依旧不停，难以出门，酒店甚至将大门都用横木封堵，以保护其不被狂风吹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致电李维恂先生，他表示可以由其公子驾车，陪伴其前来饭店接受访问。以其90几高龄，能如此认真对待我们远道而来的访问，真令人感动。

大雨滂沱中，李维恂在儿子李权宪的陪同下，到寒轩饭店接受访问。

上午10时许，李维恂先生在公子李权宪的陪同下，来到饭店。李先生90几岁了，但看起来非常精神，脸色红润。当我们三人(还有梁春元、上官百成)在饭店的房间中迎接他时，他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我等你们已经很久了！这一句话，短短几个字，却是发自其肺腑，听来让人热泪盈眶。

说李维恂这句话发自肺腑，不仅仅是我，也是其他二位同行者当时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更是在余下来的10多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的。

李维恂1918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他当时还是位于连云港的江苏省水产学校的学生。当淞沪抗战的炮火震撼着中华大地时，虽然李维恂是家中的独子，但他还是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热血男儿一样，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先是加入了忠义救国军的培训班，继而进入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在上海、浦东一带与日寇周旋，直到1942年被日军俘虏，并于当年年底与其他1500多国军战俘一起，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首府亚包做苦工，此时，他已经是该挺进纵队混成队上海总队的队附，官阶为少校。在1945年日本投降，剩余的中国战俘748人被盟军解救之后，李维恂还曾经是等待遣返的中国官兵暂编第一大队的大队长。1947年回国后，直到1958年在台湾退役，李维恂也未曾受到很好的待遇，一直默默无闻。

一直到今年年初，当亚包中国战俘事件被两岸媒体热炒后，国军有关方面终于找到他，对他做了访谈，也邀请他出席了3月29日于台北圆山忠烈祠的巴纽国军死难英烈牌位安放仪式。但媒体发布的大量照片中，不仅未见这位历史见证人的踪影，甚至报道中亦未见对他的出席有只字提及。以致他在我们的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说到，“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只有你们，才发现了这片落叶仍然有价值。是的，通过你们，那些死难在太平洋孤岛上的英烈已有所归宿；可是，当年那些还活着回来的官兵，他们又如何呢？政府或世人又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这番话，发自肺腑，反映出来的是一位抗战老兵的心声。因此，我将“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作为这篇访谈的标题，也是对被访谈对象的尊重。实际上，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十余个小时。

“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二、从南京战俘集中营到亚包苦工营

1、地狱般的航行

目前的中英文档案资料都表明，被日军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亚包做苦工的国军战俘，共1504人，分别来自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和杭州的战俘集中营。前者主要是在江苏省及其周围被俘的正规军队及各类游击部队人员，后者则主要是1942年5月至7月期间浙赣会战（也称衢州会战）被日军俘获的国军主力部队的官兵。

那么，这些人是如何被编组送往巴新的？航程如何？他们在巴新做苦工期间的遭遇又如何呢？这是我在见到李先生时，首先想要了解和知道的，就是他作为其中一位幸存者，他个人在这一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可以作为档案资料记载的补充，以及提供一些细节。

问：您何时被俘？如何从南京到巴新的？

答：我是1942年10月被俘的。当时是日军清乡，汪伪政权的和平军配合一起行动。我们在浦东，需要转移，就到了松江(当时属于江苏)，准备从这里再转道返回浙江的杭州周围，因为我们别动队是属于第三战区的。我们原先以为，到了松江应该是安全了。可是，再一次错了，我们实际上落入了汪伪组织设好的包围网络之中。当时我脚上负了点伤，无法走。我之被俘是因为我们有原则，即如有战事发生，不能累及老百姓，故宁愿被俘。被俘了，也是表达我们中国人的不屈。由于那时候汪伪组织向日本人保证过，清乡不流血，因此，我就很顺利地给汪伪组织的军队抓住，送到了南京战俘集中营。

实际上，我在4月份的时候就被俘过一次。但那一次的结果，是让我成功地逃了出来。10月份的被俘，是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被日军俘虏。

