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 /程思远

 

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

程思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领导权而归于失败。革命失败后的南京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全中国仍旧是封建割据的局面。对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毛主席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就指出：“国民党新军阀 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半年之后就为历史事实所证实。本文所忆述的，就是一九二九年蒋桂两派新军阀战争的一些内幕。

    一、蒋桂战争前国民党新军阀的对峙局面

    一九二八年六月，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蒋介石就以祭告孙中山先生为名，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军总司令到北京，举行灵前会议，就军队编遣问题交换意见，大家在原则上赞成编遣，但在实施上各有打算。例如：冯玉祥反对过早取消总司令、总指挥名义，俾为有功者留有余地；白崇禧提出反建议，要求自率桂军十万，到新疆巩固边防。因此，北京裁兵会议以及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南京编遣会议，实际上并无具体结果，演成为蒋、桂、冯、阎四派激烈斗争的局面。当时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兵二十万，分驻陕甘豫鲁各省；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占有山西、河北两省；至于以广西军人为核心的桂系势力，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第八路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坐镇两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辖两湖；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统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驻屯唐山、山海关一带。此一形势，显示出桂系从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迄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俯瞰着蒋介石统治的华东地区。蒋对此如坐针毡，必欲去之而后快。
    一九二八年冬，南京、上海一带谣言纷兴，有的说桂系部队将沿江东下，威胁宁沪；有的说蒋的中央军将挥戈西指，直捣武汉。李宗仁为消弭谣言，便于一九二九年初从武汉去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并于一月五日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以期缓和日趋紧张的蒋、桂矛盾。
    一月二十五日，南京编遣会议草草闭幕，阎锡山以回山西太原过春节为名，匆匆离开南京。冯玉祥见大势不妙，也于二月五日突然不告而行，回河南辉县百泉村休养。冯一离京，蒋即私下向李宗仁征询意见，要同李合力对冯。李以为内战一开，将引起连锁反应，认为不可。殊不知在此以前，蒋介石已对桂系下手了。

    二、蒋介石起用俞作柏向李明瑞策反

    李宗仁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胡、陶都是湖北人。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故任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陶钧为人骄横，首先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不甘后人，也一手攫取榷运局。开始胡、陶对第七军按月补助军费，其后就口惠而实不至了。由于分赃不均待遇不等，在桂系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第七军师长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曾向夏威诉苦，要求夏向胡、陶算帐，夏漠然置之。
    一九二八年冬，夏威解除李明瑞师李毅、钟毅两团长的职务，李毅到南京向何应钦反映，李明瑞不满现状。事实上，蒋介石早已通过郑介民及其他人士，获知桂、鄂两军不和，曾派高参周伯甘赴汉口密晤李明瑞，进行策反活动。周是云南人，与李明瑞是韶关滇军讲武堂的同学，私交甚好。周告知李明瑞，蒋桂交锋，势所难免，望能阵前倒戈，叛桂拥蒋。李明瑞以兹事体大，不能单独决定，要同他表哥俞作柏商量，才能答复。俞作柏是广西北流人，保定军校三期同学，在桂系将领中，他思想比较进步。北伐时，他身兼第七军第一旅旅长、南宁军校校长、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难以兼顾，因此，他把第一旅旅长职务交其表弟李明瑞担任。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桂系头目都站在蒋介石方面，唯俞作柏力持异议，从而辞去本兼各职，隐居在香港。
    周伯甘回报蒋介石，认为此事非俞作柏出头不可，遂由杨永泰通过梁五凤，与俞作柏取得联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张任民受黄绍竑之托，从香港乘轮赴沪转往汉口，上船后，发现俞作柏同轮北上，但避不见面。张到汉口后，对李宗仁说，俞作柏必将有所活动，但李不以为意。俞到南京见蒋，得到一笔巨款，就去汉口见李明瑞，通过李明瑞居中拉拢，俞作柏在汉口李荐廷家里同杨腾辉、梁重熙、庞汉祯等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 采取共同行动。这是蒋介石阴谋瓦解桂系最重要的一着。

