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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续6)
三 中国军营管理层内讧
前面已经提到，在亚包的中国官兵，被解救后集中到一起，最初的中国军营大队长是吴棪中校，李维恂少校为大队附。不久，根据中国战俘在中国的来源地划分，中国官兵又被分为二个大队，前者为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后者为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吴棪仍然是整个中国军营以及平民营地的总管。但是，到1946年亚包中国官兵与平民确定遣返时，李维恂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位置已由陈国樑少校所取代。
2007年，首次与张荣煦先生谈及亚包中国战俘时，他随手写了几个中国军营的军官姓名给笔者，如吴棪、陈国樑、刘伟宝、秦家麟等等，事后检索，都与档案记载基本相符，只是秦家麟的“麟”字，应为“林”字之误。[1]可是，张先生却没有提及李维恂的名字。当时由于尚未找到中、澳所存之相关档案宗卷，笔者对这些名字本来也毫不知情，因而也无法进一步询问。待到2009年知道了李维恂少校的名字，再去征询张荣煦先生时，他也是经过沉思回忆，才记得李维恂的名字。[2]张先生当年常常出入亚包中国军营，并且还曾担任过中国军营的义务翻译，照理说，他既然对吴棪和陈国樑等人印象深刻，也理应对在这个军营担任吴棪的副手并兼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的李维恂有些印象，至少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但直到亚包中国战俘事件的重新发现，于2008年底至2009年初被海峡两岸网络媒体热炒，李维恂少校也因是少数的几个幸存者而被曝光之后，笔者据此去询问张先生，他才从记忆的深处，把李维恂少校找出来，但是印象却很模糊，远不及他谈论起吴棪和陈国樑等人，甚至一些他交往的中国士兵如前述的胡少成那样，印象深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时的李维恂少校在中国军营中的地位已经下降。另外一个原因，李维恂自己也当面向笔者承认，是他本人当时不太愿意接触当地华侨。[3]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刻意的疏远，张荣煦先生对他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李维恂少校自己后来承认，他当时在中国军营中的权威确实是受到了挑战，并最终被解职，其原来的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的职务由陈国樑少校取代。2009年8月，当笔者有机会到台湾高雄见到李维恂少校时，他主动谈到了这个问题。从访谈中涉及到这个问题时他的语气来看，对于解除他的职位，他仍然显得耿耿于怀，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赵金山上尉。赵金山是李维恂在忠义救国军的同事之一，因赵与同样是忠义救国军系统的副官刘伟宝上尉有隙，在李维恂出面处理赵、刘二人关系的过程中，赵走到了他的对立面，而这个结果最终影响到了他的解职。下面是李维恂少校在访谈中所谈到的下台原因与经过。
"忠义救国军的赵金山上尉早已与副官刘伟宝有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生死相拼。我办公室旁边有一片竹林。有一天上午，赵金山与刘伟宝在此相遇，赵就拔枪打刘，共开了两枪。打完之后，赵就跑了。虽然没打死人，但如何处理此事？我急得不知如何办，中午连饭也无法吃。当时，吴棪就给我脸色看，而赵与陈国樑是生死弟兄，很难处理。次日，陈国樑对我说，一定要对赵严肃处理。第三天，陈国樑又建议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打他一顿板子就行了。我认为这太便宜赵了，就没同意。到晚上，吴棪对我说，把赵交由澳军关押算了。我认为可行，就同意了。但这事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风波，这直接导致将我从大队长的位置上赶了下来。
陈国樑身材高大，本人其实也是老实人，但吴棪却与另一少校姚天谅借此事兴风作浪了，要把我拉下来。姚当时的职位相当于政战主任，实际上在我从军时，姚就是政战官了，好像那时就是少校了，我以前就知道他，只是到亚包才认识他。他们在下面运动倒我，使我无法集中起部队。结果是我下来，由陈国樑担任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最终，赵金山也给放了出来。"[4]