【说明：有关第一次被俘及逃脱，李先生有很长篇幅的叙述，也很惊险生动，完全可媲美电影电视中的情节。此处先略去，容当后面专文记载之。】

（这时，上官百成先生在一旁问：您是在这时就认识我父亲上官志标的吗？）

是的，我是在这时认识上官志标先生。当时跟我一起进到南京战俘集中营的，有400来人，分成三个连(中)队。我们这三个队是由上官志标分配的。他那时是上海四行孤军的负责人，这支部队的官兵这时也都到了南京集中营。当时的孤军是要被分开的，怕他们全都在一起会闹事。我当时是集中营第16队的队长。我是在被分到16队当队长的第二天，去见到上官志标的，是他叫我去的，因他知道我是军统的。

1942年底，我们在南京被提调出1000人，去上海。当时，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是去哪里。就当时南京集中营的战俘人数而言，应该是有1500多人吧，不会超过2000人，当时这些战俘都要去做工，比如煤场。我是队长，属于管工性质，工作就没有那么累。至于你提到的如何挑选1000人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当时是按队来选调的，即一个队一个队地整队调出，并不是挨个地挑选的。比如说，陈宇簧上校，年纪大，资格也老，就因为在队上，也一起给调了进来。

我们到上海时也不知道还有另外的500名中国军队战俘也从浙江转来，和我们一起被运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去。我们是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的。而且，我们在整个的运送期间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到了那地方之后，才知道。

我们从南京出来的人，编为五个中队，被送往上海。在上海上船时，我们被分开，大约是100多人分乘一条船，当然，船上还有日军。我们100多人被赶下船的底舱，上面由日军住及装载一些军用物资。在民国50-60年代，曾经有一本叫《地狱船》的书，很流行，但我不敢看，因为那时我们的船上航行经历，实际上更惨！

当时我们在上海一上船，整个建制就乱了。日军往底舱扔下了一些糖果、烟之类的东西，大家就乱抢了，根本就什么也不顾了。我当时是队长，立刻跳起来，命令排长和班长们站出来，将这些东西收拢起来，然后再慢慢分给大家。我过去读过一点点日文，就设法上去与日人交涉，谓我们是军人，不能如此戏弄我们。交涉显然有些效果。这样，秩序算是好了些。过了几天之后，就开始有人拉肚子了。这种情况继续恶化，难以言状。

走了一个多月，大约是快到达目的地的前一个星期吧，我们就分船了。分船的意思是，有些船要去其它地方，必须并船，即把我们赶下来，那些船载着日本兵和物资转向他处。这些船都是商船，大约三千顿左右一条，有四层，本身都装得满满的，即除了我们在底舱之外，其余的都是日本兵。而我们原先100多人一条船，现在要400人左右一条船。就是说，我们100多人与其它船的人汇合，挤在一起，只能坐，不能睡，有些只能站着。这种景象可想而知。

刚刚开始时，吃饭还正常。日本兵给我们每20人一桶饭，半桶菜，但不给汤，也不给水，还无法让人上去大小便，因为日本兵有四把刺刀守在舱门口。船舱里热得不行，无人穿衣服，当时的衣服能保存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叫骂声不断。可是，三天后，已无人哀叫了，也没有大小便了。刚开始时，日本兵刷牙的水流下来，我们接来喝，还可以喝自己的尿，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有人甚至想跳海一死了之，但日本人也怕我们跳海，防得很严。

可我们最后挺过来了。事情是这样：日本兵每天至少要我们派10个人去帮厨，这样这些人可以拿点水喝，也偷偷地用瓶子装水回来喝。有时候我们就派出这些帮厨的人去偷水，即演出“苦肉计”：如让一二个人故意做错事，吸引日本兵注意力，甚至挨上皮肉之苦，其余人就趁机去偷水。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去日本军官那里交涉，这样可以得到少许的一点水。