    三、桂系妄兴鲁案给蒋以可乘之机

    蒋介石见俞作柏在武汉策反成功，有意激成事变，使桂系中其阴谋而不自觉。一九二九年二月中旬，驻长沙的第十九师师长何键到汉口秘密报告，说蒋介石由陆路经江西运送武器补充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所部第十八师，积极备战。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都不在武汉，凡事由胡宗铎、陶钧、夏威作主，他们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度，也没有估计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下的圈套。胡宗铎最骄矜，主张先发制人，四集团军总部民政处长潘宜之更从旁附和，夏威这时患扁桃腺炎，遇事不提意见。这样，二月二十日，他们竟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下令免去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以何键继任，同时派叶琪、夏威两部由鄂入湘，解决鲁涤平部。鲁涤平仓皇率部退入江西。胡、陶是背着李宗仁干的。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告李宗仁说不知为什么桂军入湘进击鲁部。李这时才知道胡、陶胡作非为，事态严重，连忙化装逃出南京，前往上海。
    蒋看到武汉政治分会的行动，完全符合他的所料，因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曾有过“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人员”的决议，而从武汉派兵入湘，又违反了编遣会议关于“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此时兴兵讨桂，不患师出无名了。但是蒋对搞垮桂系，早有整套计划，此刻还没有布署完成，不想过早地暴露。因此，就指使其头号帮凶吴稚晖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来调停鲁案，表面上似乎是对桂系宽大，实际上是借此掩盖正在进行的阴谋诡计。
    鲁案既起，坐镇两广的李济深便电责胡、陶，并建议李宗仁自请处分。李济深本来打算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到上海时，鲁案已经发生，遂迁到法租界“融园”同李宗仁住在一起，会商善后办法。就在这时，蔡元培在吴稚晖陪同下，来上海拜访他们，蔡表示是受中央委托调查鲁案，问李宗仁对此有何意见。李说我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谓这样便有转圜余地，吴稚晖当时提出邀李济深一同入京调停。李宗仁对李济深此时入京是否便当，表示怀疑。但吴稚晖拍着胸脯说：“任潮先生的安全问题，我敢以人格担保。”这样，李济深遂随蔡、吴到南京去了。
    三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作出了下列的决议：据蔡元培、李济深等报告，奉令调查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湘省府一案，遵即详查。认为该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与闻，所请处分，自可无庸置议。又查当日该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委员应予以处分等情。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鲁案似已完全解决，然而实际并不如此，闹剧还在继续演出。

    四、白崇禧出走，李济深被捕。

    蒋介石下令讨桂如上如述，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力量分散，因此，蒋介石瓦解桂系的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而期一举成功。其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 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
    蒋介石又派刘文岛到青岛找唐生智对付白崇禧。白在唐山所指挥的李品仙第八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本来在北伐时，就是唐生智的旧部。蒋介石此时一面令保定行营主任何成浚停发白部军费，一面给唐生智巨款以策动旧部归其掌握。唐到天津，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彼此对脱离桂系，既有钱拿，又有官升，皆大欢喜，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如果不是廖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掩护白出走天津搭日轮南下香港，这个所谓“小诸葛”不免被“扣留解京究办”。
    到了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接到报告，确知俞作柏在武汉、唐生智在天津这两路策反的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李济深进入南京已受到秘密监视。根据上述情况，蒋以为解决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就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发表对付桂系的意见。他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这无异表明，蒋完全推翻了三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要对桂系用兵了。次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蒋即将对李济深的暗中监视改为公开拘禁，送去汤山温泉“休息”。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下令，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二十七日，蒋介石发表“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李宗仁在上海得知李济深被囚，估计战祸无可避免，遂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大力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回广西。二十八日，张为此被蒋撤职。当李济深被囚消息传播后，广州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师长徐景唐等深表愤懑，曾通过省市党部和民众团体电蒋质问囚李原因，声势汹汹。可是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济棠、陈铭枢早已与蒋介石妥协。所以两陈就在三月三十日发出通电，表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两陈这一表态把桂系老巢广西孤立起来了。

