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极生悲——《南太平洋祭》(34)

第四章 劫后余生(续9)

四 乐极生悲

乐极生悲，古已有训。但尽管如此，这种事情还是常常发生，以致总会出现一些让人扼腕叹息的不幸事故。有时候，甚至因为这样的事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让人无法面对事故发生而导致的残酷后果，当事人也总是尽量避而不谈其原因，以免触动内心的痛苦和种种不适。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乐极生悲的事故也常常给人留下许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比如说，一些在亚包的中国军人历经三年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和沉重的战俘劳工折磨，都能坚持下来，抗住了沉重的压力，忍受了痛苦的煎熬，等来了日本投降，澳军的解救，但却无法抑制因巨大的喜悦过后所引致的不该发生的不幸事故，导致活生生的一条生命，在重获自由之后猝然消失，殊为可惜。

在蒐集亚包中国战俘的资料过程中，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所藏的一批照片中，就发现了一张中国军人死亡后拍摄的照片。照片所附的说明，非常的简短，即：1945年10月24日，在亚包中国军营，一名中国军官因事故而遭射杀。换言之，一位曾因战败被俘而被强制做苦工多年、重获自由之后才个把来月的中国军人，未能等到重返祖国，与家人团聚，并为他所曾经英勇捍卫过的国家继续效力，却因本不该发生或者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永远地长眠在了这个太平洋的海岛上。

1945年10月24日，亚包中国军营，因事故而遭射杀的中国军官。(照片来源：AWM 098236)

由于照片所附文字说明仅此而已，无法透过镜像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故，只是照片中站立在死者一旁的几位中国军人表情显得无奈和惋惜，隐隐约约地透示出，事故显然是来得太突然，也太不值得，但却无法阻止。仅这一镜像的本身就足以勾起无数的猜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死亡？我最初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经多方翻查档案，但没有找到答案。因此，这个事故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一个迷。为此，我曾经设想过导致这个事故的许多原因。比如说，是因某种缘故与盟军部队人员发生冲突而被杀？是因日军投降了，要向已沦为战俘的日军讨还血债时下手太狠，而被执行军纪？或者，是因冒犯长官而被制裁？还是因行为不轨 …… ？抑或是其它不便于披露的什么原因？显然，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假设，但唯一的正确答案可能还是与之相关的档案记载。当时，因远离堪培拉的国家档案馆，只能在当地的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中，淘找相关的蜘蛛马迹，然一无所获。一时间，竟无法探知这位不幸军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当然，事情也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2007年去拜访张荣煦先生时，我特地将上述这张旧照片也带给他看，请他回忆一下，是否记得1945年双十节后，确切地说，是10月24日，有一位中国军人在营地死亡之事。张先生见了照片之后，沉吟片刻，便一口肯定，确有其事，并说曾亲自碰见过这个军人的死尸。据他说，当时好像是双十节后，听闻该军人 ( 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军官，他说不记得是否军官 ) 因喝了很多酒，出现神经错乱，到处袭击人，甚至拿刀要砍人。他仿佛记得听说当时是陈国樑上尉开的枪。当然，这些都是他在事发后听说的。他回忆说，刚好是在事发当天的傍晚，他从纳棠莪侨民营地 ( 战时亚包全城被盟军飞机轰炸夷为平地，此时华人仍旧住在原集中营里，等待在亚包城重建房屋 ) 来到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与那些要好的中国兵朋友玩，并住上几天。晚上他去茅房，赫然发现在茅房旁边的寮棚里停放着一具死尸。他说，当时他是一个半大小子，胆不够大，为此心里边还怕怕的。他依稀记得，次日早上官兵出操，在集合训话时，长官还以此为例，训导在场官兵要保持清醒头脑，不可酗酒，以免乱性。 [1]

也许，张先生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他毕竟也是道听途说，是否接近真相说不准，因而还不能完全解开我心中的疑问。后来在 2008 年见到麦添强先生，他在1945年时曾担任中国军营的翻译，心想他作为中国军营的见证者之一，或许知道此事。但询问的结果也并不如意。麦先生表示，由于年事太高 ( 当时他已84岁 ) ，他已经记不清楚是否有此事，回忆不起来。他解释说，因他当时担任中国军营的翻译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大约在年底左右便离开了这份工作，随后不久也离开了亚包，前往其它城市定居。 [2]

张荣煦先生后来也特别说明，麦先生确实在中国军营当翻译的时间不长，大概在1945年底前后，他就离开了。如前所述，原本麦添强先生是被官方正式委任的中国军人营地翻译，与他同时担任翻译并负责与澳方联络的，尚有一位澳军随军牧师孙信生。孙牧师当时与亚包华人侨民关系甚好，还经常辅导张荣煦的英文。在麦添强先生担任中国军营翻译时，张荣煦先生因与胡少成等中国军人私交甚笃，就常常去到中国军营，与这些中国兵玩耍，然后也住上几天。因他能说国语，广东话又是母语，加上英语亦已应付裕如，故而常常帮助这些中国军人，成为军营的义务翻译。在1946年初，即麦添强先生离开之后，孙信生牧师就跟张荣煦说：既然你常来这里，不如在中国军营多住上一段时间，帮帮我。于是，1946年上半年，张荣煦先生就这样又在中国军营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翻译。 [3]

可以说，张、麦二位虽然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但除了上述张荣煦所得知的传闻之后，仍未能完全揭开这位中国军人死亡之谜。2009年3月，趁着去堪培拉查阅档案的机会，我还特别多方寻求，包括向档案馆人员咨询，想查到相关的档案记载。结果，还是没有收获。4月份，再前往新不列颠岛的亚包，在现场勘查到了这位死亡军官的墓地。因从墓碑上标明的死亡日期，可以确知是上述死者，名叫吴坤，是第86军第67师第200团的上尉。但结果也仅此而已，仍然没有找到其确切死因的线索。

位于亚包卡拉维雅湾的吴坤上尉墓。2009年4月16日拍摄。

2009年8月，我获得机会前往台湾，拜访亚包中国战俘的幸存者李维恂少校。访谈前，我曾想到，在1945年9 月亚包刚刚解放时，李维恂先生是那些幸存官兵集中到卡拉维雅湾军营的大队附，即吴棪中校的副手，当时，在整个亚包幸存的中国官兵中，像吴坤上尉这样军阶的军官也没有几个，那么，作为军营的高层管理者，对于吴坤被射杀死亡之事，显然应该是知情的。因此，非常希望他能帮助解开这个谜。当我满怀期待地问起此事时，李先生却说，记不清楚了。 [4] 这一回答，确实很令人失望。就是说，我的探索，又一次无果。考虑到从南京和浙江来到亚包的二批中国战俘，以前互相之间并不熟悉，他们应该是在1945年9月被解救之后，才集中到一起，但仍然分为二个大队，因而相互间的了解和熟悉，是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不熟悉，李维恂少校故而未对此事上心，从而也就没有什么印象，亦属常情。

虽然有幸访问了三位亚包中国军营的见证人，而且其中之一还应该是最有可能知情的，但均未能回答吴坤上尉的确切死因，这更增加了其死亡的神秘性。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导致吴坤上尉被射杀的呢？看来，只有档案的记载才能最终揭开谜底了。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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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荣煦先生访谈， 2007年9月27日，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2] 麦添强先生访谈， 2008年8月5日，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3] 张荣煦先生访谈， 2009年2月10日，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4] 李维恂先生访谈， 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