2、亚包苦工营生活点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太平洋地区设立了多个战争罪犯审判法庭，以审判战时日军暴行，包括屠杀平民和战俘、虐待占领地平民及战俘等。西南太平洋的战争罪犯审判法庭，就设在亚包。所有当地平民以及盟军战俘，包括来自澳洲、英国、美国、荷兰、印度以及中国的战俘，他们或是被日军俘获或因战败投降日军而被运送到新几内亚做苦工，皆曾在战争罪犯审判法庭作证，让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据档案资料表明，战后，在亚包，共进行了188场战争罪犯审讯，共有390名被指证的日军受到了审讯，其中266人被确认有罪。他们当中，84人被处以绞刑，3人被处以枪决。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在亚包的中国官兵，包括吴棪中校和陈国樑少校以及部分的士兵，都在审判法庭上做过证人，以受害者的身份，对中国官兵在亚包期间受到日军的残酷虐待和他们的非人待遇，提出指证。这是可以检索的有关中国官兵战时在亚包期间的档案文字记载。另一方面，当事人个人的感受，即他们对这一时期所经历的非人生活的口述回忆，也给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更多的细节，作为上述文字记载的补充。关于后者，目前所能见到的，仅有田际钿先生(原四行孤军营士兵，亚包中国战俘苦工营幸存者)的回忆录【余玮、吴志菲：《“八百壮士”幸存者回忆：从战士到战俘从未屈服》，《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21日，链接：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report/content.jsp?n_id=3513 】和施方舟先生(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的访问记录【二战幸存劳工讲述巴布亚新几内亚战俘营生活http://news.qq.com/a/20090120/000023.htm】二种。但他们当时的阶级都是士兵，并非处于管理者的地位。因此，作为军官，而且还是较高级的军官，比如李维恂先生，他们的口述回忆，可能带给我们的，就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我们看待那段历史的不同侧面。

问：李先生，就当时中国战俘在亚包做苦工期间所遭遇的种种虐待和非人生活，我已经读过一些中国官兵当年在战争罪犯法庭上的证词，以及几位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您能否谈谈您在这一时期的经历？

答：我们到了亚包之后，曾经有二周时间的休息，是因为要分配我们的工作，但没有给养。我们分成不同的队，人数多寡不同，我所在的队是400人左右，另外还有一队是500多人的，就是以朱云少尉为首的孤军营所在的那个队，他们的工作很辛苦，条件差，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下160多人了。

我这个队是分在亚包(拉布尔)的三号码头，主要工作是装卸和仓库整理。比如说，由新加波等地运来的军用物资，主要由我们负责整理。我们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工兵单位。我们有一队人被编入工兵部队，在日本兵的带领和监视下，抢修机场、开路和进入森林做工。曾经有一次，他们进入森林，好几天不见天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受了点伤，见了血，就很难活。因为伤口一破，就生蛆，就会死。另外，疟疾的死亡率也很高。日本兵都煮木瓜叶汤喝，要强迫喝，预防疟疾嘛。他们也常受疟疾困扰，他们也一样怕死。

我们做装卸，碰到美军空袭，那就惨了。实际上，我们抵达亚包的当天，就遇到了空袭。此后，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轰炸机来空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3年10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当时正在火山旁做装卸，突然看到一片黑点，有100多架飞机来空袭。从那时开始，每天白天也空袭。而我们，就得在空袭下进行装卸。这样一来，弟兄们就苦了，每天要做工，还要挖防空洞。

问：你们有日本兵看管吗？

答：有，但不多。我是军官，也是管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管理，因为周围都是海，想逃也逃不了；森林里条件恶劣，逃进去也很难活。日本人对我们当然很不好，我们因病被日军枪毙和活埋的有三批，每批20-30人。我这个队的陈宇簧上校和张英夫中校都病死了。陈并不管事，而张是我们的大队长。后来我负责中国队。在南京集中营时，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不用去做工，但在亚包时，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工。在我们刚到亚包不久，空袭的空隙时间，日本兵曾组织我们几个带队的军官去亚包街上看了一下，去看了那里的慰安所。