    五、李明瑞阵前倒戈，第四集团军冰消烟散。

    二月二十日，武汉政治分会擅自改组湖南省府，且出兵追击鲁涤平部，事实上是蒋桂战争的开始。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即电令徐州刘峙、蚌埠顾祝同、兖州缪培南、庐州朱绍良、新蒲蒋鼎文、扬州方鼎英、芜湖曹万顺、寿州夏斗寅各师密作出师准备。三月二日编成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总司令蒋中正，总参谋长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第一军军长刘峙，辖第一师刘峙、第二师顾祝同、第九师蒋鼎文；第二军军长朱绍良，辖第八师朱绍良、第十三师夏斗寅、独立第一旅陈耀汉；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辖第四师缪培南、第七师王均、第十一师曹万顺、第十二师金汉鼎、第十八师鲁涤平；总司令部直属部队骑兵第二师张砺生；总预备队第六师方策、方鼎英，第四十八师徐源泉。到三月八日，第三军又加入第五十师谭道源、第五师熊式辉。三月中蒋令第一军集中潜山、太湖，第二军集中英山及其以北地区，第三军集中九江、建昌、南昌、高安一带，均限定在三月二十日完全到达。此时冯玉祥雄视中原，举足轻重，蒋、桂双方都派代表对他拉拢。起始他还在观望，可是最后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
    三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冯玉祥已经表态，改订战斗序列如下：以冯玉祥的主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中央军第一、二两军改为第二路军，沿江西攻武汉；在江西各部编成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截断武汉退路。当晚蒋介石即由南京乘“楚有”舰出发，二十九日到九江，亲自指挥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缪培南、夏斗寅各部向鄂东进攻，但只作佯攻姿态，实际上并无具体行动。
    白崇禧在唐山见鲁案发生，逆料大势不妙，曾屡电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人，将兵力撤出湖北，全军集中湖南，紧靠广西后方。但胡、陶舍不得湖北地盘，并错估自己实力，不肯放弃武汉，以致坐失时机。三月二十五日，李宗仁离开上海前，特电汉口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委派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并令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布防待敌。三月二十六日，张华辅遵命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由于夏威患扁桃腺炎入 院治疗，不能到职，二十七日，四集团军总部再令李明瑞以副司令代理司令。第一路守湘东，第二路守青山，第三路守黄陂、祁家湾一线，第四路守阳罗，第五路守三、四两路中间地带。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三月二十八日即在汉口太平洋饭店密约团长以上多人商定，待全部出发到达前线，即采取实际行动反对胡、陶。李并未说明此举是拥护蒋介石，因此没有人表示反对。当晚，李明瑞率所部五旅由汉口沿平汉路出发赴黄陂、祁家湾一带布防。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在九江下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前线并无接触。四月二日蒋海军上溯到刘家庙，俞作柏即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日傍晚，李明瑞指挥其本旅，李朝芳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全旅，秘密集结，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移动，次日凌晨，已抵花园、孝感一带，张贴标语反对胡、陶，后又出布告反对李、白。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闻变惊惶失措，下令从四月三日晚开始向鄂西退却。于是蒋介石就发出通电，说：“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四月五日，蒋介石到汉口，七日任命李明瑞为第十五师师长，杨腾辉为新编第九师师长，后又改为第五十七师师长。
    四月七日，蒋介石起用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官，并派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官，分率所部向荆、沙追击，同时又派孔庚向胡、陶招抚，双管齐下。此时第四集团军由武汉撤退的部队为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师，叶琪师的一旅，夏威师的李朝芳旅，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旅，另外还有警备旅、特务团等等。李宗仁、白崇禧还希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广西。可是胡、陶、夏等以军心涣散，士无斗志，遂通过孔庚居中接洽，向蒋投降。四月十五日胡、陶、夏三人联名由沙市电蒋云：“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二十一日胡、陶通电表示离军出国，夏无表示。一日胡、陶派人送五万元给夏威，说是蒋给他出洋的，夏遂搭英国兵船迳往香港。后来所有在鄂西经蒋收编的桂系部队，完全被张发奎、朱绍良等包围缴械，两广官兵则多为张所收容。李宗仁所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六、俞作柏主持后所采取的政治措施