接触到澳大利亚的档案后，我注意到，在亚包的第8地方军区司令官鄂文准将的那些往返电文公牍中，每当向澳军部汇报中国官兵情况时，他提到最多的，是吴棪中校，因为吴是总领队，这完全可以理解；其次则是陈国樑少校，尤其是在处理第二批官兵遣返事宜时，他曾多次提到；但却未见他正面提到过李维恂少校。无论是什么原因，这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鄂文奉命协助处理亚包中国官兵遣返的过程中，李维恂少校的地位已经被陈国樑少校取代。而鄂文认为，陈国樑少校所代表的这些中国官兵，非正规军人，与乌合之众相类，恐怕也多多少少反映出上述中国军营中的这种倾轧所给人的观感。[5]
实际上，无论上述李维恂少校所谈，抑或鄂文准将之评论，涉及的都是中国军营的管理以及内讧事务。这对中国官兵的遣返以及首批与平民一同返国的官兵人数之最终确定，有多大影响，因无资料可循，难以断定。但是，上述中国军营中管理层的内讧却确确实实发生在中国官兵首批遣返的关键时刻，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军营的管理已经矛盾重重，而李维恂少校则是这一内讧结果的牺牲者。
1946年10月28日，澳军战俘管理处处长顾瑞芳上校致函中国驻澳武官署，通告该处负责调查李维恂少校被解职一事之结果，并将相关的文件转送中国方面备案。涉及该调查的文件包括：亚包中国军队总部解除李维恂少校职务之命令副本及译文、吴棪中校此前在澳军调查官面前所做申述之原件与译文、吴棪中校对此事之申述、陈国樑少校对此事之申述、姚天谅少校对此事之申述、李维恂少校对此事之申述。顾瑞芳强调，此事早于9月16日之前就在战俘管理处备案，现在是奉澳军部副官长之令，将调查结果通知中国驻澳武官署。他并且为此特别声明，李维恂少校的解职，是亚包中国军队指挥官吴棪中校所作之决定，与澳军任何机构与部门无涉。[6]从顾瑞芳的报告看，至少在1946年9月之前，李维恂已经被解职。
遗憾的是，在这个与此事相关的宗卷里，没有找到顾瑞芳上校所提及的上述诸文件，因而无法知道吴棪是如何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进行申辩，其余两位少校对这一决定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见，以及李维恂少校又是如何为自己辩解以及这一事件经过的详情。但该宗卷中有一份澳军部于同月23日发往第8地方军区的电文，该电文是询问鄂文准将，在实施平民遣返优先计划之际，吴棪与李维恂二人之中，谁将会随同首批中国官兵一同返国。同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鄂文准将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答复。然而他于11月8日一份回复澳军部的电文中，在说明遣返计划时，明确提到，吴棪将会作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随船回国。因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上述澳军部的询问出于何种考虑，不得而知，但这至少透露出，当时吴、李二人之间的关系颇受澳军关注，内中可能藏有玄机。
因无法蒐集到与此事相关之更多的资料，亦有可能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之故，李维恂少校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没有就此问题透露出更多的细节，当时也不便于对此过多追问，故难以对上述李维恂少校的解职以及他与吴棪中校之间的关系如何作深入的阐释。但这个问题无疑是涉及到了中国军营的管理，进而也对遣返有所影响，因为有迹象表明，吴棪并没有随Reynella轮与首批遣返官兵一同回国。
实际上，吴棪中校早就向澳军部及航政局提出申请，希望在Reynella轮确定启程之前，他本人能以别的方式单独遣返回国。对此，澳航政局在1946年10月22日同意了他的这一申请，并将此批复通告了澳军部。[7]种种迹象表明，一直到12月份，吴棪仍在亚包。但Reynella轮头等舱登记卡上的11名中国军官名单中，却没有吴棪的名字，这一证据表明，他此时并不在该轮船上。而在1947年余下的中国官兵遣返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如上述航政局电文所表明者，吴棪确实是以其它的方式离开了亚包，返回中国。
吴棪单独离开亚包的另外一个证据，是陈国樑少校1947年1月9日致鄂文准将的投诉信。陈少校此时的身份是继吴棪之后，成为仍留在亚包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也是中国军营的总管。他在信中提到，自吴棪离开了亚包之后，中国军营还出了许多事故，要求鄂文出面干预。[8]由此判断，吴棪应该是在1946年12月份到1947年1月初之间，离开了亚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