刚刚开始是日本兵管理我们，我们之间的沟通，最初是通过文字进行。后来，台湾人来了，由他们来与我们沟通，并最终由他们来管我们。

台湾人刚刚来的时候，也是与我们一样编组。刚开始时，这些台湾人还好。我有一个弟兄是福建人，曾向我报告过，这些台湾人很好。可是后来就觉得他们可怕了。他们穿的衣服上佩戴了“监视员”铭牌，对待我们也开始嚣张了。其实他们在日本人眼里，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管我们的日本兵，以前在中国的汉口也管过战俘，他曾对我说：他们只是比你们好一点点。再过了一段时间，嘿，这些台湾人都改了日本人名字了，对我们的态度更恶劣，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态度反而还好一些。他们对我们进行所谓监视，其实还有日本的卫兵，但日本兵相对宽松些，不像这些台湾人，对我们很不好。到日本人快投降时，这些台湾人(军夫)也有等级了。他们当中待遇好的，主要是医生之类的人，相当于尉官级别。这些台湾兵真的很坏，实际上2.28事件就是这批台湾兵有组织的行动。

问：您当时知道日军曾经有过将你们坑杀的计划吗？

答：当时好像听到过有这个传闻，但日本人是否真正有坑俘的计划，就不得而知了。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实际上，许多其他队的战俘以及日本人都没有米了，主要是海军没有米了，他们用油去与陆军换米吃，甚至用枪用炮去换，而我们这一队还有米。原因是我们在做装卸和仓库工作，攒下来的。最后管我们的日军还要找我要米呢。

问：您当时知道有广东民众劳工在附近吗？

答：知道，但无交流，不清楚他们的情况。

三、抗战胜利重获自由到遣返

从现有档案资料看，在亚包苦工营的中国官兵于抗战胜利后重获自由，来往电文主要涉及的都是如何遣返之事，而在获得自由到遣返之间这段期间，中国官兵的情况如何，却甚少资料。在澳大利亚档案馆里找到的，也主要是一批历史照片。而这些照片，在本人披露这段历史的博客文章中，都已分章作了介绍【详见：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2)】。因此，我特别关注这一时期的问题，以期通过李维恂先生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这个官兵情况有一较深入的了解。

问：澳洲档案馆里有一组当年在亚包的中国官兵被解救后的照片(在询问时，我将电脑中存档的这些照片，比如那张著名的四行孤军营官兵三人照，给李维恂先生看)，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答：记不大清楚了。但图片中的这些人穿的这些国军的衣服，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都是穿的澳洲人发的衣服。当时，我们的上衣是澳洲人的衬衣，裤子则是我们自己改的。

(通常来说，这些照片均由澳军中的军史小组特别拍摄制作，以作存档之用，故上面所标的日期应该是准确的。换言之，照片中的中国官兵的军装也不会是假的。记得访问麦添强先生时，他当时很肯定的告诉我，他当时的职责之一，就是登记发放服装及武器。李先生的回答显然与现有的资料差距甚大。是否记忆有误？)

问：请问这张照片中(即：四行孤军营官兵三人照)，哪一位是四行孤军营的朱云少尉？他是在亚包的四行孤军营的头儿。

答：记不清了。

问：这几张照片是当时澳军高官来中国官兵大队视察时拍摄的，吴棪中校在这张照片中。您作为大队长，应该也在与吴棪一起欢迎澳军的行列中。您看这里面是否有您？

答：在这儿。这裤子就是自己改的。(李先生指着下列二张照片的人腰中别有手枪的那位个子不高的中国军官，表明是他自己。)

『见第四章照片AWM 097902：1945年10月10日，澳军第11师师长K.W. Eather少将检阅中国军营部队。左侧前方第一人为吴棪中校，第二行紧随澳军第11师师长的那位扎武装带佩手枪的矮个子中国军官，就是李维恂少校。』

【说明：上述问答，只是想澄清服装问题而已。显然，照片中的这些中国军装是货真价实的。只是它们是由中国官兵保留下来的呢，还是由澳军赶制发放的，尚需进一步查证。】

『见第四章照片AWM 097907：亚包国庆34周年庆典现场主席台上的中澳军官们。前排左起第五人即为李维恂少校。』

问：请谈谈中国官兵被解救后的编组情况。

答：被解放以后，我们南京来的剩下的弟兄编为第一大队，开始是由我负责，我任大队长。从浙江来的剩下的弟兄编为第二大队，由吴棪中校任大队长。整个中国官兵大队由吴棪任大队长，我是大队附。

问：档案资料上说的，陈国樑少校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答：那是后来，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以后了。我是被他们赶下来的。