    李宗仁、白崇禧由上海、天津逃回广西，住容县黄绍竑家中，政治资本丢光了，郁郁无聊，原不冀有所作为。可是四月底，蒋介石忽经由广州陈铭枢转黄绍竑一电，内列四项：
    一、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
    二、广西不准收容由武汉退回的部队；
    三、广西境内的部队缩编为两师，剩余解交中央；
    四、黄绍竑将以上三项遵办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副主任。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蒋的沉重压力下，决定奋起抵抗。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事后只身赴香港，企图与冯玉祥联络。那时广西后方，还有伍廷飏、黄旭初、吕焕炎三师兵力；驻粤北王应榆旅，也受李、白调度，由白崇禧、黄绍竑指挥。这些部队分两路进攻广州，企图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转移政治上的颓势。
    五月二十一日，桂、粤两军在白坭血战，桂军失利，黄旭初受伤，王应榆被俘，白崇禧、黄绍竑遂决定全军撤退回梧，后又转战桂、柳，追击入桂湘军。
    当桂军攻粤时，蒋介石调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由长江运到广东，欲一举捣毁桂系老巢。六月二日，李、杨所部进入梧州，半月后沿江上达桂平，将攻南宁。那时白崇禧、黄绍竑已无兵可调，势难抵抗，因下定决心，退出广西，经由龙州而入越南，这是当年老桂系陆荣廷兵败出走的旧路，现在他们也步其后尘了。
    桂系既倒，蒋介石遂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俞作柏于七月初到南宁就省主席职，以曾如柏为民政厅长，雷沛鸿为教育厅长，梁五凤为财政厅长。雷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与俞作柏一同辞职的，一贯被目为左派人物。李明瑞此次倒戈拥蒋，系杨永泰通过梁五凤拉俞出来策反所促成，故俞委梁为财政厅长以酬其功。
    俞作柏向来思想进步，他此次策反李明瑞阵前叛桂，不过是借此取得广西地盘，从而打开另一政治局面，并非真心拥戴蒋介石。当一九二六年俞作柏兼任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时，曾任命壮族人民的忠诚子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韦拔群同志为田南道农民运动主任，领导右江一带的农民运动。
    当时右江地区普遍成立农民协会，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后因“四一二”事变，俞作柏离开广西，右江农民运动曾受到严重挫折，今俞重返广西主政，自然对右江农民运动重新开展是一个大好机会。还有，俞的胞弟俞作豫，原任第七军第四团团长，是共产党员，此时在俞身边献谋决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切意味着俞将采取一种中间偏左的作法。

    七、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到南宁指导工作

    俞作柏当上广西省政府主席以后，曾要求中共中央派领导人到广西指导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同志为代表到南宁同俞接洽。那时广西革命形势很好：右江农民革命领袖韦拔群来到南宁，向俞作柏领了一批枪枝弹药，就地训练农民革命武装部队，准备重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广西党组织积极筹备九月间在南宁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俞作柏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的入伍生团和第二、三期学生合并起来编成教导总队，由共产党员张云逸同志为总队长。所以当时南宁出现了一股蓬勃发展的革命朝气。
    早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发动的广州事变，把桂系赶出广州，由汪精卫控制的广州政治分会曾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后事败未能赴任，俞曾与汪、张有过历史关系。一九二八年以来，汪精卫一直住在巴黎，看到蒋桂战争结束，又发生了蒋、冯（玉祥）间的战争，认为时机大可利用，遂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由欧洲回到香港，建立国民党地下中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分头和张发奎、唐生智及其他反蒋派系建立联系。
    在蒋桂战争中，张发奎曾被蒋任命为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收缴桂军武器，势力坐大。汪精卫抵港后，蒋对他暗加提防，特令张所部第四师由宜昌乘轮东下浦口，改乘火车到陇海线整编。张估计到浦口时，将被蒋军包围缴械。因此，在他同汪精卫取得联络后，即于九月十七日，由宜昌电蒋提出三项要求：一、撤消蒋介石个人包办、违法乱纪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决议；二、铲除南京政府腐恶势力；三、敦促革命元老（指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张同时立即率部渡江向湘西南下，准备回广西同俞作柏部会合，同下广东。正当张发奎部南进途中，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同俞作柏密洽，望俞作柏、李明瑞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新局面。蒋对汪、俞勾结，原无所知，但对俞在广西采取激进措施，却引起注意。蒋曾电俞，要派吴铁城去广西调查，或由俞亲到南京解释。对此俞都加以拒绝。九月二十七日，俞突发表 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并表示欢迎张发奎回桂，致使广西局面又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八、南宁事变前的广西局势