问：还有一张照片，是吴坤上尉死亡的照片，您还记得这事吗？

答：已记不得了。

问：据张荣煦先生回忆，这位吴坤上尉是因精神失常，要拿刀伤人，而被执行纪律打死的。张先生当时还是个半大小子，义务在中国官兵营地帮忙做翻译，他说是事发当晚回到营地后听说此事，并在厕所旁边的停尸房看到过这具尸体。

答：如果说是被执行纪律打死的，那应该是孔祥林中士，他是二大队的。这是个兵痞子，纪律很坏，常常闹事，连长(中队长)处理不了，已经反映到我那里。孔是北方人，他们这些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不服管教，为此，我要关他禁闭。有一天，大概是1945年底的时候，我到大队部(陈国樑处)，这时，孔又在闹事了，他要烧我的房子。当时澳洲联络官、大队长和我的房子是呈三角形的。我看到孔要几个日本兵(当时日本兵在我们的营地做工)拿柴火去烧我的房子。我当即退到大队部，叫上几个队长来，问他们如何处理此事。当时，日本兵不敢动，在看着，澳洲联络官也在看着，大家都不出声。这时我出去，想处理此事，而孔就拿着一把刀，向我冲来，我只好向后退。这时，传令兵在我的后面，只好开枪，就把他打死了。过后，有二个澳洲军官来证实这一事件，也处理了这一事件。唉，国军的纪律不好，我是经历过的。

【李先生的这一回答，显然与前面所述张先生的回忆有很大出入。就李先生所述之孔祥林，是否就是新30师的孔宪章上士呢？因为孔宪章的名字，从读音上与孔祥林很相近；而孔宪章也是北方人，死的日期也是1945年底。诸多疑问，但未见有其它资料证实，只能存疑。】

这种纪律差，导致人事倾轧。忠义救国军的赵金山上尉早已与副官刘伟宝有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生死相拼。我办公室旁边有一片竹林。有一天上午，赵金山与刘伟宝在此相遇，赵就拔枪打刘，共开了两枪。打完之后，赵就跑了。虽然没打死人，但如何处理此事？我急得不知如何办，中午连饭也无法吃。当时，吴棪就给我脸色看，而赵与陈国樑是生死弟兄，很难处理。次日，陈国樑对我说，一定要对赵严肃处理。第三天，陈国樑又建议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打他一顿板子就行了。我认为这太便宜赵了，就没同意。到晚上，吴棪对我说，把赵交由澳军关押算了。我认为可行，就同意了。但这事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风波，这直接导致将我从大队长的位置上赶了下来。

陈国樑身材高大，本人其实也是老实人，但吴棪却与另一少校姚天谅借此事兴风作浪了，要把我拉下来。姚当时的职位相当于政战主任，实际上在我从军时，姚就是政战官了，好像那时就是少校了，我以前就知道他，只是到亚包才认识他。他们在下面运动倒我，使我无法集中起部队。结果是我下来，由陈国樑担任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最终，赵金山也给放了出来。

问：你们当时与当地的华侨关系如何？

答：我个人与他们关系不好，因为日军刚刚投降时，澳军供应我们的物资尚不充分，需要当地华侨一个翻译，与日军交涉，我觉得他们对日军的口气和态度都太软，我就生气了，看不起他们。

但吴棪与当地华侨关系还好。他代表我们官兵与华侨接触，他处理得比较好。当时，当地华侨有名叫谭锦胜和巫佩山者，就常常到我们营区来，他们跟吴棪的关系都很好，二人的年纪都不大，大概在20多岁左右，我见过他们。

我们在亚包时，曾经接受过澳洲红十字会约500英镑的捐款，按级别分下来，我个人得到8毛钱。据说，澳洲华侨曾经给我们捐过款，可我们最终一分钱也没有收到。因为我曾听一位弟兄告诉说，他听当地一位华侨说的，澳洲华侨给我们确实是捐过款的，当地亚包的一位华侨就捐了20镑。这笔钱没有到我们那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没有多大的来往，我是指与当地华侨和广东民众大队，主要的障碍是语言问题，尽管刚开始时，我们与当地华侨总的说来关系是好的，比如我们一起庆祝国庆。

问：在获得解放后，澳洲军方给你们派了联络官，还有一位华裔的翻译员麦添强先生，您知道他们嘛？

答：有三位澳洲联络官。一位是Darling少校，一位是Gaul上尉，还有一位是孙信生牧师。这是个澳洲人，是随军牧师，在中国住过很久，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还很懂中国人的心理。至于那位华裔翻译员，我没有什么印象。

【李先生说的孙信生牧师，显然应该是指James Ferguson先生。详见：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1)】

问：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是否派人去看过你们？

答：我知道刘渭平副领事来过。武官朱雨农也来过。那是吴棪的第二大队走了之后，朱雨农来，他找陈国樑。朱雨农称他过去是与戴笠同一个办公室，就坐他对面办公的。他不过一个少校而已，够得上吗？有什么可炫耀的呢？这样一种心态不好，我看不起，也就没多理他们。

问：在澳洲档案馆的照片中，以反映1945年双十节国庆阅兵情形的最多。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当时的阅兵是很重要的事，但做得不好。当时我就反对阅兵这种形式，因为我们刚刚集中起来，相互间都不认识了解，同时，部队成份复杂，又那么久了都没有操练过，这样短的时间要做到分列式等，哪能呢。但吴棪坚持一定要做。可能是我当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吧。

问：根据档案资料，从1945年的10月开始，战争罪犯法庭的指证与审判工作就开始进行了，亚包是主要的审判地点。为此，吴棪中校和陈国樑少校以及部分中国士兵，都有书面的指证文件留世。作为中国官兵中的一员，曾被日军俘虏运送到这个西南太平洋的岛上做苦工，经历且目睹了日军对待中国战俘的暴行，您是否因此参与了战犯指证工作？

答：当时指认战犯，我不在现场，在队部。

我记得胜利后不久，澳洲部队的人对我们说，对于虐待过你们的日本兵，你们都可以指认。我们说，很多日本兵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如何去指认呢？澳洲人说，没关系，我们将他们带来，让你们认。这样的指认场景，有过好几次。

在指认日本兵战争罪犯的过程中，吴棪放掉了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对我们大队的弟兄很坏，但对吴棪很好，因此，吴棪就将他放掉了。

我们告的日本兵战犯，没有一个告成功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日本兵是被判有罪，因为他枪毙过我们中国兵。在审判期间，有一段时间停顿了三周左右，是被我搞停的。当时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要求去作证，就是做证人。我对法庭的安排很不满意，不高兴他们不让我们证人沟通，将我们隔离，而日本兵战犯则可以和律师沟通，我认为这很不公平。因此，我将自己的上述感受告诉了澳洲联络官孙信生，让他将此意思转告法庭。我们当时无人懂英文，这点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法庭在得知我们的意见之后，向我们承认了错误，遂将日本兵隔离开来。法庭为此停顿了三周时间，由双方政府为此事进行沟通协调。过了三周，澳方请我们吃饭，通知我说，中方希望此事由澳方协助解决。这算是战犯审判期间的一个插曲。

但很多台湾兵被判刑。这是因为他们中有人先去找了吴棪，他们没有来找我。实际上，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与我关系不错的。没找我的结果，是其中有些个人虽然找了吴棪，还是被判了刑。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我们做苦工时，曾经对吴棪手下的一位姓张的士兵，下手很狠，打得很惨。事情的起源是，他们几个台湾兵(当时是管我们的监视员)在一起吃东西，那位姓张的士兵刚好从他们旁边经过，正好擤了一下鼻涕，就被那几个台湾兵认为是没有教养，也是侮辱他们，他们五个人将这姓张的一顿痛打，而且下手很重，打得姓张的惨叫，连当时担任卫兵的日本兵都看不过眼。因此，这次审判战犯就没有放过这些台湾兵。如果他们事先是先来找我，或许我可以帮帮他们，可以过去，或者说惩罚会轻一些。我这么说，不是同情这些台湾兵，是因为我们告日本人没有什么成功的，告台湾人反而成功，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问：中国官兵被日本人掳掠到这个太平洋的孤岛做苦工，时间长达二年半之久。过去一段时间这些个当年赴日的华北劳工都向日本起诉打官司，希望讨回赔偿，您是否想过也要向日本追讨补偿？