    李明瑞就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职后，依照蒋介石限定广西军额编为三师一旅。李明瑞的第十五师和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照旧，原广西境内的桂军部队编成一师一旅，由吕焕炎任新编第十六师师长，蒙志任新编第一独立旅旅长。其序列如下：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辖：四十三旅旅长周祖晃，第四十四旅旅长黄权，第四十五旅旅长张之豁。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辖：第一六九旅旅长梁重熙，第一七○旅旅长谢东山，第一七一旅旅长杨腾辉兼。新编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辖：第一旅旅长梁朝玑，第二旅旅长许宗武，第三旅旅长杨义。新编第一独立旅旅长蒙志。俞作柏当广西省政府主席时，挟权势以掌握上述部队，尚能控制广西局面。但等他与汪精卫合作，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后，情况就不同了。不仅原桂系头目吕焕炎首举叛旗，连武汉同他一同倒戈附蒋的杨腾辉也起来反对他，最后李明瑞的心腹将领黄权也叛变投敌。
    局势转变之速，出乎俞、李所料。
    初桂军伍廷飏师参谋长雷飚于九月初从香港回广西观察形势，他先到玉林对吕焕炎说：“俞作柏快要反蒋了，至时你如能联络梁朝玑等旧桂省军人起来反俞，俞氏一倒，岂不是由你继任？”吕对雷说：“你何不到南宁去看看他？”雷表示同意。雷到南宁由教育厅长雷沛鸿陪同见俞，谈了两次，最后俞表态决心反蒋， 并坚留雷飚当他的参谋长。雷允考虑，后却经雷沛鸿留函告俞有事离邕，返玉林向吕焕炎面述访俞经过。所以在俞树起反蒋旗帜前，吕焕炎已叛俞，并通过广东军阀陈济棠向蒋报信。
    九月二十七日，俞、李发表通电，十月二日蒋介石下令免俞作柏、李明瑞本兼各职，任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是陈济棠），杨腾辉为编遣分区主任，又委李明瑞的嫡系将领为独立第五师师长。那时陈济棠遵蒋的命令，于十月七日调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沿西江进入广西，对俞、李施加军事压力和堵截张发奎部。杨腾辉、黄权到梧州和陈济棠、吕焕炎洽妥后，即由吕焕炎派梁朝玑、杨义两旅会同余、香两师进驻桂平，向南宁进迫，由于众叛亲离，李明瑞所能控制的兵力，仅张文鸿、许辉生两团而已。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看到事不宜迟，机不可失，遂与张云逸决定于十月十三日带领南宁军校第四、第五两个教导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迅速作了转移。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第四大队开往百色，李明瑞、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开往龙州。俞作柏随李明瑞到龙江后，取道越南前往香港。后来以第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第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把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建立和扩大新的农村根据地。那里，敌人力量薄弱，特别是右江地区在韦拔群同志的多年经营后，中共在群众中有极大的革命影响，具备着便于防御的地形和补给的物质条件。十二月十一日，举行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后来经过转战粤、湘、赣数省，终于一九三一年到达江西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写下了一页光辉的革命历史。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页166-180，中华书局1979年4月版）