答：日本人后来给我们补发过工钱，大约是在1945年11月左右。我个人就获补了2000日币。

问：档案资料上说，当年在亚包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中国官兵营区内国共思潮冲突极为严重。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们的官兵中是有几位来自新四军，但他们都是普通士兵，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冲突，只是觉得这些年轻人比较气盛一些。比如说，他们会走过来问，你是哪个部分的？待回答后，他们就说，哦，顽固派啊。也就这样，他们就是一些兵嘛。平时也没什么冲突。

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于澳洲海员工会曾有人来亚包拜访过我们，也许这个时候有些共产主义思潮传了进来。当时是刘震亚上尉接待他们。姚天谅少校与刘震亚上尉是死对头，虽然他们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冲突是可能的。新四军的汪友勇(？注：档案中的名字是“汪友璋”)当年回国后就是被刘、姚二人送往教训所了。

问：根据资料，战后有300多名中国死难官兵的遗骸被迁葬到亚包战争公墓，您当时是中国官兵大队的负责人之一，是否参与了这个迁葬，您能否对这方面的情况加一说明？

答：我知道这事，但主要是副官在处理，我没有过问。大约是在澳军撤出亚包之前吧，应该是1946年初以前，澳军派来一位上尉，郑重其事地与我们联络商谈替我们的死难官兵迁葬之事。我认为无法办到，理由是，我们因病被日军枪毙和活埋的弟兄有三批，每批20-30多人，还有其他的人死了，就有好朋友们埋了，当时也没有墓碑和地标可供查找，也无法找。另外，我认为，人已经死了，他们已经安息在那里了，就不要去移动他们的魂灵了。因此，我没有过问此事，一直由副官去处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另外还有一件事，使得我不愿意去管这个迁葬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兵，是安徽人，他兄弟俩都在我们的这个官兵大队。哥哥死了，给埋起来，可是几天后弟弟去将哥哥的尸骨挖出来，包好背在身上，但他几天后就疯了。这事就发生在二大队。

四、遣返之后

问：在亚包的中国官兵是分二批遣返的，您是属于第二批遣返的？

答：我是第二批遣返的，这一批是第一大队的人，由陈国樑带队，时间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七月份。第一批遣返的是暂编第二大队的官兵，由吴棪带队离开。四行孤军的官兵也是这一批一起走的，他们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底离开的。

从亚包遣返回来的，第一批的待遇是好的，特别是孤军的待遇很好。比如说，彭南亭就去了铁路警察局当警员。但我们第二批遣返回来的，那就很苦了。

我们抵达广州后，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可能是那时各方面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谣言满天飞，当时我们住在广州的光孝寺，就有传言说把我们给卖了。有一天，我们这400多人，集队离开光孝寺，要讨说法。当局很快就将我们打发回来了，就地发放遣散费，队伍就在这里这样散了。

问：那此后您怎么找回您的原部队的？

答：原来的部队没有了。但我去找我的老上司郭履洲将军，他当时是交警总队的护路司令。我的另一个老上司鲍步超将军这时是在东北，我没法儿去找他。我只好去找郭将军，当年我的混成队是属于三战区受他领导的。我到南京见到了他，他让我先回家看看，等他消息。这样，我就到了上海，在那里见到了以前的老同事，他们告诉我可以直接去保密局本部报到，因为当时保密局还有很多的空缺。就这样，我去南京上了半年的班，实际上是在那儿待命，当时只领五成薪水，后来就被派往保密局江阴组担任组长。此后再退往上海，参加上海保卫战，最后退到台湾，在警备总司令部工作。

问：您刚刚说，是去江阴担任保密局的工作，那么，江阴在1949年4月共军渡江时，整个要塞起义投共，是否对您的前程有影响？

答：其实江阴要塞早就给戴戎光(要塞司令)给卖了。1949年春节前后，在江阴，满城风雨都在传说，戴戎光以600两银子将江阴要塞给卖了。我当时表面上还兼任江阴要塞的少校参谋，主管情报，也知道这个消息，但找不到消息的源头，也无法报告上去。当时，要塞总队长(上校级别)的行踪也不明。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第一绥靖区司令)与戴不和，可能也听到了许多对戴不利的传言，总想找机会修理他。有次，戴去丁的地方开会，丁留戴吃饭，就给顾祝同打电话，问他如何处理戴的问题。顾当时是陆军总司令，而戴则是顾的人。顾祝同当然是护着戴，丁也没办法。过后，顾祝同还派顾锡九(第123军的军长，顾祝同的堂弟)去看了戴，表示慰问。

共军渡江的那天白天，戴戎光搬家，因为当时江阴已经由21军接防，要塞司令部无法再呆在江阴城里。当时我还去见过他，拿着批条请他批字，他还说同意，并嘱咐让他的通讯连长次日帮我办此事。当天晚上，要塞的炮就响了。晚上11点时，戴戎光还报告说打掉了共军的三艘渔船。我12点赶回去，向无锡报告，当时保密局江苏站已经撤到无锡。

次日早上6点，我再赶回要塞，碰到情报室的一个副官，告诉我说，共军登陆了。当时的情报说，共军小股已登陆，后续部队正源源增援中，真可怕。8点钟时，路过要塞参谋长办公室，问我有何情况，我不敢说。参谋长要我与他保持联络，一起撤退。11点钟，当我再回去时，参谋长办公室已经没人了。当时江阴城里各城门都让21军接管把守了，我当时与守城门的营长说好，开门给我出去。正在出门的时候，碰上一个姓杨的营长，他认识我，就对我说，老李，有重大情报，要塞叛变了。我一听，心里就乱了，必须马上报告，我不能走了。可我之前已经让我的电台等手下先行撤走了，故只有先到司令部去。经过打听，要塞司令部搬到青阳镇去了，就往那儿赶去。到那儿之后才知道，司令部没来这儿。为此，就地请了个民工，帮携带东西，一起往无锡走。但很快天黑了，一路有部队守着，不能走了。

次日凌晨的时候，人声沸腾起来，有部队退了下来，才随着他们一起走。天快亮时，在堰桥碰到二人，是江阴要塞情报队的正副队长，才告诉我详情。当天他们给调去总台探侦队，从而知道了总台的唐总台长等已经起义了。据说，夜里2点多钟时，司令部还在开会，戴戎光一句话也没说；天快亮时，约4点钟的时候，他们发现，总台和司令部的卫兵都给换了。他们是在这种混乱之际，看出苗头来，趁机走了出来的。经他们这一说，我才知道大致内情，可以写报告给上级了。

当天我们很快就到了无锡。当时，无锡市面还是很平静，班车还照常开行，学校正常上课，火车也照常走，很难想象当时共军已经渡江了。后来在无锡听说，戴戎光的哥哥和外甥都给关了起来，戴的哥哥以前曾担任要塞的一个防区的司令。要塞司令部以前有个情报室主任是中校，到了台湾后整编成了上尉，后来又进了参谋大学深造。

1955年李维恂先生摄于高雄(李维恂提供)

问：那您之后的经历怎样呢？

答：我先奉命去了昆山，负责收集情报，一直等到上海被解放的前一天，才离开那里来到台湾。实际上是在此之前的5天，我已经搭乘上了一条船，但因这条船到了吴淞口时，就给打了几炮，出不去，给打了回来，最后是趁机才走掉的。

到台湾后，我先回保密局，后去保安司令部，1958年以中校阶退役。退役后，我做生意。当时很艰苦。在抗战时，我升职快，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到了台湾就难了，没有学历，最多可以升到上校，再往上就很难了。

问：您在遣返后还和当年在亚包的中国官兵有联络吗？

答：基本没什么联络，当时大家都挺难的。不久前据国防部的人告诉我，后来这些官兵退台者有200来人。我到台湾后就见过二人，在高雄，我见过一个姓高的。死在亚包那里的是悲壮的，而活着过来的人，则是很艰苦的。当年在南京时，曾经见到过一个从亚包回来的上尉，当时他在乌篷船上卖柴火。但以他当时的身份，似乎不应该也不能做此事，可能是已经投共了，在做秘密工作。

1955年李维恂在高雄的工作照(李维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